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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王小波学英文

王小波学英文

--作者:王小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北京城,也许是因为心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一个晦暗落寞的地方。其实那个时候,虽然家家屋顶上煤烟滚滚,就空气污染程度而言,决对赶不上今天。但只要看看胡同里大片残破老旧的民居,和墙上刷着的斑驳青灰———这可能是世上最令人沮丧的颜色,就足以使人意兴萧索。

  小波意气风发地奔赴云南,又丢盔卸甲地败兴归来,此番回京,没了户口,没了工作,前途渺茫,好像触礁的舟子,心情恶劣,自不待言。套句老杜的诗,真乃“乱世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当时我二姐到山西插队,小波到云南军垦,都没了城市户口,变得没着没落儿。母亲去了安徽干校,老父孤身在家,眼看着这两个孩子,也是百计思量,无法可想。看着他们整天蔫头搭脑,他就建议他们趁着眼下有大块时间,学个一技之长,将来如果时局有点变化,也好混条出路。于是二姐去学中医,而小波拜在黄先生门下,开始学习英语。

  提起黄先生,那可是个大有学问的人,据说光外语就会七八种,其中包括将近失传的古西夏文、古突厥文,只是后来混得不好,落魄了。黄先生是俄语科班出身,当年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的高材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北京当口头翻译。这位老先生在学问上胃口不小,杂七杂八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后来潜心于古代语言研究,干脆辞职回家,靠笔译为生,成了自由职业者。本来也能过得不错,谁料想后来会出了个文化大革命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任何文章都要单位出具证明,担保作者政治上可靠。黄先生没有单位,没人担保,从此断了财路。黄太太虽有份工作,又不幸得了咽癌,一家三口人,每月只靠二十几块劳保金生活。窘迫之极时,竟然到小沟里捉田螺充饥,像曹)芹一样赊粥而食。

  黄先生虽然落魄,然腹有诗书,终不脱衣冠本色。他住在皇城根下的小胡同里,平日里与一班市井中人为伍,便掉书袋也没个掉处。突然得了小波这样一个聪明学生,登时快乐非常。师徒二人,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有不凡的才情,每日里谈天说地,黄桷树下弹琴,苦中取乐,倒也十分相得。

  我跟小波去过黄先生家,那时他家中虽然破落,但处境已略有改善,不再是割粥而食的光景。桌上放着一碗揉碎的烟叶子,师徒二人以纸条卷烟,相对吞云吐雾,在廉价烟草的燃烧中,默默地承受这个贫乏的世界提供的瞬间享受。

  小波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不是从初级读本开始,循序渐进。学了没多少日子,就开始攻读莎士比亚。当然这种办法学英语不是不行,只是学着费劲而已。就像一个人爬山不沿山路走,专往树棵子里钻。他后来告诉我,那一阵子他学了不少中古英语,感觉也不错,只是像学了屠龙术一样无处施展。我怀疑在这一点上他是受了黄先生的影响,因为学英文学到中古英语是僻了点,但再怎么说,也僻不过古西夏文和古突厥文。有其师必有其徒,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小波学英文不走正路,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不走正路的人。从小到大,奖状之类永远和他无缘,正道儿上永远看不见他,如果提起什么旁门左道,他的兴趣可大了。其实那个时候,不走正道儿的人不只他一个,简直是人人如此,大家伙儿都疯疯颠颠的不务正业。工人不做工,农民不下地,学生不念书,和堂·吉诃德先生一样,脑子里灌满了奇思异想,举着长矛,和想象中的邪恶巨人搏斗。至于知识分子,更是靠边站的货,连撒癔症式的革命都没他们的份儿。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加入革命党,只是像阿Q一样,横竖加入不进去而已。

  那年月,知识分子是怪可怜的。自己的本行不许干,想干革命又没人要,干什么都不成,真是动辄得咎。正像茨威格名著《象棋的故事》中的那个家伙,憋得难受,只能干点儿明知没用的事情。据说北京有一位老先生,把一部牛津英文大字典一字不落,从头背到尾,再从尾背到头,每年一次。研究学问,在环境的逼迫下,竟然成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对无聊的排遣。陈景润先生苦苦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小波以他的方法学英文,分明也正在加入这一行列。实际上,即使你用高效率的方法学习英文,又能怎样,学成后难道还能派你出国留学去?还不如在那里铁杵磨针,至少一年到头都有活儿干。

  小波在英文上真没少下力气,这一点你看看他的词典就全明白了。他那本英汉大词典,凡是手能翻到的地方都是乌黑的,翻得越多的地方也就越黑。我猜,如果把这本书送到试验室里作色调分析,保证能准确地得到每一个英文单词在文献中的使用频度。

  小波记单词的方法也和别人不一样。他自称:不用脑子记,而是用手记。办法是把单词放在面前,一遍一遍抄写,总有写会的时候。平时别人问他英文单词怎么拼,他十有五六答不上来。但只要他的手拿起一管笔,就能准确无误地把这个单词写下来。所以他这个办法虽然临池费墨多,再加上糟践了无数纸张,但也有些可取之处。我猜他这个法子是从王羲之那儿沿袭下来,原本是造就书法家的功夫,和学英文风马牛不相及。他这样误打误撞地乱用一回,虽然没能成为英文书法上的王羲之,好歹记住了不少单词,也可以算是独辟蹊径了。

  这样学了几年之后,他终于可以抱着大部头的英文书自得其乐地阅读,按说英文应该是登堂入室了吧。事实上,按科班的标准,他的英文只会了一半。正像一个普通的业余者一样,他对知识的掌握极不平衡。凭着翻烂了一本词典的功夫,他的词汇量相当惊人,纵然及不上那位背诵牛津大字典的老先生,但相去也不甚远。所以他读起书来十分流畅,哪怕科班出身的也赶不上。但是英文的全套功夫是听说读写,读字只占了四分之一。他写英文也可以差强人意,当然流畅的语感是谈不上了。然而,对于一个非英语环境的自学者,你根本无法指望他会成为另一个马克·吐温。他真正糟糕的是听和说。毛病出在他的启蒙老师———黄先生身上,因为他自己就既不能听,也不能说。黄先生的俄语是科班出身,会话自然娴熟非常。但轮到学英语时,他只是凭着对多种语言的理解,无师自通地学了一套哑巴英语。作为他的门徒,小波的会话能力基本为零。

  因为英语口语不好,小波后来到美国留学时,受了不少挫折,也闹了一些笑话。其中最有名的笑话出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加油站。当时他到加油站加油,想给轮胎充点气,就去问那儿的工作人员:“你们有气吗?”(Doyouhaveair?)没想到话从嘴里出来时,竟鬼使神差地变成了“Doyouhaveass?”(你们有屁股吗?)只见那个人神色尴尬,不知道答什么好,说有不行,说没有也不行。这时小波也已经悟出这话说得不对头,于是丢盔卸甲地掉头溜走。一边走一边说:“他八成把我当成了个同性恋”。这件事情,从此被朋友们传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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