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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二流堂”这些人

“二流堂”这些人

--作者:李辉

“彻底砸烂‘二流堂’!”

1967年6月,《美术风雷》在北京创刊,创刊号为16开,印制简陋,仅22页。

参与组成《美术风雷》编辑部的有美术界的若干造反派组织,几乎覆盖了美术界的方方面面。这恐怕是“文革”中美术界的一个重要刊物。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美术风雷》发刊词。这一火药味浓烈、歇斯底里的发刊词列出了一批人士的名字,包括已去世的齐白石、黄宾虹。名单依次为:江丰、邵宇、米谷、齐白石、黄宾虹、黄胄、吴作人、郭味蕖、张仃、叶浅予、黄苗子、张正宇、张光宇、胡考、郁风、丁聪、郑可等。发刊词还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加上了诸如“大地主”、“叛徒”、“大右派”、“黑画家”之类的限定词,并说:“ 一伙牛鬼蛇神,把美术界的机关、团体、院校变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变成了‘二流堂’。他们窃取了美术界的领导权,专了我们的政。”

从名单的阵容及所用的“限定词”,可以强烈感受到当时美术界风暴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气氛之凝重。同时也可以看出,对某个画家的单独批判,已经-延伸至对某一特殊群体或派别的讨伐。

“彻底砸烂‘二流堂’!”——这是《美术风雷》“创刊词”中的最后一个口号。 由上及下,由政治到美术,由众多当权者蔓延到一个文艺家群体,北京的美术风云如火如荼。

郭沫若取堂名

《美术风雷》的一则“简讯”,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批判动态:

六月初,中央美术学院班系大联合代表会、红代会美院燎原《大批判兵团》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开始向文艺界的大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猛烈开火!

所谓“二流堂”者,就是文艺界四十年代初在重庆的一些自称“社会二流子”的败类所组成的大“沙龙”。堂长是臭名昭著的旧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其主要成员还有:潘汉年、阳翰笙、唐瑜、吴祖光、张仃、叶浅予、黄苗子、张光宇、张正宇、龚之方、胡考、盛家伦、郁风、文怀沙、艾青、吕恩、王人美、丁聪、郑可、冯亦代、戴浩等。

“二流堂”这个在抗战期间形成的文艺家群体,在经历过1957年的一次大冲击之后,如今又将再次卷入漩涡。

“二流堂”在中国文艺界早就声名遐迩,最初形成于1943年抗战期间的重庆。

没有唐瑜的热心慷慨,就没有“二流堂”,因此他被戏称为“二流堂”堂主。唐瑜是缅甸华侨,1930年代初逃婚到上海。在上海,他结识了潘汉年、夏衍和孙师毅,并在潘汉年和夏衍的领导下主编《电影新地》、《小小画报》、《联华画报》等电影画刊。唐瑜性情豪爽,重友谊,喜欢文人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气氛。他的胞兄是缅甸富商,对他常常予以慷慨资助。抗战期间,从香港、桂林流亡到重庆的文人多穷困潦倒,衣食住行一时成为最大困难。唐瑜见来重庆的朋友愈来愈多,索性自己绘图设计,亲自监工建造,盖起了一间可住10多人的屋子。用夏衍的话来说,唐瑜“呼朋引类”,让当时没有房子住的朋友都住了进去。

唐瑜新盖的房子,大客厅里专门砌了一个漂亮壁炉,起名“碧庐”,取“壁炉”谐音。碧庐建成,曾举行过舞会庆贺,重庆文化界名流云集,中共方面的人士如乔冠华也和几位朋友前来助兴。从此,碧庐成了重庆文化界的一个热点。先后在碧庐住过的有吴祖光、吕恩夫妇,金山、张瑞芳夫妇以及戴浩、盛家伦、方菁、萨空了、沈求我等。经常来此的则有丁聪、黄苗子、郁风、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冯亦代等人。夏衍和他们有着密切关系,无形中成为“二流堂”的主心骨。

这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人群体。他们对万事万物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有对现实状况的敏感观察与反应。虽然很难说他们的思想有多么深刻,目光有多么犀利,但近乎透明的性情使他们有着强烈的是非感,该恨就恨,该骂就骂。

由于职业缘故,住进这里的艺术家大都习惯于自由散漫的生活。“二流堂”名称的产生,与来自延安的秧歌剧直接有关。吴祖光回忆说:

