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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我看到的黄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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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黄裳

我看到的黄裳

---作者:郑重

洒家不为官,无用人之权,当然谈不上爱才,但对有才有学有识之士,还是有着高山仰止的敬意。所以,我说对黄裳的敬重并不是今天凑文坛的热闹,为他捧场,他也不需要我来捧场,而是四十多前就有着如此这般的心情。

对黄裳,我是很敬佩的,以道长尊之;因为我们是同道,端的都是新闻记者饭碗。实际上他应该是我的前辈人物了。

最初看到的是文字中的黄裳,不是读他的什么集子,而是从翻旧报纸中得来。岁不我待,现在就要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了,真是有些可怕。那时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欢喜新闻通讯及散记随笔之类的文章。波列伏依、爱伦堡、邹韬奋、范长江、刘白羽、华山、孙犁的文章,都是新闻采访写作课的话题,有些是必读的教材。学新闻史则要翻旧报了。

从《文汇报》上读到黄裳写南京的几个连载,如《旅京随笔》、《金陵杂记》和单篇《司徒雷登夹着皮包走了》及后来的《入蜀记》等。感到他的采访视角及写法都很特殊,和课堂上学的有些不同。特别是写南京的那几组通讯更感到他是胆、识俱高的记者。《文汇报》当时驻南京记者有几位,别人的注意力都在国共和谈上,争取和平、民主,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成为报纸的主旋律,而黄裳居然在这样的浪潮中,独辟蹊径,写出那样发人深思的文字,要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不为过。同时也感到《文汇报》给记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是个出记者的地方。

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始,大学毕业,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真的选了《文汇报》,当了见习记者。自此,我们出入于同一个门洞,乞食于同一个灶头,除了会场、食堂偶然碰到,数十年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位“脱帽”先生而避嫌,我是一个政治观念薄弱的人,他的一位难友而且是挚友陈钦源,我们有时到外滩公园曝曝太阳,到旧书店淘旧书,听他讲些报社旧闻,他还教会我如何做书衣包书,和我在一个办公室的黄立文、徐凤吾、朱家树,也都是一九五七年落难人物,我和他们也相处得很好。而黄道长则沉静寡言,虽然嘴巴上说夹着“尾巴”,我则感到他嘴角上流露出来的是坚韧神气,镜片后散发出来的目光是傲骨光彩,加上他笔下文字绕来绕去的功力,不知他鼓鼓的肚皮中有几多功夫。自感才疏学浅的我,没有和他对话的条件,对他只敬而远之了。

我这话是真实的。一九六一年,夏衍从北京琉璃厂以一个电影剧本稿费两千元的价格购得《纳兰容若手简卷》,一时轰动京华,康生、陈伯达竞相观摩。《文汇报》要撰文介绍,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作者,总编辑陈虞(孙)老要黄裳执笔成文。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还有大字报揭发陈虞老重用黄裳。陈的自我检查中亦提到这件事。还有就是在一九六二年,北京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曹雪芹已定为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他便成为国家盛事。曹雪芹卒年有两说:一说是乾隆壬午年(1762年),一说是乾隆癸未年(1763年),相差一年。《文汇报》对这种文化盛事自然要充分报道,何况红学一直都是热门话题。《文汇报》除了发表一批专家文章外,北京办事处记者刘群写了长篇通讯《京华何处大观园》,署名吴柳。陈虞孙读了稿子,大感兴趣,关照文艺部写一条新闻与通讯同时刊出,以增此文的分量。新闻送到陈虞孙处,他提笔做了一个标题:“大观园遗址有迹可寻——”,但下联对不出了,他拿到夜班编辑部征对下联。大家七嘴八舌,对出的都不理想,最后由黄裳对出一联:“——曹雪芹卒年何妨一辩”,对得工整到位,新闻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出,标题做得“弹眼落睛”。洒家不为官,无用人之权,当然谈不上爱才,但对有才有学有识之士,还是有着高山仰止的敬意。所以,我说对黄裳的敬重并不是今天凑文坛的热闹,为他捧场,他也不需要我来捧场,而是四十多前就有着如此这般的心情。

看到“文革”中的黄裳,大多是在运输卡车上推卷筒纸。那时,我寄宿在集体宿舍里,从宿舍到办公大楼必经印刷厂的大门。印报用的卷筒白报纸放在别处仓库里,随用随运,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一条白毛巾塞在腰间或围在脖子上,蓝色的工作帽似戴非戴,简直是盖在额前的,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运用自如。他身体敦壮厚实,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就像一座钟,毫无委琐卑曲的样子,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也感叹着:真是一个人物!

