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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庆光:二姐,原谅我当年无法保全你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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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原谅我当年无法保全你一家

——作者:韦庆光(重庆,离休教师)
      
  我终于大胆地向二姐讲起当年在“五反”运动中,我为了怕被怀疑,为了怕被上级处分,采取了回避态度,无力保全她一家,至今心有内疚。为了取得二姐的原谅,我向她讲了在头一年(1951)“反霸运动”中的两个事故……
  
  我的堂姐,在加拿大已定居十余年,去年90高龄了。堂姐是我幺叔的二女,长我7岁,我喊她二姐,几十年来她始终把我当作亲弟弟,情深似海,但我心里却隐藏了一件对不住她的事,那是在建国初期一次政治运动中的事。

  上世纪的1952年4月,我经历了既是轰轰烈烈,更是惊涛骇浪的县级机关的“三反运动”之后,被调任城区税务所任所长,接着上级又通知我率领全所的稽管人员(约十余人)去参加即将在全城区工商界开展的“五反运动”。工作队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连同税务所的人员共约五十余人组成,由县委组织部长领导。我被分在城区最大、户数也最多的山货土产业组任组长,另外还有三位干部(公安二人,县委一人)共4人组成工作小组,领导该行业开展学习。

  二姐家住城里,经营茶叶收购,也属我“分管”的行业。我知道她家并不富裕,没有多少资本。当时姐夫在重庆一个茶庄当店员,每年春茶上市,茶庄老板给二姐夫一部分资金让他寄回家,由二姐在家代茶庄收购茶叶。茶叶是由农民一家一户自行种植,采摘后简单加工经太阳晒干而成的,零星而分散,一斤两斤的,多的3至5斤而已。收购之后还要雇请几个妇女劳动力为之选择、分级、去杂质,然后打包运去重庆交货。二姐家只是每年从其收购茶叶数量和加工付出而获得手续费。收购茶叶是有季节性的,每年的4至9月才有此项收入,其余时间,门面都是关闭的,从不出售茶叶,也没有经营其他业务。

  二姐家门口常年摆一个小桌,桌上有一个像装奶粉一样大的玻璃瓶,瓶内装有做甜酒(醪糟)用的曲药出售。这种曲药是二姐夫家的祖传小手工艺,很有名气,城乡许多人都要到他家里买。他家还有一种传统习惯,曲药的配方和做法不传给儿女,只传给媳妇,二姐嫁到他家去以后,被婆母看中,就把秘方和做法传授给了她。这种曲药只能在每年的三伏天做,自行去田间土坎采撷草药晒干磨成粉,按一定的比例均衡地撒在蒸好的糯米上,还要加适量的蜂蜜,予以捣揉,最后用手拧成比豌豆大、胡豆小的颗粒,阴干后即成。每年要做几十斤,藏入缸内,可以售一年。

  这是一桩小本生意,每家每户做甜酒,都要来买1角或2角钱的曲药,每天可卖1至2元钱。此外,还有乡区的工商户来批发半斤或一斤,这样就有几元钱的收入。二姐家每年就靠收购茶叶的手续费和卖曲药的所得维持简单的生活。实际上二姐家就是一个小工商户,生活既不富裕但也不特别困难。

  “五反运动”声势浩大、轰轰烈烈。通过学习文件,自行交代,检举揭发,群众评议,补交税款,最后划分违法类型户等过程,历时3个月才结束。那时没有实行回避制度,许多人连这个名称都不知道。我在这个行业搞运动,很快全行业的人都知道我和二姐家的关系,眼睛总是盯着我,同工作组的三个干部更不例外。为了回避,我自觉地采取了几个措施,譬如,我不参加有二姐在场的那个组的讨论、揭发和评议,在听取汇报时有关二姐家的问题我不参言和表态,在运动期间不去二姐家,在途中遇见二姐时也不打招呼,以免有人怀疑我维护她家。尽管如此,仍有闲言碎语,仍有人向工作队反映我有徇私舞弊的嫌疑,我经受了工作队的检查,才算过了关。这些都不为外人所知。

