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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锦里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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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同学聚会(前排左三为张隆溪)

 

锦里读书记

 

---作者:张隆溪

 

离开成都二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是一个文风很淳厚的地方,而那文风之厚,尤其在艰难之际越发能显出底蕴来。记得上高小和中学的时候,常到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去玩,喜欢背诵楼台亭阁到处可见的楹联。在供奉杜甫塑像的工部祠前,有咸丰年间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题的一付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工部祠前有几树腊梅,长得疏落有致,初春时分梅花盛开,或红若胭脂,或黄如嫩玉,远远就可以闻到一阵幽香。所以在正月初七的人日游草堂,别有一番风味。在草堂寺,也许晚清顾复初所撰的对联最有名:“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小时候虽然不能完全体会这对联的意思,却总觉得读起来抑扬顿挫,韵味十足,也就一直记得。另外使我印象很深,后来一直不忘的是陈毅元帅在草堂的题词,取杜工部的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两句读来十分痛快,似乎能从中体味杜甫的沉郁,也更能想见陈毅自己的性格。

 

成都南郊有纪念刘备的汉昭烈庙,可是成都人都称之为武侯祠,说明在人们心目中,神机妙算,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远重于那位靠人扶持的刘皇叔。武侯祠的楹联也很多,其中有集杜甫诗句的一联:“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那飘在万古云霄中一片羽毛的形象,实在令人难忘,读来使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诸葛亮殿看见墙上石刻的杜诗《蜀相》,尤其开头这几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再看看庭院中的古柏,便对这些诗句有格外亲切的体会。这几句诗使我想见远在唐代,杜甫就已在城郊去凭吊过诸葛武侯,于是觉得在这些诗句中,似乎找到了和千年以上的过去一种特殊的联系,而在默默感悟之中,也似乎无意间获得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其实在小时候,这些都由耳濡目染得来,浑不知历史感为何物,但也正因为如此,对文史,对读书,便自然发展出纯粹的兴趣。所谓纯粹,就是在其本身的乐趣和价值之外,别无任何实际利害的打算。我在开头所说淳厚的文风,就是在这种对知识的纯粹兴趣和追求中形成的风气。

 

然而对于求知而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却是极为不利的一段。那时候说读书无用好像理直气壮,报纸上就经常有伟人宏论,说读书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知识分子被名为臭老九,几乎等同于阶级敌人。当时有几个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识:凡中国古代属封建主义,西方属资本主义,苏联东欧属修正主义,封资修都在破除之列,于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无一不是毒草。我们这个具有数千年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时间好像与一切文化为敌,要向古今中外的文化宣战。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地方观念,也决不认为四川人有什么特别,但我很小就听大人们说过一句话,道是“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可以肯定的是,对当时那种状态,多数人是反感的。我那时候充满了年轻人的反叛精神,对报纸上公开宣扬的读书无用论和大肆吹捧的白卷英雄,都从心底里反感、厌恶。我不相信杜甫那些优美而感人肺腑的诗句、莎士比亚那些深刻而动人的戏剧作品,居然是必须铲除的毒草!而且我发现在我周围的同学朋友中,有我这样想法的并不在少数。一位中学老师黄遵儒,在那年头名字就犯忌,而且属于“牛鬼蛇神”之类,于是取鲁迅诗句之意改名民牛。他在学校以长于书法有名,在我们这帮学生几乎全数下乡之际,他用极工整的楷书抄录两首鲁迅的诗送给我,我珍藏至今。这些诗句表达的忧闷心情,对于我们当时的情形颇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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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返德昌时寄赠友人的字

 

19691972在农村插队落户的三年里,有许多和我一样的知青对书本和知识,都有如饥似渴的追求。我们互相传阅仅有的几本书,讨论一些跟当时的生活现实没有一丝关联的问题。我下乡时,中学一位英文老师潘森林先生把抄家劫余的两本书送给我,一本是希腊罗马文学的英译,另一本是英美文学选读。山村里没有电,我只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每天晚上就着那如豆的微光,一直读到深夜。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很艰苦,或许恰恰因为物质生活艰苦,我们就完全沉浸在精神的世界里,不仅读文学,而且还特别喜爱哲学。知青们为了思想的交流,相隔再远,也要时常来往。记得一位绰号叫野猫的朋友为了来交谈,到晚上一定要约我和他赶夜路骑车到另一个生产队去,可是在乡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绊倒,人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门牙被磕断了两颗。我一直为此感到内疚,可是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为了一夕清谈,好像什么都值得。记得曾与一位比我年稍长的朋友陈晶通信,每封信都写好几页。我们谈文学、美学和哲学,谈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谈雪莱和华兹华斯,谈鲁迅和林语堂,也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我们那时候的谈论也许并非没有一点深度,而那份真挚和热忱更是绝对纯粹的。“嘤其鸣兮,求其友声。”记得陈晶写来的第一封信,就引了《小雅伐木》里这古老的诗句,正可以道出我们那时候的心情。

