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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林:相遇三次的朋友

相遇三次的朋友

--作者:晓林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到李大申,他16岁。

  大申的妹妹李小青,是我小学里很要好的朋友。我们这代所谓上海人,父辈大半都是移民,小青家祖籍山东。他们兄妹,加上弟弟,三人一色圆圆的脸,长长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黑白分明,很年画。

  小青家住在虹口区山阴路。山阴路是一条小马路,却有点名气。

  在虹口,四川北路是条大路。此路从南京路一路浩浩荡荡向北,撞上一溜房屋后,就向两边分岔。向东的大路是四川北路的延续,向西一条小路就是山阴路。被四川北路撞上的那溜房,正中就是著名的内山书店。这一片当年是日租界。内山的好友鲁迅,就住在山阴路前端一个拐弯的大陆新村9号。鲁迅当年从内山店子里步行回家,也就三五分钟的路。

  这条路结束得特别。李小青家住的340弄,是山阴路的最后一条弄堂。弄堂口并排紧紧竖着两个路牌,一块是“山阴路”,一块是“祥德路”,两条路接在一起,天衣无缝。人在山阴路上走,不知不觉,就跨越路界,步入祥德路的开端。

  山阴路340弄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隔一座矮矮的围墙,相邻的弄堂就是祥德路的第一条弄堂2弄,那是由不到十栋西式花园小洋房组成的另一天地。340弄沿街只有一个门面,是仿西式的仿石砌门楼,方头方脑,门楣上有“积善里”大字匾额。匾额往上,是很洋气的一品彩色玻璃窗。可是,在1950年代,里面的居住已经开始拥挤。直直地走下去,将近弄堂底的29号,就是小青家。山阴路藏龙隐凤,算得上是条文化街。小青的父母是职员,小脚的奶奶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是个普通人家。

  我们就读的祥德路小学是在当时的祥德路底。今天这条路已经被捅漏,掉底了。1959年,我们是盖了三层新校舍招生的第一批学生。那时候,这里还是市区的边缘,学校盖在一片乡村坟地上。父亲曾拉着我的手,去看未来的学校施工,工人正挖着地基,扔出一堆堆棺材板。学校的紧邻是个奶牛场,还有一些老上海留下的印度人。头上包着大大的白缠头,留着胡须,深邃眼眶里大大的眼睛,在小学生们眼里显得面目狰狞。开学后,一些孩子隔着编织得密密的竹篱笆,对印度人喊,“阿三,阿三,老鹰来了!”喊罢就逃命似地奔走。

  后来得知,在老上海,很多印度人都是英国巡捕房雇佣的巡捕,相当于警察。印度巡捕常常缠着红缠头,提着警棍,模样很凶,老上海人把他们叫作“红头阿三”。我这才恍然大悟,那些孩子威胁“阿三”的不是“老鹰”,而是“阿三”们的老上司,英国人“老英”。

  我们家就住在学校对面的弄堂里,上学很方便。那时候这还是边缘地带,人口稀疏,我们小学的学生覆盖范围很大,整条祥德路、山阴路都有我们班的同学。小青就必须穿过整条祥德路来上学,还有一些住得更远的。

  我们就在这个建在坟场上的小学里,一起读了整整六年书。毕业时,印度人和奶牛都不知所终,养牛场变成了小工厂。小青是个很随和的女孩,对小学生来说,我们两家隔着整一条祥德路,离得挺远。上学的六年里,我还是会偶尔去她家玩。我知道她有个哥哥在北郊中学读书,可我去都是在白天,一次也没遇到。经常遇到的是小青奶奶,我喜欢去玩,一半是因为奶奶很喜欢我。

  第一次遇到大申,是在1965年的暑假。

  那年暑假前,我们经过中学的入学考试,录取通知要在开学之前才发出来。那是进小学六年来最堂堂正正的一个暑假,拿了小学毕业证书,却还没有拿中学录取通知书,第一次做个自由人,不属于哪个学校,只属于爸爸妈妈和自己,没有暑期作业,天天玩得理直气壮。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有点心神不宁,同学开始串门,多少有点惜别的意思。