给大家较深印象的是从延安来了一个小型的秧歌剧表演,演出的节目是《兄妹开荒》,两个演员是欧阳山尊和李丽莲,这种表演形式大家都未之前见,感觉十分新鲜。在剧中的对话里,听到一个很新鲜的未之前闻的陕北名词,就是妹妹送饭,原在开荒的哥哥假装在地里睡觉,妹妹生气了,骂哥哥是“二流子”,就是光吃不干的懒汉。这个有趣的名词把大家打动了。文艺工作者生活大都没有规律,夜里不睡,早晨睡懒觉,吃饭不定时都是常事。尤其是盛家伦,生活太没规律,而且读那么多的书,却一个字又不写,大家说他“光吃不拉”,叫“二流子”是从他开始的。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志等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互称二流子。郭老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不好?”大家都说好。徐冰叫大家拿纸笔来,请郭老当场题字做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得作罢。但是“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二流堂”奇冤大案》)

1950年代初,“二流堂”中的一些人来到北京,沿袭往日习惯,他们又一起住在东单栖凤楼胡同的一个院落里,是为“北京二流堂”。唐瑜颇为自豪地说过:这个“北京二流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齐白石、老舍、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洪深、阿英、阳翰笙、田汉、叶恭绰、胡风、章泯、吕骥、宋之的、叶浅予、张正宇、吴雪、金山……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如潘汉年、夏衍、黄佐临、张骏祥、柯灵、于伶、张瑞芳等,也都往栖凤楼跑。

在黄苗子郁风夫妇那里,我曾见到过一封叶灵凤1951年9月从广州写给他们的信。这位远在香港的老朋友,盼望着抵达北京后在栖凤楼与大家见面:

苗子、郁风兄:

我在廿二日从香港到了广州,将在廿四早乘车北上,特草此信奉告,当有机会同诸位老友们一叙。你的地址怎么又是观音,又是栖凤?究竟哪一个对?我怕将来找起来很苦。到了北京住在何处,现在还不知道。一切再说罢。今天这里正在打风,从爱群楼上俯瞰珠江,白浪滔天。出去一次,什么都湿透了。匆匆恕草草。

弟叶灵凤 二十三日

“二流堂”里没有客套,没有拘谨,更没有彼此间的利害冲突。大家完全可以抛弃种种顾虑,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感受艺术、学术、人情的愉快。当然,相互之间也会有矛盾,也会有争吵,但那是与政治、公务无关的领域,纯属个人生活的范畴。

随着1955年潘汉年被捕,“二流堂”的热闹转瞬即逝,其中不少人先后被打入另册。据吴祖光回忆,同年,文化部曾做出过一个《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将“二流堂”定性为“反革命政治嫌疑小集团”。1957年,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高汾、冯亦代等“二流堂”成员均被打为“右派分子”。其中,前四位一起流放至北大荒劳动,直到1960年代初才相继回京。

从此,栖凤楼那个小院落,人走楼空,有着十几年历史的“二流堂”不复存在。

“一流人物二流堂”

未曾想,10年之后的1967年,随着“文革”进一步深入,美术界风云突起,“二流堂”再次成了众矢之的。

与《美术风雷》相呼应,1967年10月,人民美术出版社造反组织“红小兵”的小报《红小兵》,与天津南开大学的造反组织“卫东”的小报《卫东》,以“联合版”形式出版了一期批判“二流堂”的专号,用将近3个整版的篇幅,发表长文《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第3版上方,又以将近半个版的篇幅,发表《打倒“二流堂”的黑老板夏衍》。以上两篇文章均未署名。第4版上方,发表《夏衍和“二流堂”的一出丑剧》,文后署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批判‘二流堂’战斗组”。

最为重要的文章无疑是那篇充满讽刺、挖苦、丑化、谩骂语调的长文,一批成就斐然、个性鲜明的艺术家,在文章中完全成了一群“乌合之众”。文中对重庆时期“二流堂”的描述,颇为典型地反映出其拙劣文风。

此文经修改后,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于1967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第5版,题目改为《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作者署名“南卫东”,应是“南开大学红卫兵”《卫东》的缩称。和“联合版”所发表的文章相比,“南卫东”的文章少了几分粗野和谩骂,删除了一些原来较为刺眼的字眼,在公开点名上也显得慎重,除夏衍、吴祖光外,其余“二流堂”人士都没有被点名。另有一组肖像漫画,题为《关于“二流堂”主要人物介绍》,六人分别是夏衍、唐瑜、吴祖光、叶浅予、黄苗子、丁聪。漫画未署作者,不知出自何人之手,虽竭尽丑化之能事,但在捕捉人物形象特征上反映出作者具有一定功力。

