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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土改学:算剥削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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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学:算剥削账

--作者:叶匡政
    
  新中国的第一门学问,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名字,叫作:土改学。

  和老人们谈起土改,都说像一场梦。后来这场梦醒了,但梦里的很多事理,我们还是要拿出来琢磨一番的。我们今天所思所想,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很多潜在的社会心理,追根溯源,从这里都能寻出一些踪迹。土改对于今天的中国,是革命性的,革命得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我们有必要研究它。

  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记录了他当年参加土改的工作。这里先引一段群众批斗地主杨朝达的对话:“你手放下来!我问你,你田从哪里来的?”“从我老子那里分来的。”“你老子分这样多给你吗?”“没有这样多,有些是我买的。”“哪来的钱买的?”“靠剥削来的钱呀!”“你为什么要剥削人?”

  “大家还不都一样么,那是从前的潮流!”

  “剥削”是土改的一个关键词,很多让人不能理解的行动,只有统一到这个词下,才能让人理解,才能让人敢做敢为。剥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查了1989版的《辞海》,它的解释是: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相信剥削的观点,是要认同“无偿”,也即自己的劳动没有报酬。

  本来租地耕种,收了粮食交一部分做地租,一部分留下当口粮,在农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几百年来日子都是这么过的。突然要把这事说成是坏事,老百姓心里一开始肯定是犯嘀咕的。就像现在,猛然有人说交房租是剥削,别说房东不理解,就是租房人一时也难接受。看史料记载,果然有农民疑问:“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也有的猜测:“他们是先甜后苦,现在是先分土地,将来就要多交公粮,多出劳力,要受种种限制。”

  当年土改领导者是懂得农民这种心理的,一份冀中区的材料就这样总结道:“农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挖穷根吐苦水算总账是翻心的主要问题。”所以土改的第一步,往往是开“诉苦会”,找到生活困苦的人“挖苦根”,这些人被土改工作队称为“根子”。参加过土改的叶君健认为:“至于诉苦,这是提醒农民认清自己长年受苦和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起来和地主斗争。”

  然而,一个人生活真的困苦了,更多的还是埋怨自己,或者埋怨命运。真要这个人把自己的困苦对别人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并把对困苦的怨恨转嫁给同宗同村的富裕者,培养出对他们的仇恨,应该是有很大难度的。

  阳翰笙日记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天福的老婆最不觉悟。有人去串她,问她衣服为什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

  ‘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什么不买?’

  ‘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

  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也不敢去串她。”

  他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农民诉的苦:“我一生一世替人做牛做马,生一世,做一世,做一世,苦一世,我的命真苦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典型而正常的中国人的思维。我相信,今天的很多农民合同工依然这么想,除非工头克扣他的工资,否则你让他仇恨工头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却做到了。

  他们的绝招就是算“剥削账”。剥削账各地的算法不一样,名目很多。但大致是算经济账和政治账。经济账主要有农民代地主交的公粮账、地租账、劳工账、贪污勒索账等,那时的大多数地主并不富裕,这几个账一算下来,不仅自己的土地会被算光,甚至算到破产。另一个就是算政治账,包括汉奸账、人命账等,这个账更是对地主有绝对的震慑力。农民本来就没什么文化,被文化人这么一算没有不信服的。阳翰笙就记录了这样的事:“特别是杨泰木,当大家帮他算了剥削账,算出他四十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十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很激愤地跳了起来说: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谈别的问题,他都听不进去了,他一心就想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当时有一个剥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会把地主捏死!”一个人的阶级仇恨,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种仇恨会让他模糊了“有偿”或“无偿”的界限,对困苦的怨恨终于被转移为对另一些人的仇恨上来。

  所以那时各地都提出了要防止“和平分地”,坚决拒绝地主自动交出土地。当年的执行者就总结了“和平分地”的很多坏处,如“经过清算分地,农民是理直气壮的,地主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他处处理亏,不杀他还算便宜……”“不经斗争,地主的社会地位不会下降……”“不经清算斗争,地主与农民的阶级仇恨不会明显,农民阶级觉悟不会提高。”这些策略从斗争角度来说,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也确实获得了它想达到的效果。所有的商业行为,统统被归到“剥削”这个词下,变成了犯罪。一部分人贫穷,源于另一部人的富裕,这个逻辑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了。

  “剥削”可以说是当年支配整个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理念,有了这个理念支撑,每个人即使犯罪(把地主活埋),也犯得心安理得了。碰到绕不过的问题、解不开的疙瘩,谁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搪塞一下,一切又都顺理成章了。

  叶君健在《土改工作半年》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年真实的场景:“我犯了罪,”地主用很低的声音说,“我犯了罪!我对不起你们!”

  “你犯了什么罪?”另一个农民又跳上去,向他吼道“说出来!”
  “还不是剥削你们呗。”地主又瓮声瓮气地说,像是要哭的样子。
  “你是怎样剥削的?”一个妇女也跳上前,指着他的鼻子问。
  “剥削就是剥削嘛,”地主说,假装抽咽了一下,“你们知道得比我清楚,因为你们是受剥削的人。”

  叶君健继续写道:他这个回答一下子把农民的嘴堵住了,因为农民的脑子没有他的灵活,反应慢,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制服他。他们只是本能地举起拳头,要上前去捶他那个诡计多端的脑袋……

  无论是当年的农民,还是地主,没有人能对剥剥说出个所以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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