  那个晚上,我去了小青家。那天的感觉和以前都有些不同。他们全家都在,我一开始就有点拘谨。不知怎么,小青向哥哥提起我喜欢下象棋,建议我们对阵。大申大我们3岁,那年是初中毕业生,他也在等候高中的入学通知。他很温和,没有看不起一个小孩子的意思,就在棋盘对面很认真地坐下了。我当时心里鼓鼓地有一种举行成人礼的感觉:在进中学前,一个即将读高中的大哥哥,一本正经和我对弈。黑夜把灯光之外的东西都抹去了,灯光下的景象,如舞台收聚在一起。这一幕在我脑子里永远留下来:暖暖灯光下,一个家。小青的爸爸妈妈看书报,奶奶做针线,我和大申哥哥下象棋。小青和弟弟在一边观战。大申像待一个同龄朋友那样待我,让我感觉很兴奋。我很少这么晚回家。

  那天和大申“战”罢告别,小青送了我远远一程。我们报考了不同的学校,她一向崇拜哥哥,最大心愿就是要进哥哥读书的那所学校。我也一样,报考了自己哥哥读过的学校。祥德路上静静的,开始凉爽下来,深蓝色的夏日夜空,满是星斗。两个小孩郑重道别分手了。不久,我们都随自己的兄长,走向不同的中学。
  
  10年后,第二次相遇
  
  一年以后的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可是必须每天到校。我天天要穿越祥德路、山阴路,也经过小青家住的弄堂。“积善里”那几个大字被砸残了。积善里和祥德路2弄之间的围墙在几年前被推倒了一半,断壁残垣,很是破相。两条风格完全不同的弄堂并到了一起,成了一条跨路界的大弄堂,抄家的锣鼓此起彼伏。这条合并后的“大弄堂”里,至少住了我小学同班的十来个同学。每次路过,不免想到这些小朋友,料想大事不妙。能够看到的是接近路口的我的一个小朋友的家。现在想来,那个安安静静的女孩,也许来自一个基督教家庭。在1966年炎热的夏天,从马路上都能看到,她家连续几天都不断有抄家的人在进出,她家有个小小的院子,只见她父亲在监督之下,翻来覆去地挖坑。过路的上海人对如此景象已经司空见惯。不问就都知道,是这家被怀疑在院子里隐埋了金银财宝,或是枪支弹药。

  小青家在深深的弄底,情况不明。当时我们这些初中新生,正在体验什么叫“自身难保”,就像屋顶和四壁一夜之间消失,家和自己都裸露在无保护的旷野。所有的人几乎都突然枯萎,死了交往的心情。最初的风暴扫过,天并没有放晴。可是人的适应能力蛮强,大家已经渐渐习惯退回野生状态,生活在无遮无盖的荒原风雨中。我们满怀少年遐想刚刚进去一年的中学,早已变成杀戮场,所谓中学新友,今日磨刀相向。令我们这一拨孩子,不约而同,开始怀念一年前小学的天真时光。刚刚有一点松动,就小心翼翼地出发,相互缓缓伸出触角。住在祥德路2弄的达奇珍,是那个“合并大弄堂”里第一个来我家通报消息的:那里的同学几乎无一幸免被抄家。这一点并不出乎我的预料,我听着就像听市井传闻。可是,来自小青家的消息还是刺着了我:小青家是父亲先“出事”,来人抄了家,不久撞火车自杀。大申被公安局正式逮捕了。

  当时,小青和大申都在上海市北郊中学就读,一个14岁,初中一年级,一个17岁,高中一年级。

  我对这个学校并不陌生。我们家是弄堂的最后一排房子,离北郊中学还有好大一段路。在1960年代初,从我们家向北一路望去,是一大片农田,可以望到遥远的地平线。后来,北郊中学高低错落粉色鹅黄相间的新校舍,是这片视野中出现的第一栋楼房。记得那年暑假,二哥一时兴起,画了一幅水彩风景。近景是我家阳台一角,远景是新起的北郊中学,中间是二哥诗化之后牧歌般的田野。二哥对我们家阳台过于简陋不满,在画面上自行改造,添加了巴洛克式的雕饰,其余基本写实。画面色彩轻柔。

