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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鲁迅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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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1年4月20日,鲁迅、冯雪峰编完《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后,两家合影

 

鲁迅与死亡

--作者:陈丹青

  大家好:
  去年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了一回大先生。要说的话,都说穷了。今天是海婴先生的公子周令飞拉我再讲一回,不敢推却。既是大先生逝世70周年,我就想一个题目,叫做“鲁迅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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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病重那年,写了一篇随笔,叫做《死》。过了一个多月,他真的去世了。这篇质朴的随笔搁在今古所有谈论死亡的文学中,也是绝品,而其中遗嘱的最后两句,真不愧为堂堂鲁迅,拿去和世界上种种著名的墓讠志铭与临终之言比比看,可谓独领风骚。这两句话,我们早知道的,就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我的问题是:我们果然知道鲁迅先生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两句话吗?当然,要是拿教科书去解释,拿世俗的道德观去谴责,几句话就可以解释———同时消解———这两句话。我只是猜:这遗言要是给但丁读到,伏尔泰读到,拜伦读到,尼采读到,裴多菲读到,萨特读到,甚至给主张宽恕而终于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读到,都会拿鲁迅没办法;我们的曹孟德、李太白、苏轼、李贽之流要是读到了,也会无可奈何,击节赞赏。总之,但凡果真看破人类,看透死亡的人,都会拿这两句话没办法。为什么呢?这是不该追究、不容辩说、不可就事论事的话。我知道,这两句话是许多讨厌的“好人”们讨厌鲁迅、非难鲁迅的证据和话柄———为什么不宽容呀,为什么主张怨恨呀,为什么心胸狭窄,不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等等、等等———我听到这类意思,心里就想:好吧,你们去怨恨去。

  有一次,我倒是想起怀疑论者的老前辈,那位法国人蒙田同志,想起他另两句和鲁迅的意思不很相干,却可以彼此映照的话———“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而正宗欧洲人蒙田先生临终,到底屈服了他所怀疑的宗教,请来教士,做弥撒,还留下两句可敬可怜的老实话:我的脑袋不肯屈服,可是我的膝盖不听话。

  大家想想看,一位,是将近300年前的欧洲人,一位,是70年前的中国人;一个说:“我的膝盖不听话”,一个说:“我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在鲁迅虚构的小说中,许多主角死掉了。他的散文,则写到许多真的死者、真的死亡。描述死亡的小说,世上太多了,中国当代新文学的时髦之一,就是动辄将主角置于死地。可是谈论死亡,则在现代中国,我不知道还有谁写得比鲁迅先生更好看、更隽永、更耐读——古文的祭悼的经典,不去说了。近百年来凡哀悼与纪念的篇章,具有文学的大价值,值得一再诵读者,我愿武断地说,几乎全在鲁迅名下。莫非这是鲁迅的命?我平日闲读鲁迅的文章,不免发现应时因事,他也有急就、疲惫、略显潦草的篇幅,可是写到死亡,鲁迅便即文思泉涌,大见笔力,这不单是说人格的力量,更是驾驭文字的力量。我每读他的哀悼文章,欣赏佩服的不只是沉痛之感,而是他的克制、他的质朴、他的语气的“平”——《纪念刘和珍君》要算他中年格外用力的篇幅,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滥用至今,单就文章论,却是一路写着,激昂上去了,平下来,再激昂上去了,又平下来。到了纪念柔石他们,语调苍老,无以复加。听说柔石身中10弹,鲁迅只用了四个字:“原来如此”。而明明是在纪念,却说是“为了忘却”,以文笔论,何其高明,以身世论,却是平白的老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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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今天要说的意思,不是以上的意思。我要说的,实在是鲁迅与死亡的关系。我不晓得这个题目是否有人早就说起过,如果有,便算我无知———直白地讲,这题目,就是鲁迅的生前与身后,许多位与他亲近、接近的人,或者死得早,或者死于非命、死得好惨,用文雅的说法,就是“非正常死亡”。今天我拟定一份鲁迅身边的死亡名单,算了算,大致15位,以下引述如有不确,敬请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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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柔石(1902-1931)