  群众评议的结果,二姐家要补税款约数百万元(当时币制未改革,改制后为数百元),这个数目也让我吃惊。我心中分析,很有可能把代购关系评为购销关系,把收益额扩大成销售额,不然为什么补那么多的税款?这在小县城就算较大户了。如果按补缴金额划分违法户类型,二姐家就是“违法户”了。

  为了补缴税款,二姐家费了很大力气,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小资本倾囊倒出,能值钱的东西都清出来卖掉了,还向亲友们借贷,重庆茶庄的关系也断了,姐夫去另一家小商店任店员,工资也不高,想尽了一切办法,经一个多月的努力才把税款基本还清。

  运动后期,讨论决定违法类型户,根据党的政策,划分四个类型:严重违法户、违法户、基本守法户、守法户。要求要两头小,中间大。按理说,二姐家税款已基本还清,划入基本守法户是恰当的。讨论时我起了一定作用,决定划入此类上报批准公布。

  运动结束后,二姐家一贫如洗了,仅剩下空房一座,前为门面,后为住房,一家七口,生活很困难。二姐有智慧,有计谋,自行做咸菜生意,不怕苦,不怕累,经常背着咸菜去赶40公里外的乡场。后来城里成立合作商店时,仅凭二姐原有的小学毕业文化程度,能写会算,任了会计职务。就这样,二姐一家靠简单的生计过日子。1956年二姐的大儿子考上北京大学,由二姐抚养的大姐的遗女也同时考上了云南大学,1962年二儿子也考上了北京大学,主要都靠公费完成他们的学业。到1970年代,三儿子也参加了工作,小女儿也考上了大学。到1980年代小女儿研究生毕业后,二姐一家才松了担子,过上了愉快的生活。1990年代二姐被二儿子接去加拿大定居,现享受了该国的国民待遇,全民的公费医疗和优厚的养老金,已经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了。

  现在,二姐家的大儿子在2005年被选为中科院院士,二儿子在加拿大任研究员,两个儿子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小女儿是四川某大学的教授,三儿子是石油部门的中层管理干部。一家成才,闻名县内。

  今年春节全家回来,聚会在成都。清明时节,二姐又回原籍扫墓,我才与她相聚。这一次,我终于大胆地向二姐讲起当年在“五反”运动中,我为了怕被怀疑,为了怕被上级处分,采取了回避态度,无力保全她一家,至今心有内疚。为了取得二姐的原谅,我向她讲了在头一年(1951)“反霸运动”中的两个事故:一个是一位知识分子写了一封信给县委,为他父亲说情。结果被农会抓回去同他父亲一起枪毙了,在知识界中引起了震动。另一个是川黔(现渝黔)交界边上的一个乡,有一个地主,解放前十余年就与地下党接触,成了党的朋友,六个子女成了地下党员,他家成了党的活动据点和交通站。他本人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许多党的同志受过他的保护,还有的长期隐蔽在他的家中。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征粮剿匪,成为开明绅士,出席县各代会。在士匪暴动时,家被匪烧,小女儿被杀害。可以说他家的人、财、物都献给了革命。但他却在剿匪结束后的“反霸运动”中被乡农会枪毙了。那时曾在他家受他保护、资助、隐蔽过的许多党员同志解放后都成了县、地、省的领导人,没有一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喊“刀下留人”。直到1990年代初,地区才为他平了反,追认他为“党的老朋友”。这是一件令人悲叹的事件(见《涪陵党史通讯》1992年第四期)。

  我对二姐说出以上真实故事,是想说明在当时各种运动中,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人不敢讲真话,不实事求是,因此造成了数万件的冤假错案的极大恶果,数千万人受到伤害。

  二姐听了我内疚的歉意后,她说:“弟弟,我们都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幸亏我们都还活着,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现在,将近30年中国没有再搞政治运动了,这是人民的幸福,也是国家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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