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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树榛:记马员生

记马员生

--作者:程树榛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被分配到黑龙江富拉尔基新建的一个工厂工作。这个工厂是国家重点企业,属于当年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有职工两万余人,负责生产万吨水压机、大型轧钢机等重型机器产品。我因为大学读的是机器制造专业,故被分配在工厂的设计处做产品设计工作。

设计处的处长是一位资深共产党员,名叫马员生。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入了党,介绍人之一是王若飞。当时马员生就读于河南开封某大学,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革命者。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屠杀共产党人,马员生是河南反动派缉捕的重要对象。迫于当时情势,马员生被党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离家出走的日子,竟是他新婚妻子过门的次日。

马员生到达莫斯科后,成为东方大学一名正式学员。当时的东方大学聚集了许多国家、地区不同党派的革命者。年轻人思想活跃,常常不自觉地被卷入某派别和社会思潮中去。马员生由于爱独立思考,在一些问题上,和同学产生了歧见。在斯大林的苏联搞大清洗、大屠杀的年代,马员生因此成为肃反的对象,被捕入狱,继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

在西伯利亚,他发挥了他的技术专长,从而受到管理者的赏识,让他专门从事机械修理工作;劳改期满后,又被分配到一个小型机器制造厂。凭着他的真才实学,当上了工厂的技术科长,同时,娶了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姑娘,算是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正好,斯大林逝世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神坛上请了下来。随之,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马员生有幸也在平反之列。当局郑重通知他:当初加于他的一切罪名都是“莫须有”的,他现在完全自由了,今后何去何从,由他自己选择。

此时,马员生已经知道,祖国这些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迫切需要大批建设人才。马员生当机立断: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遗憾的是,俄罗斯的妻子舍不得自己的家乡和父母,不愿随行。但马员生去意已决,报国心切,顾不得儿女情长。妻子还算大度,答应让他们的三岁儿子小沃瓦随同父亲回国。

凭他的资历和社会关系,完全可以在北京谋取一个职位。可是,他不是一个贪求享受的人。他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回国的。经过多番调查研究,广泛咨询了老战友的意见,他决定到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工作,这是他的老本行。

当时,重机厂正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厂内已聘请了几十位苏联专家。对他这位从苏联回国的中国技术专家更是竭诚欢迎。调转手续很快就办好了。

工厂给他们拨出两室一厅的房子,任命马员生为工厂的工艺处处长,掌管全厂的生产工艺大权。至此,无论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他确实“得其所哉”了。

他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多年立志报国,今天夙愿得酬,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所以,他在工作上大刀阔斧,在业务上勤勤恳恳,为提前建成工厂、制造出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套1150大型轧钢机,立下了卓越功绩。因而在1960年代初,工厂又让他改任更重要的岗位--设计处处长,并被选举为工厂的党委委员。特别是,国家又给工厂下达了更重要的任务:设计、制造3万吨模锻水压机、2800热冷铝板轧机,均属于世界尖端产品,设计处的担子是很重的。老处长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工厂的厂报上撰诗以言志,其中有这样两句:

鞠躬尽瘁学诸葛,
发愤图强效老泉。

这时,我正好在设计处任设计师,是马员生的部下,所以对此记得很清楚。

在设计处,我先是搞强度科学研究,后来又搞技术情报工作,这两项工作他都抓得很紧,所以我和这位处长处得很热络。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工作间隙,经常和老处长一块漫话文坛,畅谈文学。我们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但是,就在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卷到了边疆。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这个数万职工的中央直属企业,得风气之先,立即卷入这股浪潮中去。造反狼烟四起,工厂领导纷纷落马。

设计处的造反派,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马员生,罪名是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外加一个“老托洛茨基分子”。前两项罪名带有普遍性,问题不大;第三个罪名,就严重了。神通广大的造反派不知从哪里搞到的材料,竟把老处长1930年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所犯的“错误”事实重新翻了出来,新账、老账一块算,于是,马员生就罪加一等了。他的罪行,竟然比头号走资派厂长还严重。因此,他很早就被送进了“牛棚”隔离审查。

我与一些平日和他过从较密的人,变成了他的“黑爪牙”,时刻被造反派用各种方式敲打。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反右斗争时又受了处分,发表的文章中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错误;另外再加上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钢铁巨人》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丑化工人阶级--这些“罪证”,已经足够我喝一壶的了。造反派说:你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又和马员生那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起打得火热,沆瀣一气,现在不彻底和他划清界限,不老实揭发他的罪恶,能够过关吗?

其实,我早就已经和他“划清界限”了。我们科里给他写的大字报,我都签名了,在批斗会上高呼“打倒”口号时,我的声音也不比别人低。可是,在造反派看来,这远远不够。“凭你和他的关系,应该拿出‘干货’来!”有人在提醒我。

说实在的,“干货”还是有的。比如,对“大跃进”的看法,马员生不止一次和我说:这是“发虚火”、“说梦话”;对批判彭德怀元帅,他极为反感,说:这是“闭塞言路”、“诬陷忠良”;对日趋发展的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现象,认为是“走斯大林的老路”、“步斯大林的后尘”;对中苏两党的分歧、中苏两国的交恶,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对于翻烧饼似的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是上头某些大人物不管人民疾苦“瞎折腾”,等等。这些言论都是我们两人在闲谈中马员生随意说出来的。在当时看来,它们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干货”,哪一条讲出来,都会在马员生“罪证”的天平上加上重重的砝码。

这些“干货”,我能够揭发吗?这种落井下石、出卖良知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做得出来?

可是,造反派又时时刻刻威逼着我,让我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开大会批斗马员生让我陪斗,恭听对他的严厉批判,给我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召开小型的“劝导会”,对我“个别攻心”;晓以“大义”,示以利害,步步进逼,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我感觉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万全之策”。

我想起了马员生发表在工厂厂报上的那首诗。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对马员生那句诗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大字报中说:马员生身为共产党员,不去学习无产阶级的英雄雷锋、焦裕禄、董存瑞、黄继光,搞好思想革命化,而要学诸葛、效老泉,其目的何在?诸葛亮乃是封建帝王的宰相,苏老泉乃是为皇帝歌功颂德的文人,学习他们,意味着想走回头路,重回封建社会--实际上是想复辟资本主义。用心何其毒也!

这是无限上纲,充满污蔑不实之词。但是,造反派看了却很过瘾。他们没有这样的“文采”,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平的大批判,他们表扬我:这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干货”,你是动真格的了。

可是我的心头却在悸悸作痛。在批斗会上我不敢直视马员生的眼睛;在上班路上我低下头来走路,不愿意和别人搭话;我更加害怕听见造反派头头的表扬。

这一关终于被我闯过来了,对我来说算是“蒙混过关”吧!

漫漫长夜,熬到了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全国人民大多从疯癫的狂热状态中清醒过来,“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也随之降温不少。“牛鬼蛇神”们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一些;马员生也被从“牛棚”中放了出来,允许回家继续交代罪行。有几次在上班的路上我碰到了他,他首先对我笑了笑,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可是,我立即想起了我的那个“革命的大批判”,觉得无颜面对他,匆忙低头走开了。我希望将来在合适的时候,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好好地向他做点解释,以解除我内心的愧疚。

但是,我没能等到那个时候的到来。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在下班的路上,他意外地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农撞倒了,立即人事不省,被送到医院抢救。经医生反复检查,诊断为头骨损伤导致脑出血,不到两天,便停止了呼吸。一位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走完了他曲折的人生路。呜呼,哀哉!

为此,我心里总是觉得欠老处长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

(作者为《人民文学》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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