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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存廉:山坡上的村姑—李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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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上的村姑—李牛花

--作者:卢存廉
  
  1965年10月,上级抽调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这是“大四清”开展以来第二次抽调干部下乡。第一批是“机关里的精兵强将”,而我们则是后援和补充。上级要求我们“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嘉兴市委副书记在动员大会上说得很明确:“不许强调客观困难,不许讨价还价。谁如果说自己的身体不好,谁就在腰里挂上药瓶子,向农民借个长凳子,到田间参加劳动!”

  记得那天刚过完国庆节,上级一声令下,就叫我们上路。我告别了刚刚做完人工流产躺在床上的妻子和不满两周岁的女儿,用竹扁担挑起自己的全部行李,步行到嘉兴火车站。比我先到车站的队员已经不少,旁边还有一大堆赶来送行的亲属,脸上都没有笑容,个个默默无语,有的还在偷偷抹泪——此去不知开往何方,更不知何日可归。

  火车载着我们朝南开去。开过杭州不久,到达一个小站。带队的人叫我们统统下车,然后又吩咐我们各自挑起行李继续赶路,大约走了12里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到达一个公社所在地。这才知道,我们搞“四清”的地方,是萧山县戴村公社。

  我们边吃饭边听带队人向我们宣布纪律,好像当年八路军要开辟敌后根据地,“以最严明的纪律、最简陋的装备,在最艰苦的环境下去迎接新战斗”。午饭后已是下午三点多,命令我们立即分组出发,奔赴指定的生产大队。我们小组共计11人,目标李家坞。

  这是我第一次跨过钱塘江,来到“上八府”。这里气候温和,风景秀美,是个半山区。山不高,分散,少有连绵起伏的山峦。山与山之间是平展耕地。一眼望去像碧绿海洋,一座座小山就像突出海面的小岛,郁郁葱葱,使人心旷神怡。

  李家坞与众不同,坐落在一个山坳,背后是百米以上的高山,高山伸出双臂,由高而底,向前延伸,形成一个圆形包围圈,像母亲怀抱婴儿一样,把李家坞这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抱在胸前,只有从东南方向入口处,才能看见大队全貌,全大队土地都在双臂包围中。黄昏时分到达目的地,有老队员为我们联系好住宿人家。我被安排在下中农李裕定家。我们队员轮流烧饭,在大队部集中吃。上级通知我们,新队员进村后暂时一律不介入政治斗争。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吃透”中央文件,二是学习老队员经验,三是初步了解农村情况。

  当时中共中央对农村工作的文件很多,都是最新制定的政策。“浙江省社教工作团”为了我们便于学习掌握,将文件汇编,发给我们人手一册,简称《一百五十一条》,这是我们工作的武器,也是我们一切言行的准则。

  进村第二天就进入了每一天的紧张学习,从第一条开始,咬文嚼字,深入讨论,不时展开争论。组长曹洪源是个身材高大、气势豪爽、心胸宽阔、勤奋好学、颇有幽默感的山东大汉,土改时当过区长,现在是一个大公社(包括三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曾在撞入赌场去抓赌时手枪走火,打死了自己带去的一名干部,因而被判刑一年,监外执行,此时期满不久,刚刚恢复党籍。他把我们的学习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轻松愉快。他还带我们每天早晨爬小山,一有机会就爬大山,并在山上吟诗作赋,讲一些笑话。

  一次我们爬大山。山坡与地面约成70-80度角,崎岖险峻,累得我们上气不接下气。不料爬到中途,从山上下来一位农民,肩上扛着三根刚刚砍下的大毛竹阔步而来,只因我们挡了路才停下脚步。我看着他肩上碗口粗、足有五六米长的大青竹,就问他三根毛竹有多重,他说大约一百五十多斤,我们都很惊讶。我看他大约是三十多岁,不料一问,才知道他已经五十多岁,这更使我们惊叹不已,山村农民居然如此健壮!然而不久我就得知,这里农民寿命并不长。尤其是男人,全村没有一个超过60岁。原因很多,其中多数人是患关节炎而死。山间有一小溪,从李家坞鳞次栉比的木屋中间婉转流淌而下,农民们的吃、喝、用,全靠这条溪水。他们每天劳动完毕,都要到溪中去洗脚洗身。满身的汗水,在冰冷溪水中“激”,很容易得关节炎。村里有好几家有严重患者在最近死去。

  我的房东李裕定是个憨厚的农民,头戴一顶绍兴帽,很像鲁迅笔下的“闰土”。那年他39岁,刚娶了27岁温柔贤惠的妻子,我住在他家二层楼顶阁楼里。可我每天要赶到大队部去吃饭,所以很少有机会找他聊天。有一天我有意地提前吃完晚饭回去找他们夫妻俩聊天,可他们听不懂我的话(无论是普通话还是嘉兴话),只是腼腆地向我微笑。我问他:“今天你俩收的棉花,是队里的还是你们自己的?”他似乎听懂了,回答说:“吁——哟!”我又问他:“你们吃的山芋,是队里分给你们的,还是自留地里的?”他又回答说:“吁——哟!”我明白了,他说的是:“我自己的哟!”于是我点头,他笑了。然后他就比比划划地指着坡下一户邻居对我说了一堆话,我隐约知道了邻居的女儿得了关节炎,心中不免一震。

