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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秀文:我的“家庭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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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批斗会”

--作者:(深圳)蔡秀文  
      
  多少年过去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在“文革”中“批斗”过父亲的事。

  1965年我小学毕业,那时,学生上重点中学还有保送名额,我们学校惟一一个保送生的名额,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可我刚刚高兴了没几天,就被通知“政审”不合格,被拿了下来——因为我的家庭成分是富农,我的根不红。

  13岁的我第一次体味到了家庭出身给予我的打击,知道自己先天不如人。我没能就读那所远近闻名的“乌兰浩特一中”,就读了家乡的林业中学。为我没能保送进重点中学深感惋惜的小学校长安慰我说:“周总理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要相信党,千万不要难过,更不要消沉。你还要好好学习,将来是可以考大学的。”

  父亲知道我是因为家庭出身受了连累时,接连几天在饭桌上长吁短叹。好在我读了初中后,依然担任学习委员,我的失落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但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同学们都当上了红卫兵,可我当不上,我成了人人蔑视的“狗崽子”,形单影只,昔日所有的梦幻,全从天上跌下深渊,我不知道以怎样的心态承受这份凄楚。

  1967年秋冬之际,我们全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都参加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每天在工宣队的带领下学习“毛选”和报刊社论等,其中最主要的教育是让我们和家庭划清界限。于是,在我们少年的头脑中,被灌输的都是: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有罪,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蛀虫,我们要和他们势不两立。

  为了显示学习班的成果,工宣队动员我的同学小荣站起来揭发自己的父亲是“日本特务”,因为她的父亲会讲日语。小荣揭发之后,她年近六旬的父亲就被送进了牛棚“专政”了。小荣则成为了“革命小闯将”,别人再不敢歧视她了。但我知道小荣很痛苦,她时常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泣……

  我的父亲是林场场长,由于出身不好,“文革”一来,他就被打成了“走资派”,和同样遭遇的林场书记一起去放牛了。那时,我家就住在林场的对面,相隔四五十米远。晚上,林场常常举行批斗会,那打倒父亲的呼声不时传进我的耳膜里,那滋味实在太难受了。我曾经傻傻地问过母亲:“我爷爷为啥要欺负穷人?我爸为啥要和社会主义对立?害得我们这一代低人一等……”

  母亲流着泪说:“你爸爸工作多积极呀,过年都在山上和工人一起过,家里的事情他从来不管。我也不明白他这么干工作怎么倒成了有罪了……”

  母亲的话我是不信的,我是“一颗红心向着党”的,一定是父亲做错了什么。这年冬天的一天,我的“根红苗正”的工人姑父来学校找到我,他说,我想好了,明天你和我回你家去,找你们林场的工宣队联系一下,咱们召开一个“家庭批斗会”,对你爸爸的问题进行批判。

  我那时15岁,虽然很恨爷爷的剥削行为,也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不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但让我在家里开批斗会斗争父亲,我还是觉得难以接受。

  姑父是个能言善辩的人,他做通了我的思想工作,我们的家庭批斗会如期举行了。会前,姑父还教我该怎样抓父亲的几点问题。

  那是一个夜晚,工宣队的队长出席了这个“家庭批斗会”,姑父和我轮番让父亲交代他所犯的“错误”,父亲很认真地回答。我们有时让他坐下,有时让他站起,期间还带领母亲和小小的弟弟妹妹们直呼父亲的名字:打倒××!

  事后,林场的工宣队队长表扬了我和姑父,可我也和同学小荣一样,心里极不是滋味……

  近40年过去了,我每每想起批斗父亲的事,就感到深深地内疚!那时,我虽然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革命行动”,可处在灰色生涯中的父亲面对女儿的“大义灭亲”,该是怎样的心寒呀……

  在后来阳光重新照耀父亲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勇气问过父亲,也没有勇气向他道一声“对不起”……

  如今,父亲已经去世18年了,我愿从灵魂深处向父亲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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