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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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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光

--作者:钱钢
    
  经历这东西,包罗万象,有血水碱水,也有狼奶毒汁。它会催生正直和善良,同样会滋养世故、狡黠、阴鸷。即便是引为同道的好友,不必讳言,经历也给了我们一些不易矫正的积习。在自由极度匮乏的日子里长成,学养的不足,宽容的缺欠,伴随坚毅的偏执,混在炽热里的虚矫夸张,还有一点点自恋,以及与狼共舞时沾染的些许狼性……
  ———钱钢
  
  42岁那年,他说他老了。但这明摆着不是他的本意,紧接着他就说,“不过根据联合国最新公布的年龄段划分,我仍然算青年。”

  “老”是因为,全身披挂着故事吧。1993年,草创时期的《三联生活周刊》新记者们见到的贺延光,简直就是出土文物。北大荒知青,北京崇文区某厂领导成员,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被捕入狱的抗议者,共青团中央委员,著名摄影记者……无数大起大落,压在并不伟岸的身上。我第一次见他后,在日记里写下:“贺显瘦弱,棉毛衫外套一件马甲,手凉。不停地抽烟。”

  他那时正追一个女孩。小他十多岁的石正茂也来《三联生活周刊》应聘。面试时,一位考官提问:“什么样的人是你心中的白马王子?”延光是在场考官之一,水灵的小石姑娘在众目睽睽下说:“现在的女孩,想象的成分太多,什么一米七五,皮肤白……我要找的是特别合适的人,而且能越调整越合适。外表是次要的。”听到这句,我瞥了延光一眼,见他拿倒了香烟,点火点到了过滤嘴上。
  什么叫“年轻”?这概念太多歧义还有点神秘,比联合国的定位复杂。依我的标准,至少,它与每个人内心的清澈程度相关。

  我和延光的交往直接明了,两人几乎才刚认识就大敞襟怀。那时的重中之重,是要创办一份新闻周刊。我们邀延光出任摄影部主任,延光对此(也包括对我)一见倾心。在一批倾力参与《三联生活周刊》创刊的朋友里,他是决意走出体制禁锢,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最坚定的人。

  而有的同样热忱的朋友,就多一些审慎,多一些掂量。这不奇怪。1993年,从命运低谷重新出发的我们两手空空,前程未卜。三联书店率先吃螃蟹,引入港资创办媒体;我们这群人怀着蛰伏已久的新闻理想跃跃欲试;这样的搭配很自然引出一种可能:风险。

  但愿许多年后的传媒人,将对我们曾经有过的惊弓之鸟状态感到匪夷所思(而不是依然感同身受)中国大陆的传媒,就是这样颤颤巍巍走过来的。那时,决定我们是否能够顺利运转的合资公司,其营业申请迟迟未获批准。同一个合作者(香港《明报》主席于品海)参与的《中华工商时报》遇到种种困难。言之凿凿或者未经证实的坏消息接踵而来,说中央统战部打电话给新闻出版署,不同意《中华工商时报》与于品海合作;还有申办奥运失败、小平身体有恙、乃至京城一些机关大院停止播放香港卫星电视……这种种大背景小迹象,使朋友们确信“意识形态将收紧”,“生活”随时可能被“封杀”———“封杀”,是那一年我们使用频度很高的关键词。

  三联书店没有接到任何文字指令,但我们好像已经被自己描绘的图景吓着了。有的好朋友盼有两全之策,一只脚踩到水里,积极参加“空转”(草创时期的培训和试运行),另一只脚留在岸上,不轻言“离开体制”。机敏的眼睛在观望。

  1993年9月,我和延光等人到香港考察传媒,接着我从北京去德国。就在首都机场和家人通电话时,得悉延光正万分焦虑地满世界找我。那时没有手机,我也没有BP机,延光要我妻子在我起飞前一定要转告一个重要情况:有朋友已经顶不住,在考虑“善后”,酝酿把我们招聘的记者转介到京城一些报纸。

  延光态度明朗,队伍不能轻易散掉,散很容易,聚就困难!

