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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悲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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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和凤鸣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6年1月版

 

悲惨的信

--作者:李洁非

︱1︱ 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登载了两篇日后相当著名的文章。一篇是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篇是何直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何直是秦兆阳的笔名。当时,他担任着这家刊物的副主编,其实也就是主持工作的执行主编。他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上任,不久,《人民文学》变得富于锐气;一九五六年,除了九月号的那些作品,还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明镜台》等。这些作品,给五十年代中期文学注入了活力。时为《人民文学》编辑的涂光群,多年之后有如下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在《人民文学》出刊十七年的历史上,新人的作品,像一九五六年那样,质量如此突出,数量如此之多,留给读者的印象如此之深,那是绝无仅有的。”(《文坛伯乐秦兆阳》)

然而,这种正面评价需要等待二十年。“文革”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爬在旗杆上的人》这一批作品,得到一个特别的称谓:“重放的鲜花”。那是因为,在当时它们很快被判定为“毒草”,并且为各自的作者带来了“右派”的帽子或致其遭受政治批判。

秦兆阳也成为“右派”。他的主要罪名并非主持《人民文学》期间为众多有问题的作品提供了阵地。就问题之“严重”而言,他自己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点不逊于他签发的那些小说、报告文学。“文革”中,江青替她所谓的十七年“文艺黑线”找出八种有代表性的言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即为其一。

“我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的,七月二十五日被宣布开除党籍。”(秦兆阳《追求》)之后,步不少遭谪贬的古代文人的后尘,他下放广西,直到一九七九年重新回到北京,完全恢复名誉。

以上是本文所涉内容的背景资料,或曰一段小小的引子。以下的一切,却从另一条线索展开。事情由秦兆阳遭遇引起,但他并非主人公。而且直接来看,似乎也跟文学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我觉得,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恐怕不能将类似的事情排除在外。

︱2︱ 一九八二年二月,已经平反并且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和《当代》主编的秦兆阳,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来信最后一句这样感慨着:

可惜,我不会写小说啊,我真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

读完来信,秦兆阳已经意识到:其实,那并非是一个“陌生人”。

事情得从二十二年前讲起。

一九五八年夏天,在数月批判后,秦兆阳的“问题”有了结论。当年第九期《人民文学》发表刘白羽文章,题为《秦兆阳的破产》。这其实是刘以作协党组副书记身份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破产”寓意,是指政治上完蛋。今天在经济领域如果发生破产现象尚可申请“破产保护”,而政治上的“破产”,是绝无这种指望的。

略早一点,大约三四月间,秦兆阳收到过一封信。信中表示了对秦兆阳的问候,以及对他观点的看法;主要是认为,那些观点绝不像批判者们所攻击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秦兆阳回了信,其中有“一失足铸成了大错”一句。可以想见,对于一位素不相识者的来信,即便是对自己表示同情的,回复时内容与语气也必然十分的小心谨慎。

以后的事,秦兆阳就不知道了。

来信者是个不相干的年轻人——新分配到中央某部设计总院的二十五岁大学毕业生。他之写这封信,所能想象的唯一动因,大概就因为他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这个不幸的爱好,毁了他的一生。

年轻人名叫宋波。其实这不是他的真名。一九八六年,秦兆阳把他的故事在《当代》第三期介绍出来时,为免给主人公带去新的麻烦与不安,而把所涉及的一切人名地名“都改成假的”。当然,这不重要。宋波或王波、李波,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始,亦即文艺界对秦兆阳问题还未定性、尚处在围攻阶段时,一次在单位小组会上,宋波站起来发言,亮明观点,替秦兆阳打抱不平。当时,“参加会的人反应是平静的”。因为这些科技知识分子对政治、人文、社会上的事大多不关心,反应迟钝。有的同事甚至说宋波“狗逮耗子,多管闲事”。当然,个别嗅觉灵的人也是有的,而流露出政治上质疑的态度。但总的来说,较诸火药味十足的文化思想战线,这里的战斗性非常有限。可能正是这一点,让宋波放松了警惕。他在发言后,意犹未尽,又给秦兆阳写了那封慰问和声援的信。