  鲁迅的父亲(不到40岁,死于病);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陶元庆(30岁上下,死于急病);陈师曾(41岁,死于急病);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韦素园(30多岁,死于肺痨);萧红(30多岁,死于肺痨);柔石(30岁,死于死刑);瞿秋白(38岁,死于死刑);杨杏佛(50岁上下,死于谋杀);郁达夫(50岁上下,死于谋杀);许寿裳(65岁,死于谋杀);陈仪(60岁上下,死于死刑);郑振铎(不到60岁,死于空难);周作人(80多岁,死于迫害)……

  这是以上死者的命?抑或是鲁迅的命?谁在算这命?如果说太迷信,我们或者可以改称为无情的象征,那么,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象征什么?为什么是象征?zaop40(06).jpg

         右图:萧军(1907-1988)与萧红(1911-1942)

        我没有答案。以我对历史的茫然无知,我注意到,但凡尺寸太大的历史人物,有几位的命运,是会使他周围的若干人,因为他,或者不因为他,而死于非命。此刻想到的例子,有毛泽东,还有毕加索。大家知道,毛润之的亲属,六位死于革命,包括长子,后来,还应该加上他的夫人。毕加索,则死前说过一句大不祥的话,他说:“我的死将如海难,周围的小船为之沉没。”结果,他的第三位情人上吊自杀,第四位情人死于疯人院,一位儿子以车祸自杀,最后一位夫人在毕加索大型回顾展开幕前夜,举枪自杀。

  我们考察乱世,或者相信传统所谓“命凶”之类迷信,便发现总有一些倒霉的人,不断承受亲友的死。我就有位老画友持续为父母与三个兄弟操办丧事,直到他孤零零一个人活着。不用说,在战争年代,在某种职业如军人、警察、特工等等之中,必有不少人频频承受他人与同行的死亡。我的祖父,黄埔军人,亲身参加抗战与内战,目击太多死亡,从不谈起战争;我在纽约认识一位犹太老人,一桌子相片,几十位家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文人、雅士,尤其是著名的文人和雅士,类似的个案多不多?倘若在乱世,是否也能找出几位有过类似的遭遇?如果有,甚至不少,那我便要怀疑今天所讲,能不能成为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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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刘和珍(1904-1926)

  现成的答案不能说服我。譬如当时的统治如何黑暗呀,多少志士惨遭杀害呀,等等。我很早就注意鲁迅与他周围的死者,并直觉其中还有未被说出的真实———或“非真实”———我读书太少,非要申说追究,我们需要统计与案例。在大革命年代,也许不少人周围都有一份死亡名单吧?譬如,将范围缩小到五四一代文人,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就我所知,陈独秀的两位公子死于死刑,郭沫若的长子“文革”中被迫跳楼身亡。此外,蔡元培、胡适之、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马幼鱼、沈兼士、孙伏园、徐志摩、谢冰心、陈西滢……在这长串名单中,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哪位像鲁迅先生那样,持续得知同学、朋友、知己、晚生的死,而且是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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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以上分析的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我不做鲁迅研究,只是喜欢说起他。去年我说“他好看、他好玩”,虽是恭恭敬敬心里话,毕竟语出偏锋,有欠珍重的。今天的调子忽然暗下来,什么意思呢?

  我想了半天,想起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那么,鲁迅的命题正好相反:“不知死,焉知生。”从以上这份死亡名单和鲁迅先生关于死亡的态度,我们来看看他的死亡观。

  但以上死者一半是烈士,其死亡的价值或意义,早有教科书不容置疑的定论在——我讨厌一切定论,我欢喜的是鲁迅这个人。我常想,我们活在教科书中活得太久了,而鲁迅先生死在教科书中今已死了70年,他总是被我们摁在是非的某一端,我徒然想要他与教科书分离,讨还我作为读者的私人性,也因此将这私人性还给鲁迅,使他如任何单一的生命那样,无辜一些。

  什么叫做无辜?我愿想象鲁迅在某一个下午忽然闻知又一位良友的死:这便是一个人格外无辜的一刻。鲁迅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他没有理由像专事死亡事业的人那样,随时准备接受同行的死。他固然深知世道凶险,人命旦夕,但在他存活的年命顺序中,并不事先知道谁会死,怎样死法,谁是下一位———鲁迅到上海,安家生子,是他最为安定的10年,平心而论,那也是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相对稳定的10年,而其间鲁迅密集遭遇了朋友的遇难。这些周家的家事,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历史,但我们要分清楚:教科书不等于历史。