  他很早就提醒我,要尽快让周刊的高层成员和三联书店签约,不能长时间“兼职”,心挂两头。他全身心进入角色,每一次“空转”,都准时到达。他知道《三联生活周刊》不是《中国青年报》,“生活”是要上报摊的,上报摊要靠封面吃饭,那些日子里他常挂在嘴边的是,“市场是最无情的”。

  对“政治安全”问题,他展开自己的调查核实。他甚至托人到外贸部,查出三联书店申请成立合资公司的文件尚锁在某人抽屉里,司长、处长均未得悉何种“指令”。他的结论,不必担心所谓的政治问题。他多次说,他现在就可以和三联签约。

  那些如坐针毡的日子,许多细节已经淡忘,留在记忆中的,是情绪的激烈起伏波动。4月5日,清明,没有纷纷细雨,天突然燥热,刚上班就传来延光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和小石立刻驱车赶往医院。事业的坎坷,个人的不幸,一切的一切混合成令人压抑的悲切空气。

  到住院大楼门口,正逢老人的遗体被抬出。小石挽紧延光,延光流着泪,哽咽叙说着母亲的大小旧事。母亲年纪轻轻嫁到夫家,不久延光父亲去延安,十几年未归;解放后方团聚,在军营生下两男孩。忽得病瘫痪,上石膏一年,在床上动弹不得,只能用镜子看地上的孩子,地上,延光的小弟弟正在吃屎……1976年延光被捕,抄家的人对母亲说,贺延光是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母亲说,我只知道贺延光是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如果周总理是反革命,那贺延光就是反革命!

  延光的父亲叹息,今年天气热得早,燕子提前半个月来了,今天早上正想告诉她,可她还没来得及听到这消息,就去了……

  送走延光母亲后仅一个多月,《三联生活周刊》遇到真正的危机。香港《明报》记者的报道“触雷”,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三联与于品海的合资计划即刻泡汤。我任执行主编的这一届编辑部,就此中止操作。

  一帮血脉贲张的朋友,风云际会,指点江山,在永定门外面粉厂(临时办公地)纸上谈兵,磕磕碰碰;在净土胡同雪花电冰箱修理厂(租用的编辑部小楼)舞枪弄棒,灰头土脸。那些长短,那些恩怨,那些莫名的惊悸和狂躁,都戛然而止了。

  我感谢延光,那段难忘的日子他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撑——用他那股子凛然正气。在香港考察,同去的一位主笔在与香港同行交流时心神不宁,举止也略显大大咧咧。回酒店的地铁上,延光神态严肃,一路批评那位老弟。我们在《明报》“见习”,我去参加总编辑董桥的编前会,去随新闻主任值班,延光则乘上采访车捕捉突发新闻。他碰上的是一位老妪被害,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和香港记者一同抢新闻,快门频摁,不遑多让。他的“大陆著名摄影家”身份稍晚才曝光,陈复礼等香港摄影界泰斗听说贺延光莅港,为他举行欢迎宴会。

  在给“生活”新记者们讲课时,有人问他:当一名摄影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延光答以三字:“同情心”。

  还有一件趣事。应考记者的人里,有个西装革履的油头青年。面试的时候,所有考官的目光都聚集到了他的手指上。

  一考官问:你那只戒指重几克?
  青年本能地用手护住戒指:啊,五克,五克……

  这名想当摄影记者的考生退出后,一个考官说,我最厌恶戴戒指的男人。另一个考官说,他极不自信,总在掩饰。延光说,别人穿什么我不管,摄影记者这副打扮,一看就不行。

  这是对考官们自己的测试,透露出我们这拨人骨子里的信息。延光知道要适应环境更新自己,但不会为恐惧落伍而迎合潮流,改扮前卫。他能接受“让我一次爱个够”那样的流行歌曲,但更喜欢“乌油油的黑脊梁,汗珠子滚太阳”这种野腔土调。说到底,延光和我,还有卢跃刚、李大同等这整整一代传媒人,都是从红色模子里脱胎出来的。生于裂变年代,历史转型打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很深。