这是错误的开端。不过,假如秦兆阳收到了信,丢在一边,不予回复,想必也不会出什么事。多年后,秦兆阳反省“我为什么要回他的信”。他有些记不清了。他推想当时这么做的原因,“也许是出于感激之情,不回信觉得对不起他”,“也许是怕他把自己的看法随便对人说出,以至招来灾祸……”

秦兆阳责备自己:“不回信不就没有灾祸降临到他的头上吗?”我也很自然地想:“是啊,不回信就好了!”但是,大家都这样设想与遗憾的时候,却奇怪地忽视了一点——公民间的私人通信,为什么会成为后悔的对象和忏悔的理由?一旦想到这一点,我们内心才充满了恐惧。是的,不论秦兆阳如何自责,他所做的,不过是收到别人信后予以回复。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是纯私人的交往,是法律理应光荣地保护的自由。然而,当事人和旁观者对此瞬间想到的都是“为什么要回信呢?”“不回信就好了。”这种反应,好像是自轻自贱,实际上却极自然;因为载于明文受保护的权利名存实亡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胡风冤案给人的印象就太深刻,它之所以升级,之所以定罪,不正是以成批成批公布出来的私人信件为依据的吗?

那么,秦兆阳的回信又是怎样改变了宋波的一生呢?

回信寄到时,却没有落到收信人手里。收信人见着它,是在科长办公室,并且已经拆了封。

原来,宋波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也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刚刚摘下东北某大学校徽”。这位青春女孩,“外表非常动人”。在大自然力量亘古不变的催动下,此刻她心中也正涌起“爱意”。她所爱的人,便是宋波。但是他们在做人上,彼此意见有些相左。宋波认为,一个人不能“违背自己认定了的正理”,她却告诉宋波:“你说得不对,实实在在为人处世的办法,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我见的比你多,你不要太傻。”宋波受不了这种话里面的气息,拒绝了她的“爱意”,而与另一位女同事走近,于是“原先那位姑娘就怀恨在心”。

不久,她在收发室看见秦兆阳寄来的信。她不仅私自将其取走,不仅擅自拆开偷看,而且“马上跑去推开了科长办公室的门”。

尽管侵犯了法律,但我相信,这个女青年丝毫没有意识到犯罪,并且,舆论以及组织上也不会给予她任何批评。实际上,任何人都将认为她做出了“正确”的举动。不过,尽管她的做法体现了一种合乎“道义”的“优秀”品质,我们仍须指出她的真实动机是可鄙的。因为她显然是出于报复。爱而不成,转图报复,这样的事各时代都有;而依靠组织、通过政治渠道一报情仇,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科长通知宋波去办公室见他,后者这才看见那封本属他个人物品的来信。这封信,“革命群众”先行看过,然后“组织”看过,现在才轮到收信人自己看——并且,只能“匆匆溜了一遍”,之后,“科长就把它收起来了”。

在今天,科长的举动——扣押私人信件——也是违法的,我们会觉得他是个“坏人”,至少很霸道。这就错了。那其实很平常,不过是每个领导者都自然而然、理所应该做的事。虽然被没收了私人信件,宋波却称赞这位科长“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党员”。他对宋波的处置是,写一份书面检查,以及调出北京、下放西北某省某厂某设计组工作。这在我们看来,不啻于发配。宋波却对科长心存感激;他说,这样的处置,实质上是“保护我‘过关’”。换言之,在那样的形势下,换另外一个领导者,宋波的下场会比这惨得多。

︱3︱ 至此,故事仅仅拉开序幕。

如果只是调出北京、发落偏远地区,宋波几乎谈不上灾厄临身。他头上连一顶政治帽子都没戴上。这一点点挫折,在那个年代实在太普通了。可是,正应了一句俗话:躲得过初一,躲不了十五。虽然头上没有戴着政治帽子,但一九五八年的往事却如古代配军额上的刺印,与宋波如影随形,来一次运动,就要被人指指戳戳一番。一九五九年下半年,跟反右倾斗争同时,开展了“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照例,又涌现不少运动积极分子。其中,有个刚从北京调来的人,政治觉悟与热情,皆非寻常可比,揪住宋波不放,“旧话重提,旧账重算”,非要从宋波身上挖出不为人知的更多秘密。这思路,来自如下一番推理:组织上只掌握秦兆阳的一封信,你宋波便只承认与秦兆阳通过一次信;那么,假设连这封信组织上也没掌握,你宋波肯定就根本不承认通过信——由此可知,你宋波能隐瞒就隐瞒,通信绝不会仅仅就这么一次!