  第二天晚饭后,我照样提前回去,直奔邻居家里。说明来意,主人立刻唤他女儿从里屋出来。他女儿艰难地“挪”出来,坐在床上,两眼直愣愣看着我。我告诉她,我是工作队的,特意来看看你。然后我就问她:

  “你这病生了多久了?”
  “一年多。”她似乎有点文化,听得懂我的话。
  “一年前你能下田劳动吗?”
  “当然,一年前我好好的,不知现在怎么这样了!”她伸出手给我看,手腕关节突出,比手掌还宽。脚腕关节也是突出的,比小腿还粗。瘦小的身子,满身粗硬的关节,不能自由弯曲,连穿衣都困难,她哭了:“卢同志,你看我,去年放牛还能翻过两个山头,今年怎么连家门都难出了?我将来怎么办啊!”

  我问她:“你今年几岁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19,叫李牛花。”

  我又问她爸爸:“你有没有带她到医院看过?”她爸爸说看过,但看不好。

  李牛花得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也听说过这是一种难治之症。但我听说公社里驻扎着上海巡回医疗队,所以劝他再送女儿去看看。可是他说:“不去了,我家的钱都花光了,再去看只有卖房子了。卖了房子也看不好,怎么办呢?”

  我说:“可是如果不去看,她既不能劳动,又不能出嫁,你岂不要养她到老?”
  他说:“没办法,只好走到哪里算哪里了!”

  听了他的话,我通宵未眠。我不忍心就这样下去,决心自己送她去找上海医疗队。

  第二天我向组长请了假,只说是到公社去一趟,并未说去干什么。我向农民借了一辆独轮车——这是山村里惟一的运输工具,找了一根绳子,要送李牛花去看病。不料在整理车子的时候,被我同组的队员韩志海看见了,他问我要干什么,我就把实话告诉了他。他说:“那怎么行?独轮车很难推,你又没有推过,你不怕翻到山沟里去?”我说我小心点、慢慢推,总是可以的。他说:“不行,还是让我和你一起去吧!”

  于是,韩志海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让李牛花坐在车的左半部,右半部放上一块大石头保持平衡。我们沿着山的“右臂”在蜿蜒的小道上一路小心,走了整整9里路,终于找到了上海巡回医疗队。

  我擦去头上的汗水,向医生说明了来意。医生说:“你们来得巧,否则你就找不到我们了,因为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他告诉我们:“此地生这种病的人很多,虽然是个难治之症,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减少病者的痛苦。”他立刻为李牛花进行了一次针灸,并开了一些药。还答应我,在他们离开之前,把针灸的技巧教给公社赤脚医生,要求她坚持为李牛花继续治疗。我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李牛花还有康复希望。

  药费是五元钱,我立刻为李牛花付了。那时的五元钱,是我每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我们沿着来路把李牛花推回了村里,我和韩志海觉得很安慰,心中升起一线希望,希望李牛花重新拿起牧鞭,翻过两个山头,让牛儿去吃那边的丰盛青草。将来长大了嫁给一个勤劳的小伙子,过一辈子幸福生活。
  可是没几天,上级来命令,叫我们第二批队员立刻撤离,去开辟“四清”新战场。除了房东,我没来得及向任何村民告别。我们一大早整理,挑着自己行李,一步步走下石阶,穿过整个村庄,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发。不料当我刚刚走出村口,忽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声音:“卢同志!卢同志!”我回头一看,从墙边闪出半个身子在叫我的,正是李牛花。

  我愣住了,她怎么会在这儿?离她家这么远的距离她是怎么“挪”过来的?我不由自主地跑过去,对她说:“李牛花,我们走了,希望你好好养病!”她满脸泪花,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手扶着墙看着我。当我转身要去追赶“队伍”时,她突然开口说:“卢同志,你比雷锋还要好!”说得我不知如何回答。从此我离开了李家坞。记得那天是1965年11月8日,我们“练兵”刚满一个月,然后就转入余杭县,先后在塘南和五杭两个公社开展了长达14个月的“四清”运动。

  36年过去了。那怀抱着李家坞的青山,山上那一片片翠绿的竹子,那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小松树,从山上流下的那清澈见底的溪水,那鳞次栉比的木屋,还有那扛着青竹下山的壮汉,我的房东“闰土”,身体瘦小的李牛花……如今历历在目。屈指一算,“闰土”李裕定,今年应该是75岁;李牛花应该是55岁。可是,他们如今还健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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