  我看着学校建造起来,就以为那是一所1960年代新建的学校。直到前几年,我采访一名住在美国的原北郊中学老教师,才知道它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原名晏摩氏女校,1952年后改名为北郊中学,1960年代初才搬至大连西路新校舍,是一所重点中学。

  可是,在1966年,上海的重点中学是最出彩的地方。北郊中学以教师排队被迫喝食堂泔水缸里的泔水闻名。后来,传来校长朱瑞珠从我二哥画过的校舍跳楼摔断一条腿的消息。她女儿就在这个学校读初一。

  北郊中学1966年底的一次全校大会上,大申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判斗争,戴上手铐被公安局正式逮捕。小青就在现场。可是,这个案子的起因和学校没太大关系。是奇珍告诉我,抄家那天,大申站在门边看着,一声不吭。可是他给中央文革寄出一封信,提出了17岁少年对这场革命的疑问。祸根就是这封信。被捕不久,大申被判了8年徒刑。我听了脑袋木木的,固执地定格在和大申一起下棋的那一幕,很久转不开。

  1969年年初,我们再次各奔东西。小青去了吉林插队,我去了更远的黑龙江。之后,小青的母亲被单位以支援“小三线”的名义,送往南京附近的梅山,带走了小青的弟弟,家里只剩奶奶一个人。小青的奶奶说是地主,从1966年开始,就一直迈着一双小脚,天天扫街。我走过她身边,叫一声“奶奶”,她眼眶就红。

  很快,又是六年过去了。那一阵,由于“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事件,有了新政策,下乡知青中的“独苗”、“独留”可以回城。所谓“独苗”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独留”指的是家里孩子全部去了外地,可以“留回”一个知青,在身边照顾父母。我妈妈开始为我疯狂奔走,办回城。事情却办得万分艰难。尽管我们家孩子都在外地,却有个二嫂在上海工作。街道知青办公室的人坚持说,我嫂子可以照顾我的父母,不用我回城。我就变成个站在政策边缘线上的人,推一推就要被推出去,拉一拉也可能被拉回来。为此全家绞尽脑汁,要不断写申诉、出具各种证明、找人盖章。记得其中一个证明是全家合谋、由我二嫂写、再去她的单位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盖的章,要证明的是:×××同志因丈夫×××同志在外地工作,婚后一直住娘家,其父母年老体弱需要照顾,两家相距甚远,她不可能再来回奔走照顾公婆云云。一个大弯拐回来,拐到应该我回家。

  小青的奶奶独自一人在上海无人照料,小青却不能作为“独留”回来,因为理论上她还有个“留在上海”的哥哥,那就是还“留”在上海监狱铁门里的大申。

  1975年春天,我终于从插队的农村取回户口,被分配在上海市欧阳街道的镜框组工作。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加工组”的街道工厂,是1958年成立“城市人民公社”的遗物,也是上海当时工资最低的工作单位。当初起意是组织家庭妇女出来工作,象征性给点工资,反正她们本来就不是养家的主力。后来逐步吸纳待业青年。1969年之后,先是有一大批因病残留城的知青进来,再下面,就是我们了。生产组以天计工资,一天工作8小时,值7角人民币。当时上海的棒冰4分钱一支,雪糕8分钱一支,干一个小时能吃两根冰棍。

  上海正规工厂一般把工人不愿意做的工种转移出来。我们加工组先是承接镜框的刮粉、磨光和油漆,不久,附近的铝制品工厂又把危险的冲床车间转给我们。我的工作在里间,就是用冲床将铝片冲成饭盒。安全教育劳动保护都是被省略掉的繁文缛节,干了不到一个月,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就被切边机切去一节拇指。