  没有人能够还原历史,但我要自己阅读它:以下陈述与教科书多有重合,我来一路试着分开。

  譬如,为什么这些鬼魂与鲁迅老是有关系?依照教科书的解释,是他活在危险的年代。是的,鲁迅时代的世道凶险,今日青年极难想象,而那时的文人教授也多介入政事,扰动国家,以至文人的危险,犹甚于今天的武人。但教科书不会说:危险与危险者从来是双向的:鲁迅生前的各路友朋就曾被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及延安政府分别视为危险。当时与鲁迅往来如瞿秋白、柔石、陈赓、冯雪峰等人,若是套用古话,不存贬义,便是标准的亡命之徒。

  所以鲁迅自己就是个危险者。教科书告诉我们:鲁迅生前长期被国民政府列为通缉犯,被各种思想与势力视为危险———但我想说的意思仍然不是这些。

  鲁迅的早年、中年与晚期,分别历经清政府、军阀执政府与国民政府。实在说,他不是这三路政权的天敌:他是晚清官费的海归派,是民国初年的教育部官员,后来走开单干,靠近左翼,一如胡适的归属右翼———鲁迅的书被国民党一直禁止到上世纪80年代末,胡适的书被新中国一直禁止到上世纪90年代。不论怎么说,这两位五四人物终究不过是不肯安分的文人。而从最高道德看,则鲁迅之为鲁迅,乃因他天生是个异端。

  革命者、政治家,不是异端。异端,是顺逆两面、左右两派,甚至在自己的阵营中也不讨好,并不肯讨好的人。史料证明:鲁迅与左翼,胡适与右翼,均持续发生深刻的矛盾。而鲁迅较之于胡适,尤为异端———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捡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为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我们看见,在政权与死者两面,鲁迅一则咒骂,一则哀鸣,一面叫嚣复仇,一面又洞见虚空,他所惊怵者,不是屠杀,而是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准烈士,但他洞见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磷,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切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他早年说过一句著名而天真的话:“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文句是漂亮极了,可是说这话时,柔石他们都还小,结果长大了,半夜拉出去给枪毙。zaop43(06).jpg

  右图:瞿秋白(1899-1935)

        鲁迅害怕吗?非常害怕———教科书从来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过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什么是死神?就是消失、乌有。直白地说,死神就是一具棺材,一具尸。罗兰·巴特写道:“某日,下完了课,有人以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把死亡讲得如此单调乏味。’”巴特的讲演说些什么,我不得知,但我从晚期的鲁迅那里得知,他看破种种死亡的辩护,试图破坏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鲁迅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在略微平静的时刻,他常以历史的体贴,指着统治方,给古昔的死者入情入理评析他们致命的误会: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与《买“小学大全”记》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鲁迅喜欢宣称失败。除了早年剪去辫子的大快乐,我不记得他曾欣然写到过胜利的向往与狂喜,而死亡的素材他却从来不肯错过:书写死亡,说穿了,正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中国古典作家直到五四作家群,我们很难找出一位作家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像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

  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我总想悄悄诘问鲁迅:他的时代的现实,果真这么糟糕、黑暗,除了血腥还是血腥?或者,在古昔、在他身后,偏偏只有他遭遇了最黑暗的时代么?70年过去了,来回看看,我们理应成熟而同意道:没有一个时代全般黑暗,或格外光明。一如历来的政权夸示太平,并夸张敌党的危险———鲁迅也可能涉嫌夸张了。以他罕见的资质:天性的、道德的、心理的,尤其是文学的敏感,鲁迅一路搜寻并言说目所能及的死亡,而他果然一再承受朋友们不折不扣的死。但在所有能够给出的答案中———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历史的———我仍然不能确定:究竟是鲁迅格外不幸而一再遭遇这许多血腥的命题?还是千百年来运行不息的血腥命题忽然遭遇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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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死亡中,最夸张的死法恐怕就是死刑。终其一生,鲁迅反反复复纠缠于死刑之念———青年时代遭遇秋瑾与徐锡磷之死,是死刑的一课;目击死刑的围观,弃医从文,又是死刑的一课。当晚期鲁迅的青年朋友接连死于死刑,死刑,早就是鲁迅欣然瞩目的图景。

