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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治春:我怎样批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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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批判老师

--作者:宁治春

  1975年春,我们高一班新换了一位语文老师,新老师姓项,30岁左右的年纪。听说项老师是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学校安排一个数学专业的人来教我们语文,同学们都感到有些不解,也颇有些好奇,猜不透这个数学老师,教语文课会是怎样个教法。

  项老师的第一堂语文课,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手里拿着语文教材,却自始至终都没有翻看一次,讲的内容也完全不是课本里的内容。他用了一整节课的时间,给我们讲了鄂华的小说《自由神的命运》和高缨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自跨入校门以来,我们的语文课除了鲁迅少数几篇文章外,大多数都是领袖著作和语录,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课外读物,因此每次上语文课,即便爱好写作的我也没有多大兴趣。如今听了项老师的这一节语文课,就像在我们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兴奋不已,下了课还围着项老师问三问四,没任何生疏感。从此,项老师的语文课成为我们班最受欢迎的课。

  那时,我的语文成绩在班里是最好的,班级甚至学校的壁报栏上,每期都有我的所谓诗和散文。大概项老师也知道了,有一次他拿出一摞有些发黄的杂志给我,要我好好读。我万分激动,几乎是用吃馒头一样的速度把那些杂志读了一遍(不过,到现在我能想起的仿佛只有一篇叫作《道听途说的故事》的小说)。后来,项老师又零零散散地给过我几本旧书看,当然,也经常就我的作文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在他的指导下,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到全班同学喜爱的老师,却“倒”在了我们班同学的“枪口”下。这扣动扳机的诸多手指中,也有我的一根。

  那是项老师任我们语文课老师的第二个月,在一次上课时,项老师点名要一位姓高的女同学背诵课文。这位女同学学习并不差,但不知为什么,那天她居然背得错字连篇,项老师刚批评了她一句,女同学竟大声反驳,口齿之伶俐几乎让全班同学都有些瞠目结舌,项老师大概也是头一次遭遇到这种事,很吃惊也很生气,一时忍不住说:“你看你歪着头这个厉害样子,像个地主婆。”

  就是项老师气头上的这句话,给他惹来了大麻烦。姓高的女同学上数三代都是根红苗正的贫农,父亲还是村里的贫协会长(“文革”中的一种群众组织,即“贫下中农协会”),哪能受得了这种污蔑,于是她一状告到了校领导那里。而这之前,已有人举报项老师在课堂上宣传“封、资、修”,而他又对校领导的批评充耳不闻,几件事加在一起,学校于是一纸通告下来,勒令项老师停课检查。

  项老师却不服,拒绝作任何检查。领导震怒,立即组织人员到我们班进行调查、取证。由于同学们都知道项老师曾经给过我一些“文革”前的旧杂志看,自然我便成为重点调查对象。面对着几个表情威严的革命老师,耳听着那些大得吓人的革命道理,我只好如实交代了项老师的所谓“罪证”。

  几天后的作文课上,新换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文内容,竟然是关于项老师怎样利用课堂大搞“封、资、修”的。我虽然并不太懂得项老师在班里讲几篇“文革”前的小说与“封、资、修”有什么必然关系,但终于还是完成了新老师交给的任务。不久,在学校的墙报栏里,我发现了我那篇已被革命老师改动得火药味更浓的作文,作为范文贴在上面……

  项老师没有再回到讲台上去,他受到的惩罚是:今天拿着扫帚打扫卫生,明天拿着油漆刷学校大门。直到放暑假我们离开学校,他的问题仍然没解决。

  暑假结束后,我们回到学校,项老师却不见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由于项老师拒做检查,被调离到了一所更偏远的学校。后来又听说,项老师在恢复高考当年,考入了山东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分配在省城某大学,先后任数学系、校教务处主任。

  尽管知道项老师的工作单位,我一直无颜跟老师联系。虽然那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这也不能成为原谅自己的理由。用老师培养的写作特长去批判老师,这一件不光彩的事让我内疚了三十多年,这将是我一辈子的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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