于是,“斗起来没完”,“大会小会熬得我筋疲力尽”。宋波的心理过程,让我想起《水浒传》里的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前,林教头的心理是能忍就忍、一忍再忍、坚忍强忍,忍来忍去,终未忍住最后一次。宋波亦如此。出事以来,他垂眉低目,态度恭顺,低调做人。这不单出于自我保护和周旋的意图,也是内心确实感到害怕,希望用诚恳悔过换取宽恕。可是他所期待的情形非但毫无踪迹,反倒愈益被人往死里整。尤其那个北京来的运动积极分子,联合一批人,非逼他承认子虚乌有的事。这弄得他退无可退,再退,就会从悬崖上掉下去。他发现,有点崩溃的感觉,“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了”。然而,宋波究竟不是林教头,不可能怀揣尖刃在终无可忍之际结果了那陆虞候;他的“控制不住”,是:

一天晚饭后,在大门口碰上了整我最厉害的某某,我扑上去抓住了他的衣领,问他:“你究竟要把我怎么样?”人越聚越多,他不吭声,我把他狠劲一推,他倒退了几步,就倒在地上了。

这一推,推出了塌天大祸。宋波已知不妙,第二天买了火车票,准备西逃新疆。就在他准备登车时,追捕者自天而降,当场五花大绑,押到省公安厅看守所。

年轻读者或许会问:同事间口角,略动了动手,如何就被专政了呢?列位有所不知,在彼时看来,宋波推这一把,既非同事间口角,甚至也不被视为打架斗殴之类刑事案件,而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单位党组织给他的鉴定是:“思想反动,串通社会上的反党分子进行反党;对抗党组织,行凶打人,畏罪潜逃。”法院便以这个为依据,判处宋波两年徒刑,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改造。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宋波躲过“右派”帽子很有些幸运,那么事实证明,这种幸运是靠不住的——抑或,根本不存在。“革命眼睛”明察秋毫,不会放过任何漏网之鱼。因此,宋波虽然没有随秦兆阳一道成为“右派”,现在却成为现行反革命罪犯。结果更糟。这个年仅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从此开始了炼狱一般的人生。

︱4︱ 到劳改营后,他于一九六一年四月被派去“盆地西部”修大坝。这个盆地,当即著名的塔里木盆地。他们必须赶在七月之前建好大坝,以免洪水来临时下游农场粮田被淹。苦役们主要工作是担沙土。“戈壁滩上的太阳一天比一天厉害,灼热的地气真要把人烤干。”苦役们脱光衣服,只穿一条裤衩。肩膀磨破了,鲜红的肉翻露在外,“第二天重担照样往上压”。上下、上下,一趟又一趟,日复一日,无始无终。大坝每天都在升高,苦役们也随之每天消耗更大体力。在这种情况下,苦役之间还掀起“劳动竞赛”——有人摆擂,有人攻擂,相互比试谁更不惜命。这是极端化的生存搏斗,目的自然在于以“立功表现”从同类中胜出,早一点跳出苦海,较古罗马角斗场里的竞争相去不远。

那么,苦役们又是靠什么来维持如此强度的劳动甚至“竞赛”的呢?宋波说:“每餐只有二克玉米面掺骆驼刺(戈壁滩上的一种野生植物)做成的淀粉馍。”这句话中“只有”和“二克”两个词,颇令我怀疑自己是否看错了。“只有”,意味着所谓“食物”舍“淀粉馍”之外,概无其他。至于“二克”,日前曾见报上说,“我国人均摄盐量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食盐标准”,其中,吃盐最多的是东北人,日均每人要吃十八克,摄盐最低的广东人,每人日均也有八克——如此说来,宋波们食用的馍所含玉米面,还远远不及现在一个中国人每日撒在菜里的盐多。有句俗语:“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里面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此刻我们发现,在宋波们的面前,如果有人也这样说,居然没有任何的夸张,完全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那玉米面含量仅二克的“淀粉馍”的喂养下,宋波说,“过了不久,一些‘反党分子’就进了坟墓。”宋波幸而还是一个小伙子,所以熬了过来,没有死掉。不过,当他离开那里时,体力耗尽了,“风都可以把我吹倒”。新的劳改地管理者发现,确确实实已无法指望此人干任何重体力活,只好分派他去放骆驼。