  而鲁迅书写死亡的风格,一开始便即毒辣而透辟,笔法简赅,不动声色,决不为死者说句软话,仿佛他就是死神———辛亥革命可歌可泣,鲁迅笔下不过是一枚人血馒头;阿Q死到临头,鲁迅引我们笑他画不像死刑签纸上的圆圈;眉间尺的复仇过程亦属死刑的执行,描写人头砍落,惜墨如金,连文字都飞快得不及看清,而油锅里三颗脑袋的追逐厮杀,写来神采飞扬。鲁迅研究者无妨搜索鲁迅杂文中提及死刑的大量词语及意像:杀头、剥皮、斩决、枭首、示众、万人争睹,麻木的围观……在他的年代,死刑方式尚处于前现代文明,有如扮相浓重的古装剧,耸动视听。当早年的死刑记忆搜罗殆尽,鲁迅经常借取报端新闻中关于酷刑与死刑的报道,“立此存照”,发为文章,用词严冷,不动声色。然而以上死亡多少凭借间接的消息,鲁迅落笔,靠的是锐利的想象与内心的剧情。但很快他就不必想象,并超乎想象———当砍头进化到枪决,游街示众改为秘密处死,而个别判罪扩大为公开的镇压,鲁迅从横遭暴死的学生、朋友和知己那里,始得领教什么叫做死神。

  这时,鲁迅发现小说已不能承受死亡,从此开始直接书写有名有姓的死。这是他新的人生经验,也是他新的文学经验:他以死讯的刺激换取书写的快感,以这快感,卸脱死讯的创痛。日常调侃中,死刑之念也给他引来轻微的兴奋,在一封闲谈的信中他劝对方不要在意某本书无法出版,他写道,这总要比“子弹穿过脑袋”好得多了。而以调皮的口气讲述残酷,从来是鲁迅的天性。

  但他到底黯然承认游街示众、枭首围观,并非如他早岁蓄意攻击的那般残忍。有如一再推翻自己早年的意见,他发现真的不堪,是他在“略论暗暗的死”之中所揭示的无名与寂寞。这“寂寞”,不在世人不知道,而在明明知道,闷在心里,不敢说,不敢写,更不敢发表。未被书写的死亡岂不等于白死么?而亡者的旅程,有幸者,是进入文学———鲁迅与死亡的真关系,追究下去,其实是死亡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能够承载多少死亡?不入文学的死,太多太多了。古事说不过来,近世,随举二例:我的祖父在国民党军中曾有一支湖南友军在解放前夕因叛变事败,数百人就地解决,连夜活埋;沈从文晚年一再提起他少年时亲眼目击5000名湘军被疑为叛乱,集体处死。在他的散文中便曾以另一种角度描述少年时代目击杀人,好比家常便饭……这些事告诉鲁迅,他会惊骇么?

  可能会,可能不会。鲁迅饱读古籍,是从历史中刻意解读死亡的人。他的解读总归同时兼有两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惊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他人选择沉默,他叫道:看哪!又一条性命!他人激愤慷慨,他却惨笑,仿佛说:从来如此,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因此总想对鲁迅说:除了不死的文学价值,他的亡友们恐怕并不像他高贵优美的悼念那样,果真被赋予难以磨灭、难以褫夺的意义,他们只是有幸认识鲁迅,而鲁迅偏是一位快意于书写死亡的人。历来的烈士与冤鬼,何止千万,仅这几位,一死之后,有鲁迅给他们写写文章,留在纸面上。在纪念柔石的篇章的末尾,鲁迅写道:

  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说对了。那些被他痛惜的“很好的青年”今天都供在烈士牌位上;他也说错了,因为被不断说起的其实是他的文章,而朋友的性命,如今只剩一种可见的价值,即换取鲁迅的文章。而这些为亡友的性命所换取的文章,又换取了什么?