  那一段时间,达奇珍和我来往很多。奇珍从小就是出名的病号,重症哮喘,总是一个学期不来上学,一来就考满分,这时也就没下乡。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加工组,却隶属同一个街道系统,成了三杆子能砸到的“同事”。我们私下交换禁书,还记得那本《丰子恺画册》,就是达奇珍家抄家后的幸存。三个月后,又有新政策规定,我们这批“独留”、“独苗”,可以进一步分配工作。奇珍他们却没有份,政策变换无常,完全没有道理可讲。

  那是1975年7月,我即将离开加工组。一天,大组长开会宣布,要新来一名“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照例有“提高警惕”之类的关照。几天后,同车间的工人告诉我,“刑满释放分子”来报到了,在油漆车间。我装作若无其事、好奇地拐到门口扫一眼,想扫出那张陌生面孔来。谁能料到,在半生不熟的恍惚之间,我惊讶地认出,来的是大申!

  大申“老”了,那个在灯下和我下棋的16岁少年已经不复存在。圆圆的脑袋上是剪得短短的头发,脸颊是刮完胡须后的一片生青。可是,蹲了8年监牢出来,他那双大眼睛温和如故。

  我们还是相差3岁。可是,十年之后重逢,这3岁的年纪,已经被岁月扯平。

  我们不在一个车间,大申在外间油漆镜框,这是大家都讨厌的工作,气味难闻,有毒,还是三班倒。此后几天我和大申上班的时间是错开的,他来上班,我差不多下班。“刑满释放”在当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受监督的罪犯身份。我马上就要离开,心里想着说什么走之前也要给大申一个问候。那天我拖延下班,然后,装作一副很随意的样子走进他们车间,走近大申,大声问候说,大申,我是你妹妹小青的同学,我们一起下过象棋,你还记得吗?你好吗?小青好吗?他好像并不吃惊,他说他记得我,还说他挺好,小青还在吉林,也好。他穿着自己洗得开始发白的藏青色旧衣服,衣服前面罩着长长的围单,上面是一道道各色油漆的印子,斑斑斓斓。大申一边跟我说话,一边不住手地干活。我告诉他,我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还问了小青的情况。聊着天,却能够感觉到空气中的张力,周围的人投来狐疑的眼光,警觉地支起耳朵。众目睽睽之下,我们简短的对话结束了。

  那几天里,我们虽不在一个车间,可我还是在留神,最后感觉他的工作环境尚可,似乎他可以比较正常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

  几天后我就离开了。那时候,我们属于处处都可以发现同道的那么一群心照不宣的年轻人,刚二十挂零,内心在逆反一个外部包围,本能地很小心保存自己,关键时刻常常面无表情。我们游走过上千公里的地界,见过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总是交换一个目光,就能找到默契的朋友,然后,不动声色就分手,各自暗祝对方好自为之。
  
  最后一次相遇

  这次重新分配工作也有一些政策细节,例如“父母缺一”可以进国营工厂,其余只能进“大集体”。我于是去了一个“大集体”的修建队。修建队是新组成的,除了几个老师傅,40个左右新手,全是刚从天南地北农村回来的“独苗”和“独留”。我开始熟悉新的环境,拜师傅,学木匠。

  上班地点是在上海边缘杨浦区的一个养猪场。在猪圈对面搭了一个大棚子,权充我们的工场。中间有粗加工的电刨电锯,主要的细加工全靠鲁班时代的工具。当学徒还不摸门,天天斧锤锯凿,一失手就见血。

  到新单位时间不长。一天,我的手指切了一条大口子,当时的规矩,我们工资每月30元6角,半年后每月36元。病假扣一部分工资,工伤可以不扣工资。去医院验明伤情,拿了病假单,得到三天的额外假期,暗暗窃喜。每周要工作六天,休假很珍贵。我打算去一趟福州路书店。当时,外文书店后面开了个鬼头鬼脑的后门,要查验介绍信才能进去,里面全是国家经营的影印版外语书,我们这类入学无门的,千方百计弄了介绍信,有钱没钱地常在里面转转。