新的劳改地,在塔里木盆地南部。它的环境,宋波仅以一言蔽之:“不但没有鸟,连苍蝇蚊子都不生。”然而却有人——一九五五年开进来一批开荒造田的劳改犯;现在,宋波们步了前者后尘,成为这荒漠之地的新生力量。他们听见接收的人这样说:“你们既是来到这里,就一切老老实实。到了这里,没有一个飞得了的!”这不是威胁,是对事实原原本本的陈述。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全部来自宋波“文革”后与秦兆阳的通信。秦兆阳在一九八六年第三期《当代》上公布了其中的六封。公布时,秦兆阳做了删节。这出于对写信人原意的尊重。关于诉说这些往事,宋波说那纯粹是跟秦兆阳私人间的“谈心”,他无意张扬,因此特别“郑重说明”:“对我以上所述的事情,您不论用什么形式写什么东西,都不要把它写进去!”秦兆阳于是紧跟着用括号注释说:“我只得作了删节。”
也就是说,以上的宋波遭遇,是“删节本”。而较诸“全本”,为什么删以及会怎样删,,倒也可依常理来推想。秦兆阳所以违背宋波意愿将那些信删削后公布出来,我想实在是无法抑制悲愤与不平,认为有必要让人们认识生活中存在这样的遭遇、这样的丑恶。鉴于当时条件,原封不动展示出来并不现实,只能“窥一斑而知全豹”了;况且,这有利于保护宋波。

︱5︱ 到上面为止,宋波一九五八年因一时冲动给秦兆阳写一封信而改变自己一生的故事,只进行到第一个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主人公的经历已让人不胜唏嘘,不过考诸当日,又可以说屡见不鲜,晚近以来渐次载于书册的大小“右派”、“反党分子”或其亲属的回忆与讲述,大同小异;例如和凤鸣女士所著《经历——我的一九五七》,里面种种,便可与宋波故事相参佐。

宋波命运之奇,奇在后头。

当年他获刑两年。两年后,是释放了重新成为普通公民,还是继续被监督劳动改造,我们没有看到说明。总之,他呆在原地没动,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三月都跟犯各种错误的坏分子为伍。这些人中,有位姓孙的老干部,宋波与之同牧一个羊群,患难与共,“我们亲如父子,感情很深”。后来,老干部“解放”了。经他过问,宋波被调入一座煤矿采矿二队当工人。

似乎有点时来运转的意思。宋波在信中对秦兆阳激动地说:“老秦同志,您能理解我被下放到井下劳动的心情吗?……再艰苦也比在╳╳堵坝强百倍。而且井下工的粮食定量是五十一斤,能吃饱还有余。”

说到这五十一斤口粮,二十五岁上因旧恋人检举而跌入深渊、如今年已四十一岁的宋波,一九七四年终于娶妻成家。妻子十分贤良,这是他的福气。然而,妻子和两个先后降生的孩子,全是黑户(没有户口)。所谓五十一斤口粮“能吃饱还有余”,仅限成家之前。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口粮按户口簿上人头定量供给。就算有定量,也不够吃——小的时候,我家即如此。不够,怎办?偷偷摸摸买“黑粮”——通常是农民把粮食挑进城,先藏在某处,然后挨家上门打听谁要买——价格自然要高不少。这种活动当时有一罪名,叫“投机倒把”。宋波一家四口,只有五十一斤粮食,日子肯定过不下去;那点工资,便大半用于购买高价粮。这一点,领导不但不同情,不但不帮助,反倒当作整宋波的一个把柄——“审问我是不是搞粮食投机倒把”。

但总的来说,吃并不是宋波生活最黑暗的那部分。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八日通信中,宋波第一次透露自己现在身患“二期矽肺病”,说“基本上没有药能医治”。我在网上查了查相关信息,以下是“百度百科”有关矽肺病词条的解释:

二氧化硅的粉尘俗称矽尘,它是致病能力非常强(有一说最强)、对健康危害(最)大的粉尘。

矽肺是尘肺的一种,是严重的职业病。游离的二氧化硅粉尘通过呼吸道在人的肺泡上发生堆积,影响气体交换,最后人的肺泡失去作用,肺组织全部纤维化。用老百姓的话说,肺变成一个土疙瘩。

目前,全世界没有能够治愈矽肺的特效药,患了矽肺等于判了死刑。

由此可知,二期矽肺病患者宋波对秦兆阳的所说,是刻意轻描淡写的。

显然是在秦兆阳恳请下,宋波后来对病情谈得比较具体一些了。他说,自己是“二期加IB的矽肺病”,“咳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痰中带有紫色的血块”。

怎么染上的呢?——

有谁知道,在离北京如此遥远的那个偏僻的深山沟里,有二百多名劳力整天处在不见阳光的二百多米深的地层底下,没有通风设备,整天弥漫着炸药的硝烟,呼吸着有害气体和矽矿粉尘,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从事沉重的劳动,经常有人干着干着就晕死过去。

这情景,会令我们误以为宋波干活的地方是私营黑窑,可那时候没有这种东西。那完全是一个正规的国营煤矿。本来,如果遵照和执行规定,应该不会出现上述现象。可是,规定自己说了不算,领导说了才算。宋波曾向领导提议抽出劳动力把通风井打通,解决通风问题。领导却强调,抽劳力就完不成生产任务。

天可怜见!宋波,好不容易熬过了十几年服刑和监督劳改的生涯、赎回自由身,转而又天天钻入二百多米深的黑暗的地下,呼吸着毒雾,去挣每月五十一斤的口粮,以及主要用于补充不足口粮的那点工资。他对秦兆阳说:“我已是五十岁的人了,虽不老而力衰……”他形容自己是“脂膏耗尽了的人,瘦得像癌症患者一样”。根据资料,像宋波这样二期矽肺病并发结核病的患者,保养调理得好,或不至死,但劳动能力无论如何是彻底失去了。

想一想,这个人在世上活了五十年,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呢?

一切,只是因为一封信……

︱6︱ 然而,厄运仍不愿放过这个几乎已被磨折成废人的人。接下来的事,简直让人目瞪口呆,若非白纸黑字地印在一本严肃的文学刊物上,谁也不敢相信世界上竟会有这么离奇的遭遇。

奇就奇在,又是一封信引起的——读者应该记得本文前头提到过一九八二年二月秦兆阳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来信;当然,他展读之后就发现寄信人与自己虽然素来未谋一面,其实彼此间却一命相连。历尽劫波人犹在,大家所幸还活着,都捱过最黯晦的时光,这是多么让人高兴、激动的事。秦兆阳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了回信,与两幅用宣纸书写的条幅和一本多年来终于恢复“出书资格”的一本新著,一起寄去。

至此,秦兆阳总共只给宋波写过两封信。一九五八年那一封,让宋波在刑狱、荒漠和不见天日的矿井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眼下他又写了第二封。恐怕,打死他也不能料见这封信又让宋波大祸临头;很简单,第一封回信或许考虑欠周、有些冒失,那毕竟是一九五八年,而眼下是一九八二年呵,“文革”结束已六年,标志着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宣布实行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五十万右派大平反等,也都是四年前的事了,秦兆阳怎能想到公民间的普通通信仍然包藏不测风云呢?

然而就是这样,二十四年过去了,事情却依样画瓢重演了一回。第一封信,合法收信人没有直接收到,第二封信又被人扣下了。做出这举动的,就是前面我们曾提及的煤矿“领导”。秦兆阳在《当代》上公布宋波故事时,姑隐其名,以“牛C”代称。他是矿长。牛C早就对宋波恨之入骨,因为不管宋波多年受了怎样的摧折,他究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懂一些“不该懂”的事,脑子里转一个不该转的念头,比如指出应该抽调劳力打通风井以改善工人劳动环境。在牛C看来,这样一个人,就是心怀叵测,就该提防和整治。

这时候,有人给宋波寄来厚厚的邮件,用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大红字的信袋装着,掂一掂,沉甸甸的,里面不知何物(其实是秦兆阳的赠书)。牛矿长一琢磨,准不是什么好事儿!“就下命令把它锁进人事档案的保险柜里去了”。

