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熊景明:茶馆里的中医

茶馆里的中医

--作者:熊景明
  
  那时,昆明是一座温温吞吞的小城,天气不冷不热,人人不慌不忙,连蚊子也飞得特别慢。1949年“云南王”卢汉不等兵临城下便宣布投降,欢迎共产党来接管。没响一枪一弹,解放军进城了,和抗日战争时的美军一般,见了小孩笑咪咪的,虽没有派发巧克力,但同样和蔼可亲。

  第一阵政治狂风吹来是1952年的“三反”“五反”。市人第一次见到画满毛笔大字的报纸贴在公共场所,“揪出大老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小孩子们从未见过大人这般愁容满面,不言不语。谁又被关了,谁又上吊了。七八岁的小孩听得怕怕的,却不敢问。死亡与大不幸,除非发生在亲近的人身上,否则震惊撞击不到内心深处,尤其对小孩。

  “三老表跳楼了!”仿佛是“和平解放”后,在昆明,在亲戚朋友中放出的第一枪。

  三老表是奶奶后家的侄子,我们称伯伯。妈妈不舒服时,便请伯伯把把脉,开张药单。毛笔字龙飞凤舞,先把药名用中楷抖擞出来,均匀列在纸上,然后不假思索,把每种料的分量在斜下方用小楷标出。看伯伯开药方,就像观小魔术表演。然而,伯伯在我心中的显赫地位与此无关。

  我家伯伯是大光明戏院的会计!我还小,无份看电影,但是年方二八,迷上外国男女明星的七姨、八姨、美姑姑和数不清的姨姨、表姑、表姨却依仗着这位身居要职的亲戚,走快捷方式买电影票。古板的伯伯挑选了四平八稳的会计职业,却落到1940年代电影院这等浪漫的场所。那时年轻的一代,包括我的父母,谁不频频在那虚幻的世界中洒下热泪?据爸爸说,昆明是最早引入西方电影的城市之一。电影院里黑漆漆,第一要紧是男宾、女宾分席。电影开始,众人先起立唱国歌。大光明电影院最为叫座,功劳全在一位全能的职员,兼任“翻译”和配音。他操着地道的昆明话,一会用男声道:约翰问:“玛丽,你爱我吗?”旋即变女声:“我爱你,至死不渝。”听得场子里这辈子未曾闻“爱”字的女眷面红耳赤。

  伯伯的举止、言谈则完全没有外国电影污染的痕迹,和身边最近的人,譬如伯娘,也似乎因礼节而保持着距离和分寸,态度永远温和,说话不紧不慢,从不激动,从不扬高声音。每到我家来必先依序打招呼“大老表”、“表嫂”、“妹妹”、“小及胜”;他永远穿浅啡色咔叽布中山装,不会让任何一个扣子离开岗位,包括四个口袋扣,脚登一成不变的圆口布鞋,皆由伯娘亲手缝制。

  好多好多年以后,我问他,伯伯你为什么跳楼?

  “他们把我关起来,写交代,旁边有人看守。我要求上厕所,不准;我说,‘不自由,毋宁死’,就推开窗跳下去。”我不明白,伯伯这般温良恭谨的老好先生,何以会做出如此刚烈的举动?

  一板一拍的伯伯有更古板的父亲,我们叫“舅爷爷”。他个子特小,着长衫马褂,不苟言笑。舅爷爷是专职中医,想来医术不算高明,每次跟着妈妈去找他看病,从没遇见别的病人来求诊。他们一家那时住在小绿水河巷,小小的三合院老是湿漉漉的。院子当中,水缸里两三条小鱼摆着尾巴游来游去,仿佛是这个阴沉沉的家中惟一充满生气的东西。水缸真大。语文课上读到司马光小时候打破水缸救小朋友,自自然然会联想起舅爷爷家的水缸,课堂上想着弟弟掉下去,我怎么救他,想得出了神。那水是喝的,雇挑夫去井里打水,挑来灌满水缸,这些挑水夫的小腿上都突着一条条鼓胀的青筋,现在当然知道叫作静脉曲张,那时却觉得象征着辛苦和力量。在他家,我就是不肯喝水,那不是要把鱼的大小便喝下去了吗?这个问题知趣的小女孩是不可以说出口的。

  奶奶是父亲的继母,父亲与她并不亲近。母亲则和奶奶的侄儿媳妇、我的伯娘甚有缘,一见面就有讲不完的话,虽然母亲上到大学,而伯娘只念过小学。伯娘能将“三字经”“女儿经”倒背如流。我上小学后,总是临开学发现假期作业还剩下一大半。做不完就注不了册,要罚留级,于是大哭。伯娘每学期都得来搭救我,和外婆、妈妈一道,替我抄大楷、小楷。