  我家在苏州河以北,南京路在河以南,有几道桥可以过去。我那天选了清静些的乍浦路桥过河。河面不算太宽。我骑自行车,刚刚越过桥顶开始往下冲,突然,听到前面一声很闷的声响。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身边不知从哪里跑出那么多人,前前后后都是,都在往前冲,周遭大乱。我条件反射地赶紧刹车,已经在冲下一半的桥面上,下了车,愣在那里。只见人们向桥下一栋高楼飞跑过去。那栋七层楼房我很熟悉,那是乍浦大楼,楼下是“文革”前的曙光新闻电影院,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来这里看电影。后来它改了名字,叫“外贸会场”,属上海外贸公司。耳边只一片嘈杂,“跳楼了!有人跳楼了!”我有一种要反胃的感觉,脑子一片空白。

  “文革”最初几年的上海,跳楼自杀相当普遍,这栋乍浦大楼也是自杀者经常去的地方。可是,这已经是1975年下半年,自杀已经很少了。我是第一次自己遇到有人跳楼。现场离我只有20米左右,已经围了许多人,我木然调转自行车,逆着人流的方向推车往回走,走出一段骑上车,再也没有上街的心情。

  晚上,达奇珍情绪激动地来找我,进门就说,你听说没有,大申今天跳楼自杀了。问明时间地点,我傻了。在乍浦大楼前的那个瞬间,竟是我和大申的最后一次相遇。
  达奇珍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大申还在那个加工组的油漆车间工作。最近,据说车间丢失了一些油漆。“文革”后期是一种钝钝的日子,大多数人感到厌倦,年轻人百无聊赖,纷纷开始小打小闹地改善生活。工资太低,大家习惯从单位里拿点公家的东西回去作补偿。年轻人拿单位里的东西回去打家具干点私活儿的,很是普遍。

  大申和奶奶的生活想来很困难。达奇珍在自己家楼上,看到过大申在泔水罐附近,捡人家扔下的菜皮回去。可是,我和达奇珍都坚信,大申绝不可能去拿单位的油漆。没有什么道理,有的人就是不会,大申就是这样的人。或者这么说,就是假如说我相信自己会去拿这些油漆回家,我都坚信大申不会,就像他会给中央文革写信,而我断断不会一样。这里没有什么逻辑,只是人的品性不同。

  当时的逻辑,是样板戏《海港》的逻辑,每个单位有“敌人”,出任何事情都是他们在“破坏”。依据这样的逻辑,大申因他的“刑满释放分子”身份,被逼迫承认偷窃,而他拒不承认。当时的工作单位,都兼有无限制不受监督的司法执法功能,一个单位领导,只要高兴,可以随时宣布关押逼供,可以对他做任何事情。一个“敌人”理所当然地没有权利。

  我不知道详情,我只看到25岁的大申从七层高的楼房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1975年底,一年后,“文革”就结束了。

  2001年我回国探亲,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再找找更多有关大申生前的细节。奶奶去世了,小青一家早就搬走。我在山阴路“积善里”弄堂口和29号门口,分别拍了照片。我找到一些大申当年的同学,他们有和大申同一年级的,但不同班。我问起李大申,谁也想不起有这样一个同学。

  我又见到奇珍,聊起往事,聊起大申。那个夏天,和大申一起下棋的景象如在眼前。我讲起,问了几个应该是大申同学的人,都不记得他。我说,我是不是记错了大申的年级。奇珍说,不会错的,因为她的小姐姐达孝珍,是大申的小学同班同学。

  窗外的大街上走着许多年轻人,大申也曾一样年轻。我问达奇珍,再过几十年,当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人们会不会以为,这只是我们这代人编造的故事?奇珍望着窗外,没有回答。

  于是我决定把它现在就写出来,写出全部真实的人名地名。人们假如不信,至少今天还有机会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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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这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大申家附近弄堂一个小朋友家的遭遇,我曾经写出小朋友的真实姓名,意在记录真实历史。最近收到她哥哥的要求,表示,“该文章用实名侵犯了我们的隐私,希望删除。” 只删去我小学同学的姓名。作此注释,说明本文的历史事实并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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