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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武汉杂文家陈泽群

武汉杂文家陈泽群

--作者: 鄢烈山

当我确定用这个题目时,心情是复杂的。应当承认陈泽群先生作为网络传播兴起之前的一个杂文家,他发表的作品及其影响力主要是在湖北武汉地区,但是,正如我们南方日报的首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杂文家严秀(曾彦修),在读了陈泽群的作品后所说:“泽群同志的杂文在全国都是数得上的佳作”。那是1980年代,严秀与牧惠两位杂文界的前辈为湖南文艺社合编《当代杂文选粹》丛书,甘做副手的牧惠先生广泛征稿筛选,将陈泽群特别推荐给严秀,于是陈泽群以“地方作者”得以“登籍”选萃系列。二人随后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共收入陈泽群7篇杂文,可谓青眼有加。而在我心中,说“武汉杂文家陈泽群”,是以陈泽群为武汉的“地望”(相当于今日之所谓文化“地标”;恰如称张之洞为“张南皮”,李鸿章为“李合肥”,皆以称“郡望”表敬)的。事实上,陈泽群先生于去年9月2日病逝后,武汉地区的省市媒体同声哀悼,《武汉晚报》以“湖北杂文第一人”为题报道讣闻;11月《长江日报》以《谁与斯人慷慨同》为题报道了当地文学界、新闻界召开的陈泽群追思会发言。

对我来说,陈泽群不仅是文学评论的对象,更是一分情感所系。刘洪波在《纪念杂文家陈泽群先生》的文章里说,“城市是很多人构成的总体,但对于生活在他处的人,一座城市是存在的,可能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里有某个人。”此言极是。陈泽群于我,是建构武汉印象、武汉记忆、武汉思念的一个重要部分。生于1927年陈老师,与我母亲同岁的,比我父亲略少;我内心总当他是我伯父之一——像参加过全国劳模“群英会”的我二伯鄢洪桢一样,罕言寡语、性情温和,有自己的主见,待人接物却非常顾及别人的感受。

陈泽群是飞行员出身。1941年4月,14岁的他从家乡广西陆川考入设在四川灌县的“空军幼年学校”,1947年冬,升入设在杭州笕桥的空军军官学校;奉地下党指派,跟国民党到台湾,开展策反活动,随后返回大陆。也就是说,他是“工科”的底子,但他知识渊博,文笔是公认的干净、雅致、幽默,独树一帜。从学力(不是“学历”)上讲,这显然与他的人生信条有关:我在陈泽群的夫人刘威莉老师收藏的旧照片中,看到他喜爱的格言条幅“无读不丈夫,有为方志士”。不知,这是不是他在空军幼校组织“北斗读书会”时的座右铭?而从写作上讲,陈老师说过,知识、见识应该是化在行文里,而不是硬“贴上去”的。他的文章就像他的谈话一样娓娓道来,只是比他的口头表达更流畅。

陈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篇杂文、一篇杂谈。一篇是他的“成名”作《倚墙为生的人》。反“右派”前夕党号召拆除阻碍党和人民、干部和群众之间密切联系的“墙”;陈泽群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杂文《倚墙为生的人》。偏巧被一生最爱住武汉“梅岭一号”别馆的毛泽东看到了,他便成了“引蛇出洞”引出的“毒蛇”,钦定成了“极右”分子。由陈这篇文章“引”起一场关于要不要“保护积极分子”的“讨论”,后来株连数百人。有这桩公案,这篇杂文想不载入史册都难了。

另一篇杂文题为《夜壶的高度》。说“士子与主子的关系,更像夜壶和‘撒家’即溺者的关系”,“高不过脐低不过膝”,“他们既有被‘三顾’的殊荣,也有被‘溺冠’的奇辱;有被‘封相’的大幸,也有被‘宫刑’的大悲”。用独特的形象揭示了专制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这种嘲谑不仅出于诙谐的智慧,更是现代公民意识的体现,看得这么透彻!

还有一篇是杂感《进它一球》。这篇短文发表时我还在长江日报社工作,感觉正是对我的忠告。文章起兴于球王贝利的一段话,大意是,被人踢了(暗算了,伤害了),不必以牙还牙,最好的“还击”是,我奋力进它一球。人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可能感到自己所受的对待是不公平的,但有了这种情怀,人生的境界就可以得到提升,化消极为积极。现在回头看,我没有做到,而陈老师可以算这方面的典范。一个老地下工作者(这一点在1980年代得到承认,享受离休待遇),解放后长期不被信任;定为“极右”后劳教5年,回到武汉动力机床厂,安排做又脏又累的浇铸工,22年间身心饱受凌辱和折磨;到1979年“平反”时,52岁的人头发全白,初到江汉大学任教时,说话都结结巴巴,以在黑板上不断地用粉笔书写来上课(晚年的肺气肿和哮喘,与在车间翻砂吸灰尘太久有关,与“吃”粉笔灰多恐怕也有关系)……尽管有这样坎坷的人生经历,他的人格和有为之志没有被摧毁,晚年除了教书,还创作了700多篇杂文,并出版了一本研究鲁迅的专著。

常读陈老师杂文的师友,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的杂文有鲁迅风骨、韵味,但不像鲁迅那么冷峻、尖刻,而别有一种温情。何以致此?我分析其“基因”有两点。一是陈老师不论怎么深明世事,“毕竟是书生”,天性善良而单纯,不像鲁迅“多疑”。你受过那么长期而系统的飞行训练,建国初又那么缺乏空军人才,却让你在1952年转业到地方,这不是明摆着对从台湾归来的你不放心吗?又有潘汉年、杨帆等地下党负责人的案例在前,你怎么就没有如履薄冰的心态,还鸣什么放什么?二是陈老师从小受了继母关于仁爱的熏陶,总是觉得与人为善才是做人的本分。他多次对老友谈起继母教子的往事;在他80生日(照例是虚岁)那年撰的“自挽联”里,记“派入另册”后所受的伤害,主要是“祸延慈母眼穿,孤雏腰瘁”(指其独子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早殇)。陈老师的温情与厚道,在生活中我感受最细致的是,他的住处总是挂有一个写着他姓名的信箱,还有一扎便条和一枝圆珠笔,以备来访不遇的朋友和学生留言。

陈老师这个温情的人,晚年终于得到了好报:有爱他的学生、文友和读者,还有老家广西来的爱慕他人品和文品的退休校长刘威莉,与他一起生活,帮他结束了每天煮三碗面的老鳏夫日子,牵手走完了年老多病的最后十多年。

刘老师对我说,泽群这次一病不起,是始于5月14日傍晚突发脑溢血,此前他一直守在电视机前看四川大地震的报道,边看边流泪——都江堰市就是当年的灌县,他读了6年空军学校的地方啊。

陈老师走了,我从相册里找出有他的照片:那是16年前,严秀老师从四川”辞乡“(他说七十多岁了,趁还能动,回去告别乡亲和祖宗的家园)回京,特意在武汉停留与武汉杂文界的文友见面,大家在陈老师的客厅里拍的。墙上的背景除了鲁迅画像,就是一幅卧牛图。据《楚天金报》上追忆陈老师的《无言大爱写人生文章》所言,这“卧牛图”他很喜欢,上面的题字是“耕田千亩谷盈仓,一束干刍卧夕阳;到老依然脊似铁,明年春草更苍苍。”陈老师不就是这样一条老牛吗?令人伤感的是,春草又绿江两岸时,老牛……卧牛再也站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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