  我母亲卧病在床十数年,亲友中伯娘来探母亲最勤。每年新鲜茴香上市,伯娘就来给妈妈做蒸粉肉。先将米浸泡,晾干,炒香;五花肉用酱油、黄酒和茴香粉等香料腌过,以茴香、红薯垫底。我至今仍回味得出蒸笼里飘出的香气。我也学着做,妈妈说我的粉蒸肉和伯娘做的一样好吃。当然不是真的。不过做一道如此奢侈的菜,要花掉一家人半个月的肉食供应定量,无论怎么做出来,都会令人馋涎欲滴。直到1960年代末,伯娘病重,我去看她,才开始察觉伯娘的语言天分。她形容事物,言语生动贴切,不落俗套,一字一句有如画笔,绘出场景、人物。那天她说到谁家有人被斗死了,她去探望,“唉,哭得十行十泪的,天可怜见哪!”“伯娘,伯娘,我下次来要拿本子把你的话记下来。”可惜从此再没有见到伯娘了。伯娘比妈妈先走,真是出乎意料。

  伯伯与伯娘无孩子,二伯伯家却一串小孩,三女一男。两家约定再生儿子便过继给伯伯。万幸为男,令伯伯家免去无后之忧。男孩自懂事便知谁是亲父谁是养父,却对双亲孝顺非常。他生得聪俊乖巧,伯伯写字桌的玻璃下面,压着他3岁时的照片,无精打采地抱着一只美丽的大阉鸡。它是小男孩的朋友,将要变成过年的美食,他伤心极了,父母带他到“国际艺术人像馆”,留下这张合影。“文革”停课,他勤练书法、国画,伯伯把堆杂物的偏房收拾出来,说现在儿子有了他的“小书斋”。儿子从上幼儿园起便是乖学生,可惜读到初中,“文化大革命”便砸烂了那一代学生的“大书斋”。记得有一次去探望伯伯,看到他在小书斋里读狄德罗,我已是大学生了,还没听过这位哲学家呢。

  伯娘家吃得很简单。那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弟弟二年级,家搬到城东,一时转不了学,就在学校附近伯娘家搭伙吃中饭。他们和二伯伯家同住一院,每家负责一个月的伙食,共灶同桌,两家人吃饭,气氛并不愉快,连我们小孩子都察觉得到。一大碗便宜又经饱的南瓜,餐餐傲踞饭桌中央。不由得从不爱动脑筋的我,也思忖他们是否不愿轮到自己坐庄时破费,为何不分开?家训?还送子之恩?面子?(我不吃南瓜,却不敢说出来。只悄悄拨到弟弟碗中。他不告发我,仗义地替姐姐咽下那些老南瓜。每回想起这一幕,我都对弟弟心怀感激)。

  1973年母亲去世后,我们和伯伯家来往淡多了,1980年代我回昆明探亲,想到母亲若在世,一定会要我去看看伯伯,我也很挂记他,才又每年去看望伯伯。众多的亲友中,伯伯家最为知足常乐,一家三代乐也融融。不为没有加入新富的行列而愤愤。伯伯津津乐道儿子的书法成就、媳妇的孝顺、孙女的聪慧。他“礼性”一贯,我去探访,他坚持要带上礼物回访。有一年我回去参加一项国际扶贫项目,住的地方离伯伯家很近,伯伯撑着拐杖,拎着水果来看我。看到我们在客厅谈话的两位澳大利亚专家,虽听不懂我们在讲些什么,但这位相貌慈祥的老人给他们缥缈如仙的感觉。

  伯伯年轻时为自由纵身一跳,虽未遂代价是终身不良于行,离不开拐杖。他后来多年在一家小小的印刷厂里做驻厂医生,拿一点能维持起码生活的薪水,同时义务为亲友、街坊看病。他曾在翠湖边水晶宫巷一带住了许多年,水晶宫巷的茶馆成了伯伯退休后的“诊所”,没公费医疗福利的穷街坊,常来找伯伯看病,也聊聊家常。1990年代初,伯伯家搬到城西去了。儿子分了新房子,伯伯仍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拄着拐杖走到水晶宫茶馆,这段路初时一程还不到一小时,一年年过去,伯伯的腰越来越弯,路越走越长,最后几年,上身几乎与地面平行,走得十分吃力,走走歇歇,两个多小时才挪到家。他仍不顾大雨、不避烈日地坚持,说是“生命在于运动”。路人有时停下来,向这位步履维艰的老人投过奇异的眼光;伯伯则报以微笑。今天我回忆起伯伯来,想到的便是他淡淡的慈祥的微笑。

文章版权归《南方周末》所有,转载请与写作版编辑联系
(Email:
ml1982@vip.sina.com)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