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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虹:命运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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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七七

余虹
  
  1977年恢复高考让一代人成了幸运儿,这一代人的感激之情是油然而生的。但在感恩之余我们是否更冷静地反省过自己的命运?

  由高考所指的受教育的自然权利是由某个绝对权力来定生死的,这乃是“77级”这一历史事件最为隐秘的意义。
    
  1977年,一个政策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有幸我成为其中的一员。

  在很小的时候,我上学的权利就被剥夺了。1970年,经过三年武斗的停课闹革命后,四川大巴山里的一个小镇复课闹革命了。小镇上所有的同学都回到了学校,而我却被学校拒之门外,理由是父母有政治问题。父母有政治问题,儿女就没有权利上学。这是什么逻辑?当时我想不通,至今也没有想通。

  叫人想不通的逻辑迫使我投亲靠友浪迹到湖北求学。在那里我拼命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入了团,做了团支部书记,还上了高中。我很清楚,像我这样的政治贱民上大学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早就放弃了这一奢望。高中毕业后老老实实下乡,老老实实改造,老老实实地望着县城的烟囱,梦想去那里当一名工人。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有资格考大学了,但初选政审时又落选了。此间县淀粉厂来我们知青点招工,按当时的政策,下乡两年以上的知青才可以招工,而我们点上只有我具备这一资格,心想天无绝人之路,上不了大学当个工人也可以。但公社某权力人士指示招工人员将这个指标给另一位下乡不到两年的知青,理由仍然是我的父母有政治问题。父母有政治问题就可以将他们的儿女逼上绝路,不管他们自己怎样努力,这是什么天理呀?正当我身临绝境之时,老天发了慈悲。1978年春扩大招生的政策对我这样的“牛鬼蛇神”(年纪大的、政治上有问题的考生)网开一面,我被收罗进了大学,于是,我成了“77级”的一员。

  像所有“77级”的大学生一样,政策神奇地改变了命运,也许政策就是命运。我不仅上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成了体面的大学教授,这是我在1977年以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像大多数“77级”的大学生一样我由衷地感谢那个伟大的政策和制定政策的人,也像大多数“77级”的大学生一样拼命地学习和工作以回报自己的幸运。“77级”作为一种光荣与幸运的标志在很长一段时期笼罩了我的内心,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梦。自1977年的幸运以来,我常常梦到在中学和在农村当知青的情形,梦回那渴望上学与招工而又恐惧政审的日子,那是个永远被政审着、永远也没有上学与招工希望的日子。就这样“我”被“77级”这个符号一分为二了:一个“不幸的我”,一个“幸运的我”;一个恐惧不安的我,一个侥幸得福的我。侥幸得福的我对我之所得充满感谢,恐惧不安的我对我之所得心存疑虑。前者在白天给我阳光,后者在夜晚给我黑暗;前者让我感到命运发生了改变,后者提醒我命运一如既往。如此双重的生存感使我对“1977”或“77级”怀有非常复杂的感受与体悟。

  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市面上正热演印度电影《流浪者》。当我看到银幕上的拉兹在教室里苦苦哀求老师让他上学而被拒绝时,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一个劲地往下流。在拉兹那里我看到了自己,只不过拉兹被拒绝上学是因为他偷过东西,而我是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不管因为什么,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谁可以找个理由剥夺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随着阅历和知识的增长,我慢慢知道了“自然权利”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上学的权利不就是自然权利吗?即那种无条件的不能因任何理由而被剥夺的权利。

  1977年恢复高考让一代人成了幸运儿,这一代人的感激之情是油然而生的。但在感恩之余我们是否更冷静地反省过自己的命运?恢复高考和取消高考是什么关系?“高考”是什么意思?除了很多别的意思外,高考显然是落实每个人受教育的自然权利的一种历史方式,具体而言,是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历史条件下维护每个人公平竞争上大学的自然权利。这种权利因取消高考而被剥夺,又因恢复高考而被恩赐。在此,重要的不是“取消”和“恢复”这种具体的历史形式,而是“剥夺”和“恩赐”的权力机制。换句话说,由高考所指的受教育的自然权利是由某个绝对权力来定生死的,这乃是“77级”这一历史事件最为隐秘的意义。

  被剥夺的权利与被恩赐的权利是同一个权利,凭此权利而生存的人被同一命运所左右。从表面上看,当权利被剥夺时你是不幸的,当权利被恩赐时你是幸运的,但从根本上看,你在剥夺与恩赐的轮回之中。今天你被恩赐,明天你就可能被剥夺;你这一代人可能被恩赐,下一代人则可能被剥夺。一旦人的自然权利成为绝对权力的掌中之物,你的权利就是一个假象。也许我们在得失之中的不安与恐惧就植根于此?也许那不绝如缕的噩梦警示着白天所遗忘的真实?

  可悲的是,我们习惯了记住恩赐而遗忘剥夺,更难以在历史的轮回中体会命运的秘密。本来,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容不得任何权力的剥夺,也无须任何权力的恩赐,但人类的历史大多是权利被权力剥夺与恩赐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野蛮史。从根本上看,人类的文明史乃是摆脱野蛮的历史,即从根本上改变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的历史。可悲的是,这一历史的发生是如此的艰难。

  说到底,自然权利得不到超个人与超集团的体制性保障,而需要权力个人与权力集团的恩赐,这是任何一个野蛮民族的命运。“77级”是这一命运的突出症候吗?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改变这一命运的希望吗?一种由权力恩赐的权利随时都可能被权力收回,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消除不了的恐惧吗?何时我们才有不可收回与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也许,命运的真正转机不在剥夺与恩赐轮回转换的瞬间,而在自然权利不被绝对权力任意剥夺和恩赐的时刻。这一时刻有赖于一种意识的觉醒,即不再沉迷于被剥夺的哀怨与被恩赐的庆幸,不再将剥夺看作不幸而将恩赐看作幸运(恩赐的庆幸往往掩盖着剥夺的不幸)。事实上,剥夺与恩赐都是同一命运的表现形式,而反省到自然权利的不可剥夺性与不可恩赐性才是改变命运的契机。为此,我们说只有当人们从对权力恩赐的感恩戴德中摆脱出来而时刻警惕权力对权利的剥夺时,只有当人们意识到维护自己的自然权利是自己的天然责任而不是等待权力的施舍与恩赐时,只有当人们找到了一种有效地确立与保护自然权利的现实方式而抛弃权力膜拜时,命运的转变才真正到来。

  古希腊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在他那个有名的命运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借歌队之口在剧终时说:“忒拜本邦的居民啊,请看,这就是俄狄浦斯,他道破了那个著名的谜语,成为最伟大的人;哪一位公民不曾带着羡慕的眼光注视他的好运?他现在却落到了可怕的灾难的波浪中了!因此,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

  要说“77级”的幸与不幸,为时还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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