至于一九五七年,黄裳因何被错划而入另类,也是因为要写点有关《文汇报》的文字,观赏旧时月色,所以从翻阅旧报中得知一些,这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距“反右”时代近三十年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上海市委开宣传工作会议,黄裳采访了一些学人,四月二十七日即发表用“本报记者黄裳”署名写的《解冻》,文章结尾写着“让春天早些来吧!”还是很激动的。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十一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开始反击,十四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已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是报纸被点名了,总编辑徐铸成执笔的社论《明确方向 继续前进》(稿费六十元,八折)同时在《文汇报》上发表,即使是嗅觉迟钝的人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在六月十五日,敏感多智的黄裳在“笔会”上还是发表了《杂感》,还在鼓动知识分子要“投袂而起,鸣鼓而攻”,还要“搬去暗礁”,“使洪流得以畅通”。我想当时的读者不会赞佩他的勇敢,而会说他是“傻冒”。

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后,《文汇报》真的是呼啦啦地大厦倾,连写检讨文章的笔杆子也没有了,还是社外的蒋文杰代笔写了社论《向人民请罪》(稿费六十元),以后就是黄裳连写几篇请罪社论,七月四日社论《从“草木篇”的错误报道中吸取教训》(稿费原开四十元,划去,又开三十元,八折),七月六日社论《章罗联盟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稿费三十元),七月十日社论《坚决站定脚跟,勇敢投入战斗!》(稿费四十元,八折)。其他如七月三日,郑心永写的社论《痛切改造自己》(稿费三十元,八折),七月七日钦本立写的社论《从北大“民主墙”报道中得到的教训》(稿费四十元,八折)。这些都是记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份《文汇报》合订本上的,否则现在不知是谁写的了。钦本立当时提出“救报救人”,《文汇报》要“还债”,除了以社论的形式自我批判,还要批判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起始既然要人家撰文支持,结果还要进行批判,是很不符合新闻道德的。无可奈何,又以“本报记者”(不署名)的名义,发表一系列批判文章。

进入二十一世纪,重读这些文字时,其中批判王造时的《君子之风》、施蛰存的《才与德》、徐仲年《乌昼啼》等三篇,无论行文结构和材料的运用,我都感到是黄裳的文风,在《文汇报》老人中,这几篇文章无人能写得出来,非他莫属。二○○三年某日,到他的“来燕榭”求教,我向他谈起这几篇文章,说是出自他的手笔,老道长唯唯否否,说是记不清了。告别时,我还是很武断地给老道长留下一句话:“这些文章肯定是你写的。”他还是笑而不答。后来,我就把与道长这个谈话过程写进拙作《毛泽东与文汇报》一书中,并把我判断为他写的那篇批判施蛰存的文章《“第三种人”施蛰存》作为附件全文录入。撇开政治批判不谈,我是很喜欢这篇文章的。

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饭后漫步至左岸书店,倚柜翻阅《读书》二○○六年第六期,黄裳《忆施蛰存》一文跃入眼帘,倚柜读之,见他在文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施蛰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才与德》,因此贾祸,其实是一篇正确的针对时弊的好杂文。其时风雨如晦,报社急于认错,痛改前非。当时我还是个编委,在被揪出之前,还得写社论,写依照宣传口径的各种文字。当时有“还债”之说,凡在鸣放中在本报发表的“毒草”,都得一一批驳、消毒。《才与德》是名篇,这批判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于是胡说八道一通以应命。

读了这段文字,我真是眼明心亮,感到无限慰籍。深感老道长的心境和五年前不同了,有新的超脱与升华,更加令我敬重。当时处于那样的环境,为了《文汇报》的大局,无论是谁都要那样做的。遗憾的是《文汇报》作了那样大的努力去“还债”,并没有得到宽赦,最后仍然几乎全军覆没。我是不大喜欢那些事后说风凉话的事后诸葛,没有喝过那口水的人,无法知道其中的冷暖。因之,对他们的高论只感到可笑而已。