他做得多么自然!是“领导”身份让他这么自然的。二十四年前,那个年轻女士截获宋波信件时,感觉肯定也很自然,因为她截获以后没有揣入自己腰包,而是把信上交“领导”;假如是前者,她大约也不敢那么做,既然是上交“领导”,她对自己的行为就没有必要感到不心安理得。

于是,很自然的牛C“派人”把宋波“叫”到他办公室去,开始了审问。“妈的,”他骂起来,“你敢写小说诬陷我们干部,证据确实,判你个诬陷干部罪,一点也不过分!”原来,他揣摸“人民文学出版社”信袋里装着的是宋波写的小说。他拿来纸、笔,命宋波写保证。宋波不知“保证”什么,牛C益发怒了:“保证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他表示,将以“党组织的名义”给出版社写信,抽回“原稿”。

直到此时,宋波还一切都蒙在鼓里,不知道什么人寄了什么东西给他,更不知道那是秦兆阳的来信——它们都被控制在牛C的保险柜里。而牛C可不管这些,他现在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在这座矿里,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触犯他的权威。宋波因病先前已脱离井下,牛C决定把他重新赶回井下。他在支部会上宣布了这决定,并且说:“如不服从分配,就按职工手册规定,一切经济损失由不服从分配的人赔偿。”支委朱医生提醒他,宋波病情太严重。牛C说:“活着干,死了算!”朱医生说:“他吐血不止。”答:“吐脓也要给我干!”

朱医生是个好人,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她提议宋波申请提前退休;她掌握着宋波的病情证明书,对于摆脱牛C的报复来说,这是可行的。胆战心惊的宋波顾不上考虑别的,同意朱医生的安排。朱医生在病情报告和意见书郑重签了字,交给牛C。牛C情知国家规定如此,没法不批准。然而,朱医生发现牛C要宋波填写的“退休职工表”上,“工资级别”栏标注为四级,实际宋波应该是五级。对朱医生的疑问,牛C掷地有声道:“对!他的工资是五级,现在我给他填的是四级,宋波要是有意见,叫他来找我好了!”

就此,宋波对秦兆阳这样说:“我已是逃死求生的人,哪里还顾得去争工资待遇?哪里还敢再生枝节?”第二天早晨,宋波在牛C办公室,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把表填好。这时,牛C才吩咐人把保险柜打开,把被扣的邮件交还给他。宋波写道:

我一看纸包上是你的笔迹,不知道为什么,猛地一阵心潮涌动,两股热泪猛一下涌出了眼眶。

︱7︱ 故事我们只能讲到这里。我们的自二十五岁起九死一生、受了无数煎熬的主人公,带着胸腔中碳化、砂样的肺,拖着皮包骨头的身躯,以平白降一级工资的结局,从社会人生的舞台退隐了。据说他去了妻子的农村老家落户;一九八四年,他曾在贵州习水“治病”。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他别的信息。从那时至今,又有二十来年过去了,我希望他仍在人世,然而以那样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如何设想是恰当的。

宋波的际遇,既奇且巧,有小说、戏剧所不能到处。但我们追寻其逻辑,却又明白貌似奇巧的背后,有生活的必然。只不过在生活中那些事往往分散地发生在若干不同的人身上,然而宋波的故事却把它们集中到一个人的经历上而已。

再有,就是它的形式。定睛细察,宋波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小人物”,既不咤叱风云,也不身名显赫。古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可宋波纯属一介小民,根本说不上什么“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之类取祸在身的潜因,实际他也没做任何出格之事。他一头一尾两次灾厄,都仅仅因为最私密不过的通信。这好像过于极端了。不过,惟因事情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我们也才对一段历史看得更为深入。

最后谈谈文学。宋波不是作家,不是批评家,不是编辑,更不是文艺官员——除了算一位读者,他跟文学可以说毫无关系。一个与文学无关的人,居然会为文学吃这么大苦头,把一生都毁了。这样的故事,讲给任何其他时代、其他地方的人听,他们的反应恐怕都是无从理解,也无从想象。然而千真万确,宋波的悲剧系由文学而来。是的,他非文学中人,但却是极好的文学史个案。关于文学曾经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把这个貌似与文学无关的人的故事分析一遍,可能胜过不少叠床架屋的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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