近20年来,我和“二流堂”的老人们时常聚会。一次,当我把搜集到的这份专号递给他们看时,他们都哈哈大笑。那次聚会,有唐瑜、丁聪、黄苗子、郁风四位。他们指点漫画,评说“这幅像”、那幅“不太像”,如同闲谈着与己无关的往事。他们甚至猜测,作者可能是叶浅予的某位学生。我请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漫画像上签名,他们也笑而为之。“专号”上提及郁风时,只用了一句这样的介绍:“黄苗子的老婆,现在美协。”她看了,一笑,题上三个字:“没错儿!”

这就是“二流堂”人。难怪诗人邵燕祥赞曰:“一流人物二流堂!”

我很后悔,夏衍、叶浅予、吴祖光三人健在时,没请他们也在这期专号上签名。

据1979年中共北京电影制片厂领导小组《关于吴祖光同志1957年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1970年,周恩来也就“二流堂”问题发表过谈话。《改正决定》写道:

所谓“二流堂”是林彪、“四人帮”矛头对准周总理的阴谋诡计。1970年5月9日周总理明确指出:“二流堂”不是一个组织,“它没有正式手续,不像‘哥老会’、‘青红帮’有个手续,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吃吃喝喝……”并严正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利用所谓‘二流堂’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那不行!”

据当年专案组成员回忆,当时凡与“二流堂”有关的重要人员,都分别成立了专案组,如唐瑜专案组、黄苗子专案组、郁风专案组,这些专案组又与周扬专案组、夏衍专案组相互交叉。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特殊方式,就这样决定着一代文人的命运。

监狱中的独特“艺术形式”

“文革”期间,“二流堂”成员与所有遭遇磨难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承受了不同打击。其中,关进秦城监狱的就有夏衍、叶浅予、黄苗子、郁风四人。

即便身在监狱,“二流堂”人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乐观和坚毅。

叶浅予1968年4月被捕,先后关进3个不同监狱,最后一处是秦城。他说,相比而言,这里比看守所和半步桥监狱条件要好一些,且是单间,还可以从图书馆借允许看的政治书。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写到,他被关押在8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觉得只读书读报太单调,就自己创造了一套练腰的体操,每天来回走动,以免背弯腿僵,造成体形弯曲。关于这一经历,他写得颇为俏皮:“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健康的身躯,将来才能东山再起,否则的话,到了动身的那天,驼着背,弯着腰,拄着拐棍回家去,多没劲!”

与叶浅予一样,黄苗子、郁风夫妇,也以自己的乐观精神和特殊方式,消磨7年监狱时光。

黄苗子与郁风入狱都在1968年9月4日——比叶浅予晚5个月,从功德林看守所到半步桥监狱,最后到秦城监狱。自从受到各自机关造反派的关押之后,夫妇二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在秦城,他们同样不知道,对方也是在同一时间关进同一个监狱,更不知道夏衍、叶浅予也在同一片天空下。

对于艺术家来说,无论处在何种情形下,对艺术的渴望永远挥之不去。在监狱,这种渴望则是一把锐利的刀,刺痛人心。但它又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人充实,让人坚韧不拔地生存下去。

黄苗子自幼从名师邓尔雅先生学习书法,颇有造诣,早在1930年代,朋友们就有过很高评价。但他从未发表过书法作品,也从不以书法家自居,因此,很长时间里,人们只把他视为漫画家和美术史论专家。黄苗子从未停止过书法的研习与探索,在监狱里同样如此。没有纸,没有笔,但他用意念继续揣摩书法。看着墙上滴下的水痕像个字,他就仔细观察其中的结构,笔法。他在想,出去之后,应该用这个方法写字。有时,兴之所至,他会如醉如痴地挥舞着手指,在空中划来划去,寻找一种感觉。在那样的时刻,他的内心充溢着活力。

没有条件写作,黄苗子仍默默地咏诗。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了解到“苏修”占领珍宝岛,“美帝”侵越,便按照报纸的调子来咏诗,完成七律诗12首,总题为《两霸》。没有笔写下来,就反复背诵,用脑子记下来,以此不让诗思枯竭。1975年出狱后黄苗子曾把这12首诗写出来送给李一氓和齐燕铭看,他们大加赏识,齐燕铭还对黄苗子说:“你对杜(甫)诗用功很深啊!”