已卯(1999年)岁末,黄裳道长托朋友带来《来燕榭书跋》,我很快通读一过,并把丁酉岁(1957年)、戊戌岁(1958)、己亥岁(1959)三年的题跋拈出细读,对他那时的处境和心境作了一些探讨,算是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是我们过往的开始。《陈师曾遗诗》跋语有云:“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午刻与(蒋)文杰(即代《文汇报》写《向人民请罪》的作者)饮于市楼,又过旧书肆观书。偶于架上抽得此册,至为得意。”《汪方壶集》跋语有云:“近日忙甚,往往漏夜始归。今夕偷闲,灯前展卷,听雨记此,亦人生乐事已。丁酉五月廿九日,黄裳记。”《白云集》跋语有云:“来青阁近从湖上买得旧书一批,余过而视之,选得清刻集部四种,而以此为最佳。挟书归来,漫阅一过。……丁酉九月廿二日,寒秋记事。黄裳。”《孤儿编三卷》跋语有云:“此编首有椒堂朱氏书一通,系小燕(黄裳之爱妻)曾祖所作,益增爱惜之念。翌日晨兴作记。戊戌三月初一日。明日谷雨黄裳记。”《宝贤堂集》跋语有云:“……疑皆为年羹尧作,刻集时年败已久,而不删此诗,此其所以于朝廷之大忌乎?戊戌十一月。”《读书堂诗集》跋语有云:“已亥落灯前日,雨雪初霁,晴窗沐日记。”正月廿三日更记:“雍正初大狱兴作,清初诸老集中有关故实几全削去,幸留一二,翻检得之,不能不珍惜也。”《汪水云诗》跋语有云:“今日过之,买得此种及卢雅雨出塞集,盛小云啸雨草堂集三种。甚快意也。……缘书之美,何可言耶。丁酉七月半。”过了三年,再题“已亥六月廿九日,不亲朱墨,将半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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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燕榭书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5月版

以时间推算,大概从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开始,中经为报社写请罪文章,一九五八年反右派补课把他补了进去,一九五九年去农村劳动。这些跋语不用再作注释,虽有弦外之音,也是其意自明。其中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他始终以购书为乐,读书自遣,仍不失读书人的本性。
中国给知识分子戴帽子,大概是一九五七年开始,那时黄裳只得了一顶帽子;如今,人们送给他的帽子多啦,当然此帽非彼帽,现在送给他的帽子可名之为“桂冠”。黄裳既然没有昔日戴帽之悲,我想他也不会有今日加冕之喜的,有一顶帽子他会戴上的,即记者或杂家。反正我是这样看他的。他的杂家是继续“二周”的余墨,在杂文的思想上继续了鲁迅的犀利,也有点“一个也不宽恕”的精神,而在文风上确实有周作人的铺陈与温婉。《文汇报》有两次因鲁迅杂文引起的风波,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风”的讨论;第二次也是上个世纪,那是五十年代要不要鲁迅杂文的讨论。前一次讨论,黄裳才初出茅庐,受其浸染,后一次的讨论则是直接由他的文章《杂文的复兴》及《再论生产救灾》引起的,最后由冯雪峰唱了压轴戏,宣判鲁迅式杂文的死刑。

一九五七年前的《文汇报》,许多大事、重要文章都和黄裳的文章有关,所以我说,《文汇报》不可无黄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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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燕榭文钞》 作家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黄裳的文章,有人说常常会透露出一些“牛气”,不是太令人欢喜。我以为他有“牛气”的资本。作为记者,能去一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能采访到别人采访不到的新闻和人物,那么这个记者肯定很有些“牛气”。黄裳除具备这两条“牛气”的资本,还有他的读书和藏书,他读了一些别人没读过的书,他藏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书。如大家都在赞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他却说有一本什么重要的书陈寅恪没有引用,并说: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家,这本书没有读过,甚为惋惜。这话看来比较尖刻而牛气,因为他藏有一部陈寅恪没读过的书。我在写李因的时候,知道他手中有半部《竹笑轩集》,并听说要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未出版之前,我自知和他相交不深,不敢贸然向他借书,所以我就不敢动笔。还有,最近我想写上海博物馆藏《纳兰容若手简卷》,致信向道长求教,他回信说光看纳兰本人的集子不够,要看与他同时代人的全集。与纳兰容若同时代人陈其年、朱彝尊、查慎行、徐乾学、顾贞观、尤侗等人的集子我手边没有,即使有也都是选本,那些选家又偏偏不入选与纳兰容若有关的内容。经道长“要读全集”这样一说,我哪里还敢动笔。还有我正在准备写朱彝尊与其小姨子恋爱的“风怀诗”,自以为把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可是读了他新近出版的《来燕榭集外文钞》,其中就有《朱竹垞的恋爱事迹》,不止是考证了朱与小姨子之间眉来眼去的调情,连朱彝尊有没有“得手”,都作了透彻分析,有的资料是我没有看到过的。我准备的资料也只好收之于屉笼之中了。黄裳写过的题目,其他人就不要再写了。除了对书的收藏,还得有过人的眼力。对所藏之书不但要能读,而且要会读会用,同样一本书,他能读出学问来,其他学者也不一定能做到。我读黄裳的文章,感到他常常能以新闻记者的敏感,抓住书中的“鲜头”。如朱彝尊与小姨子恋情故事,别人也写过,只是求证他们之间有没有恋爱,但却没像黄裳那样深入进去在有没有“得手”上做文章。朱竹垞的“得手”与否这才是真正的“新闻”,给老道长黄裳抓住了,真有一颗年轻的心啊!

絮絮叨叨,写下了我看到过的黄裳,还只是一种远观,算是老道长的一个侧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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