  延光刻骨铭心地记着,在东北听说“林彪自我爆炸”消息的那一刻。那是个干部会议,大家挤在木板通铺上听传达文件。主持人毫无表情地宣布,林彪摔死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会场一片死寂。忽然,一声巨响,不结实的通铺被压垮了一端,知青们倾侧一地。

  何止一次!这拨人的经历中,太多一惊一乍,太多突如其来的断裂和直转急下。1976年10月里的一天,牢房里的延光忽听高墙外有人群呼口号,而且半夜了还口号不断,并伴有阵阵锣鼓声。他马上猜想,是不是天变了!

  离开《三联生活周刊》,我先是闭门读书,后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再去《南方周末》。在北京和延光极少见面,要走了,他开辆旧车,和小石请我还有“新闻调查”的编导张洁,去一家叫“南泥湾”的餐厅吃西北菜。这是送别,可是我记不起他说了什么打气鼓劲的话。印象中,只有餐厅里满眼的红花布,和友情的暖流。

  有一次我从广州回北京,和《中国青年报》的老友们聚会。大家高谈阔论,声震屋瓦,从传媒现状扯到党国政治,从长江抗洪报道的操作扯到南海海权。有两个人比较沉默。一个是李方,这个小我们十来岁的杰出报人,小心地和亢奋的大哥们保持着距离。一个是我,《南方周末》坎坎坷坷,我心事很重,容易给人谨言慎语、生怕隔墙有耳的错觉。延光很不高兴我那样子,硬梆梆地给了我一句:“哎,你老兄怎么这么深沉啊!”

  延光还是那个延光,浑不吝。1998年他冲到长江决堤的最前线,2003年他进入危险的SARS病房,2005年,拍京城葬礼,拍国共握手,拍久违的蒋彦永军医在公众场合出现,他的一切,都符合我所理解的他的性格逻辑。赤诚,这是他。

  延光说,我们这代人,最宝贵的财富是经历。不过我想说,经历这东西,包罗万象,有血水碱水,也有狼奶毒汁。它会催生正直和善良,同样会滋养世故、狡黠、阴鸷。即便是引为同道的好友,不必讳言,经历也给了我们一些不易矫正的积习。在自由极度匮乏的日子里长成,学养的不足,宽容的缺欠,伴随坚毅的偏执,混在炽热里的虚矫夸张,还有一点点自恋,以及与狼共舞时沾染的些许狼性……这些都和我们如影相随。我们像双目圆睁的兵士,横亘在历史的道口———不许当政者再走回头路,不让极左死灰复燃,对思想钳制,对压抑个性,深恶痛绝;然而恰恰是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以种种“正义”压抑他人。

  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新闻自由,什么是全球化时代的新闻自由,我们知道得并不多。当我们还在坑坑洼洼的小胡同里蹒跚学步,还在吭哧吭哧自习、操练、以期完成对自己的启蒙时,转眼间,老了,这回真的老了。

  这一天终归要来:曾经的一清二楚变成朦胧莫辨,曾经的不言而喻需要絮絮叨叨繁琐注解,风靡过一时的口头禅、流行语,成为大厚辞典里最小字号的词条,非探幽索隐则不知所云。痛苦,挣扎,躁狂,一代人的故事最终也会褪色、变形———以后来者的需求和趣味为转移,还可能湮灭于无形,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但我不怀疑,能够穿越时空的,是人的生命气息。是像延光那样一个个生气勃勃的人,留下的星星点点人格的灵光。

  2007.3写于香港大学此文选自即将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中国摄影家的眼睛———贺延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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