郁风也从未熄灭过艺术的想象。透过窄小的窗户,她仰望着天空,云的飘动和光亮的变幻让她想到一个个熟悉的画面。她是那么渴望回到大自然的景色之中。放风时,她偷偷抓一把草放在口袋里,然后又抓上一把带土的青苔放进挽起来的裤腿里,带回房间。她将青苔和小草放在肥皂盒里养,浇上水,静静地注视它,看着发蔫的草叶慢慢恢复生机。这是她最兴奋的时刻。

小草生长着。郁风又把每天发的手纸节约一些,用小纸做一个小蒙古包,放在肥皂盒里。小草是树,青苔是草原,还有蒙古包,在郁风想象中,这就是她1950年代去过的内蒙古海拉尔大草原。有时,她用纸再折一个小房子,肥皂盒顿时又成了她的故乡江南。

这便是一个画家在狱中的想象。色彩、情调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单调和寂寞而在她的心灵里失去过。在狱中,记忆成为她重温艺术的唯一方式。唯有如此,对艺术的感觉才不至于迟钝麻木。她永远拥抱着艺术。

多年磨难,命运大起大落,使黄苗子郁风进入深沉的自我反思与历史思考。思想、感情乃至艺术气质,都因之而变化。黄苗子1980年代为自己的一本打油诗《牛油集》所写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确实倒霉,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正是锻炼自己的情操、气质,深刻体验人生,并且不由自主地需要发泄自己感情的时候,“诗穷而后工”,主要是指的这个情况。人生经过惊涛骇浪,往往能够增进自己的艺术成就,“诗穷而后工”是真理,没有安史之乱,李白当了歌功颂德的翰林供奉,杜甫整天地“背人焚谏草”,在朝廷当个拾遗,那么他们的伟大作品就产生不出来。不但诗,其它艺术莫不如是,若不经过明、清易代,石涛和八大山人顶多也不过是和数万朱明贵族一样,吃一辈子皇粮(即贵族大锅饭),庸碌度日而已。

完全可以把这看作夫妇二人监狱经历的写照。没有“文革”中的经历,没有痛心彻骨的痛苦体验,他未必对此有如此深切的认识。他在叙说古人,又何尝不是在向世人袒露自己。

这便是“二流堂”的可爱所在。

性情依然故我,但是,不再那么单纯。岁月赋予他们历史沧桑感,磨难赋予他们沉郁。

另一个“二流堂”人物

读当年“文革”批判“二流堂”小报,有一处令人不解,即在被提到的“二流堂”人员中,还有文怀沙,对他的介绍是“文化流氓、坏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狱”。

据我多年与“二流堂”老人的接触,文怀沙与“二流堂”的人有来往,但彼此似乎并无深交。他们的回忆文章或者闲谈,从未正面提到过文怀沙,相反,如在闲聊中谈及此公,从来都是一种鄙视口气。他们说,文怀沙1964年的被捕入狱,并非“政治”原因,而是生活方面的原因,其行为好像颇令他们不齿。

对于近年来文怀沙忽然间声名鹊起,并被各种媒体冠以“大师”或者“风流”的称谓,“二流堂”健在的老人们颇感意外和惊讶。他们感叹时代变了,对人的评判标准也变了。但是,如果有什么媒体将他们与之相提并论,他们还是会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譬如,2007年,北京某电视台录制一组文化老人节目,分别有文怀沙、黄苗子等,黄苗子获知后,颇感无奈,不住地说:“真要命,怎么把我和他摆在一起了?”

与“二流堂”关系密切的黄永玉,也对文怀沙持鄙视态度。2006年春节,《人民日报》文化新闻版发表黄永玉的狗年生肖漫画,同时还发表了文怀沙的迎新文章,并将两者加框放在一起。黄先生的画是我约来的,遂将报纸送去,他一看,只对我说了一句:“李辉,我该夸你还是骂你?你们怎么把我和文怀沙放在一起了?”

几天后,文化新闻版的编辑告诉我,他们把报纸给文怀沙送去时,他也说了一句话:“哦,黄永玉呀?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无语以对。

文坛诸多事情,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要一一梳理清楚,何其难!关于文怀沙的真实故事,或许以后在另一场合,再详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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