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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作者之死

作者之死

--作者:王尧
  
  考证“笔名”差不多是门学问。不必说做古典的,治现代文学的人可能都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以前出题考学生,包括考研究生都少不了这方面的题目。现在若是编当代文学的词典,困难之一是无法考证一些笔名究竟是哪位作者,尤其是“文革”时期的笔名。

  说起那个年代的诸多文章和著作的作者是谁,简直是一笔糊涂账。我在《北大的“旧事”》中约略提到一些批判文章的署名问题。翻翻北大的《文化批判》,你会觉得署名的“艺术”热烈地传递了“文化革命”的精神。兹录部分署名于下,供有兴趣者把玩:颂青、学青、红联、激扬、一兵、青松、逐浪高、狂飙、闻而思、雷达兵、红匕首、迎九大、侦察兵、学门合、五尺枪、全无敌、壁垒、灭资兴无、橘子洲、无限风光、长江横渡、报春、追穷寇、迎春到、千钧棒、红五月、红色清道夫、缚苍龙、换新天、朝晖、一往无前、曾伏虎、东方红公社、反修战斗团、长缨,等等。这些作者大致是北大的老师和学生,以我的阅读,至今未看到有认账的。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当然不会有人用这样的笔名发表文章了,但是这20多年来用这种署名的思维方式署名发表文章的人偶尔还能见到。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陆续知道一些重要写作班子,如“梁效”、“罗思鼎”、“石一歌”、“辛文彤”等的参与者,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如冯友兰、魏建功、周一良、林庚、陈旭麓等。舒芜曾作《四皓新咏》讽刺冯、魏、周、林诸公,一时和者众。对写作组现象的批判是反思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必要环节,这样的反思并不少见,特别是前两年因余秋雨“文革”时期的写作问题引发争论,又把1970年代末期的旧话题炒沸了。我以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如果仅局限追究当事人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尽管这种追究并无不妥,但是仅止于或者纠缠于道德的反省,而掩盖了蕴藉其中的真正的思想问题和制度对知识分子写作命运的安排,可能会使我们的反思远离真实的历史语境。相对于这些“负面”的批判,另外一种情形是,作为“正面”叙述的一些回忆录之类的文章过多地突出了叙述者的遭遇与反抗而忽略了对自身思想命运的真实叙述,将丰富复杂的历史细节删除而完全纳入正史的叙述框架之中。

  近读《中华读书报》记者陈香访问汤一介先生的文章《汤一介和“梁效”》,再生感触。汤先生在记者的文稿上执意写了一句话:“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作为这段历史的思考者,我和这位记者一样眼睛湿润了。细读这篇访问稿,我觉得汤先生的一些点到为止的话,涉及到历史的一些关节点。汤一介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前面说到的北大老师被8341部队的领导找去的时候,心里都挺高兴。类似的说法在冯友兰、周一良先生的回忆文章里也有。组织写作组和参加写作组在当时是一种“组织行为”,而哪些人可以被组织进去,则有主客观原因。周一良在他的《毕竟是书生》中曾谈到这个问题:“1980年魏建功先生去世,周扬同志在追悼会上特意找到我,甚为关心我的情况,安慰我说:‘今后好好吸取教训嘛!’我当时想:‘组织上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入,谈不到经验教训。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是也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样去吸取经验教训呢?’但是,周扬同志晚年出于政治良心所采取的一些感人的行动,我还是衷心敬佩的。所以,他提议让我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我兢兢业业地完成,并把此书敬献给他,可惜他那时已经不能阅读了。”周一良在讲这一番话前已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作为有过反省,因此读者谅不至于对这番话有什么误解。汤一介先生在访谈中说,解放后流行一种说法,哲学家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这样的人,其他人叫哲学工作者,哲学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解释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用他们的思想解释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若是翻阅建国初期的报纸,汤先生这样的说法是很普遍的,陈伯达等就有过马克思主义是惟一的社会科学之类的论述。当各类工作者试图解释主流意识形态时,也有复杂的情形,一些学者的反应似乎也与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有关。这一点常被现在的研究者疏忽。周一良自己便说过当时肯定法家倾向与自己的思想“合拍”:“由肯定法家而承认中小地主有一定进步性,由研究法家著作而引起群众对古典文献的兴趣,这些倾向都与我的思想合拍,因而心安理得。开始批林批孔之前,《北京日报》约我写一篇关于柳宗元《封建论》的文章。……当时流行一种据说有来头的说法,认为奴隶制社会必然分封,进步到封建社会才有郡县制。我以为这种观点与中外历史都不合,于是在文中征引史实,指出这个说法并无根据,意思是力求在‘奉命’的文字中在学术方面多少注入点新意。”

  知识分子能够进入写作组,当然是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后的成绩。1972年以后,部分知识分子已经能够公开以个人的名义写作和发表,但这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作为个人写作的话语权,即便是工人出身的作者也只有在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时才有写作的权利。当年颇有影响的《走出“彼得堡”》一文,详细论述过工人作者的写作权力问题。知识分子以个人名义写作的多数情况也只是个人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转述,这种转述所具有的意义通常被看成是知识分子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当同一个作者既有对主流话语的认同,又在另外的写作中具有反主流话语的思想或思想倾向时,往往又被认为是一种话语策略,我觉得这是过高估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权谋,不同的话语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的矛盾表现。包括转述在内的主流话语写作,还显示了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后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主流话语的一些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尽管这一身份在当时不具有光荣色彩),主流话语的写作也就因此具有了学术性,这真是“文革”时期思想文化的又一个矛盾之处。不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文化建设,但是,既然是“全面专政”,又不能不防止参与主流话语写作的知识分子可能“复辟资本主义”或者让资产阶级思想回潮。所以,在当时的体制内,当局者要对知识分子保持高压和警惕,知识者自己也小心拿捏和“不断革命”。

  所以,即使是那些署了个人名字的论著和创作,“个人”恰恰是缺席的。而集体写作,同样是个人作为“作者”的死亡和消失,我把这个现象概括为“无作者文本”。另外一种“无作者文本”是在“文革”期间大量的“编者按”(有少数是领导人撰写、只是以“编者按”名义发表的指示)。“文革”中的“编者按”所起的作用几乎与主流媒体的“社论”相同,而且更具体、直接。在“文革”出现的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从“侵权”角度去评述显然是毫无意义的;“无作者文本”的大量出现,不仅因为个人无话语权,它在整体上是一个社会失去思想能力后的集体抄袭,是众声喧哗中的个人失语,因此它是体制文本。

  在“文革”以后,学术界对“无作者文本”几乎没有清理,而更多的是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人署名的文本上。因为以我们的习惯,这些“无作者文本”是没有人负文责的,因而也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样的结果使许多参与制造这些文本的人失去了对自己的反省;我想不必用“忏悔”这个词,也不能要求这些人负起什么历史责任,在现代中国,在大的运动中除了有冷漠的看客外,还有众多热情的凑热闹与瞎起哄的人。因此我赞成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应当有人“记愧”:“按道理说,这类人(旗手、鼓手、打手)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如果连惭愧也没有,所谓反思历史又从何说起———没有记愧,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作者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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