  斯宾格勒曾经说: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会将俄罗斯引向过去,引向东正教;托尔斯泰的文学导致革命,与社会主义。假如我们同意这样的意思,那么回看中国,譬如,胡适的主张可能引向至今未见端倪的民主,鲁迅的文学则天然地襄助革命。为什么呢?前面说了:革命颂扬“牺牲”。近世中国,有谁比鲁迅呈现过更为精彩的死亡文献?而革命果然成功了,理所当然地,在他身后,他的文章乃成为革命求之不得的大礼,他的姓名,乃成为革命的人质与祭品。

  有幸而不幸,鲁迅与托尔斯泰均死在本国革命的胜利之前。这两位异端都应了鲁迅说过的话:“一瞑之后,言行两亡”,此后的俄国,谁再敢写信劝皇帝:“你悔改吧”;此后的中国,谁来出面津津乐道谈死亡,而且是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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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前蹲坐者为鲁迅,后站立者为许寿裳

 鲁迅之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不是寻常意义的利他主义者,但也不肯利己。他确曾试着活下去,像一位人子与人父,同时存心熬干性命,朝死路走去———关于亡友,他似乎话已说尽,于是便有那篇关于自己的死亡的短文:“这样的就算是死下去么?”他自问。语气平静。仿佛中低音。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没有怨恨,没有恐惧,没有遗憾。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

  鲁迅死了。我们没有理由为他伤感。论死因,那是当时普遍的肺病,不算格外稀有;论寿命,虽不长,不能算是夭折;论迷信,殒殁过程不及两天,痛苦有限,诚属善终,是民间舆论的“好死”;论家族,则周家70年来子嗣兴旺,儿孙满堂,所以论“命”,鲁迅之死比五四一代牺牲者及他身后几代文人的各种死法,简直天差地别。

  鲁迅的葬礼,虽非国葬,犹胜于国葬,此后三易其墓,世纪以来中国文人的葬礼与光荣,无人望其项背。70年来,鲁迅一步一步被神化、被利用、被曲解、被架空,是另一大话题,但鲁迅配得上当年的葬礼与哀荣。而死神宽待鲁迅,给他好好的死,也总算送走了中国地面上这位纠缠死亡的人———死神了解鲁迅,一如鲁迅了解死神。但人间了解鲁迅么?覆盖鲁迅遗体的大旗帜写着“民族魂”,我看真是大误会、大讽刺。单说死亡命题,这个民族喜欢思考死亡、敢于谈论死亡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我猜,鲁迅知道身后将迎来大讽刺,所以他决绝———“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这是他遗嘱中最先想到的话。他是“鲁迅”呀,怎可能“拉倒”?怎可能不纪念?鲁迅偏这样说,那是他的醒豁,也是他伟大的“嗔”。在与死亡和解前,他要再次申说他与世人世事的种种不和解。“由他们怨恨去吧,我一个都不宽恕”,看来在死床上一路想想,他最后念及的还是他认为厌恶他,也为他所厌恶的人。

  那是广义的厌恶,广义的决绝,是对人世无话可说的爱。在我读过的临终之言中,格外心仪西班牙导演布努艾尔的话,大意是说:死便罢了,但最好每年让他从坟墓里溜出来,买几份报纸带回去,看看人类在他不在的时候又干了些什么卑鄙愚蠢的事。说了这话,布努艾尔还没忘带一句,说他痛恨报纸与媒体。

  冷看死者身后的人间相,鲁迅多有刻毒而厚道的深论;而揣度自己死后的情状,鲁迅却也究竟说过软话的,然而还是他一贯的顽皮相。在《阿金》这篇短文中,他忽儿笔锋一转,谈到他死后: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得起同乡会。

  夹在描述作天作地弄堂娘姨的词语中,这是顺口一句玩笑话,然而有深意——国民党检查机关特意删去这段话,因政权最怕的是聚众——何止同乡会。70年来,我们开了多少大大小小鲁迅纪念会与研讨会——刘和珍在哪里?柔石在哪里?瞿秋白在哪里?他们也死了70多年了,要不是鲁迅的文章,如今谁还认真说起这些被子弹穿过脑袋的人?(全文有删节)

(2006年5月16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第二届“大学人文节”暨“鲁迅新文化周”讲演)

附注:此文成稿后,请教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孙郁先生:是否有其他学者或文稿专门写过鲁迅与死亡的问题?孙郁先生说,日本人丸尾常喜写过一本书,也谈到相似的话题,叫做《人与鬼的纠葛》,5年前译成中文,但此前我不知道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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