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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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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

--作者:肖陈(乌鲁木齐,退休干部)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位于乌鲁木齐西南郊区的仓房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一条清溪从山坡逶迤而过,渠旁长满马莲和蒺藜,透过渠岸的歪脖子榆树,可以看到一沟菜地,它们养活着散居渠沿的百十户菜农。岗坡上,孤零零立着一间土屋,没有院子,门前土路旁闲置的地里,见缝插针地种了几十棵玉米,玉米已经抽穗,绿叶在风中飒飒作响。

太阳很好。一个20岁出头的男青年沿着渠岸向土屋走来,那个人就是我。

村子里驻有一个四清工作组,除了两名区党委干部,还有一群奉命参加社会实践的在校大学生。我是学生组长,同时也是工作组副组长。站在土屋门口,我犹豫了一下。对要走访的这户人家,我事先多少有所了解。严格地说,土屋的主人不是农民,男的原是铁路老工人,女的是一个残疾人,很少出门。那位老工人我见过几次,满口牢骚和粗话,不堪入耳,仗着成分特殊,不把我们这些学生放在眼里,我对他没什么好感。老两口怎么来到这种地方,我不大清楚。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工作队组长会议上汇报过这个老工人的表现。队长说,贫下中农也要在运动中接受教育,于是他门前那片玉米地便提上了日程,明摆着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割尾巴的任务落在了我头上,我没有理由推托。

土屋没有门,掀开土布门帘进去,从昏暗的墙角传来女人苍老的声音,男主人不在家。等我看清那个人,不由吃了一惊——女人没有双腿,用手撑着挪过来。我做了自我介绍,她说,我知道,你是“尕组长”。西北人都用这个尕字来称呼小辈。闲聊中得知她的双腿是在铁路上拾煤核的时候被火车轧断的。老头退休后,或许是觉得农村过日子容易对付,投亲靠友,就在这路边搭了个土屋,安下家来。四下打量,这个家简直什么也没有,可以说家徒四壁。我替她难过,心里虽然同情她,却不敢忘了我此行的任务。话题很快转到门前那片小小的自留地——玉米地上来。

老人家明白了我的目的,苦笑道:别找我老头子的麻烦,这玉米地和他没关系,是我自己爬出去一点点刨地,一颗颗点上的。你看,都抽穗了。等我收了棒子就平掉,再不弄了行不?我的心软了——是的,她种这几颗玉米,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没有双腿,却刨地,下种,施肥,浇水,一天天守着它们长大……在口粮紧张的年月,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她这样一个残疾妇女靠双手自食其力,我还能怎样她呢?但我很快说服了自己,因为我想起前些天,我支持村里的小青年平了一个国民党老军医私开的自留地。当时,那个瘸腿老军医就曾以这家门前的玉米说事,十二分地不服,弄得我们也很被动。在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不能丧失原则。

那天,我对这位残疾老太太说了很多道理,归结起来是这样几句:贫下中农要带头抵制资本主义,最好自己割掉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我心里想,你要不割,我也不会再来找麻烦,反正再有十天半月苞谷就熟了。给你打过招呼,也算我尽职了吧。

出门的时候,老太太坚持双手掌着身体挪到门口送我,听到她在后面说:尕组长,慢慢走啊!我却一直没再回头。

隔了两天,村里的革命积极分子兴奋地向我报告,那片玉米平了,一株不剩!我问是谁平的?他们高兴地说是他们自己!我怔愣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4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那个没有双腿的残疾老太太的身影,那间土路旁的土屋,那片在风中飒飒作响的玉米,忘不了年轻的时候做过这样一件缺德事!如果我能找到老人的墓地,我会在墓碑前深深鞠躬,说一句:对不起了,老人家!

遗憾的是,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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