 

在乡下的知青生活,看似单纯,却又很复杂。我们看见农村的贫困,农民生活的艰苦,既有深切的同情,却又因为落户在此,身处其中,而且是到农村来接受“再教育”,所以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种居高临下式的同情,而不过是自怜而怜人。又因为身不由己,不知将来会如何,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随时有受困而无奈的感觉。那种困境不只是物质的匮乏,更是精神的枯竭。身边贫乏困苦的现实和无尽的精神追求之间的脱节,可以说是知青生活最大的特点,不知有多少痛苦,多少悲剧和喜剧,都从这里发生。不过那时候我们毕竟年轻,有旺盛的生命力,更有压抑不住的精神。和我一道下乡的同学,都各有自己的爱好和特点。其中一位叫谢洪,后来进了中央戏剧学院、成为电影导演,但在那时候他无法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几乎把乡下的生活变成舞台,随时显得很有戏剧性。我的好友张爱和极有音乐才能,现在参与编辑一本和音乐有关的杂志。在乡下,他拉起手风琴来,那悠扬的乐声好像可以使我们抛开身边的烦恼,进入另一个美好的时空和世界。我那时有一本奥地利作家斐利克斯萨尔腾(Felix Salten)的名著《小鹿斑比》,我把它译成中文,由谢洪用戏剧演员的腔调来朗诵,那伤感而带哲理的故事,让大家听了时常感动不已。回想那些艰难的岁月,在困苦中仍然有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在贫乏中仍然有精神的慰藉,既有痛苦,也有欢笑,实在永远也不会忘记。

 

1972年春天,我从四川德昌的山村被调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当了五年修理工。那时候工间里完全没有正常作业,我每天都背一个书包去上班,一有空隙时间,立即到碱水池把油污的手洗一洗,在别人打牌或聊天的时候,就拿出一本书来读。我喜欢艺术,有一帮画画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现在已是颇有成就的艺术家,但那时和我同是运输公司的工人。说起这帮喜爱美术的朋友,当时在成都有不少业余绘画爱好者,都各在工厂或别的单位工作。他们简陋的家里,往往藏着一幅幅国画或油画。他们也常常在一起画,互相切磋。后来四川美术学院重新招生,他们当中好几位都去了重庆,成为一代相当成功的艺术家。不过三十多年前,这些文化艺术的根苗都还在恶劣的环境里自生自灭,全凭个人兴趣和爱好在那里坚持。我和朱成在工厂认识后,他知道我懂英文,就问我有没有见过原文的莎士比亚全集。我当然回答说,从来没有见过,他就说可以替我找一本。我以为他是在吹牛或者开玩笑,可是第二天,他果然拿来一本精装书,正是多卷本莎士比亚全集收有十四行诗的一本。我大为惊讶,朱成才告诉我说,那是他一个朋友父亲的藏书,老先生不相信现在居然还有年轻人能读这样的书,所以借出此书的条件是要看书的人翻译一首诗,如果真能译出一首来,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书。我喜出望外,立即选译了一首,交给朱成去复命。莎士比亚一百多首十四行诗,我已不记得译的是哪一首,可是那首译诗就像《天方夜谭》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那个故事里开门的咒语,为我打开了一个书籍的宝藏。

 

欧阳子隽先生曾在旧《中央日报》当过记者,喜欢读古书,也喜欢英文,当年曾和在成都的外国人时常来往,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书。他后来在成都一个百货公司做售货员,为人谦和,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在文革中居然把他最心爱的藏书保存了下来。欧阳先生对文化受到摧残感到痛心疾首,看见我译的诗,发现居然有年轻人还能读莎士比亚,高兴异常,立即请我到他家里去。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住处,在一个破旧的小院子里,一间极简陋的房子,但一走进去,就看见紧靠墙壁一排木板做成书架,密密层层放满了各种旧书,其中大部分是英文书。我们一见面,欧阳先生就慷慨地对我说:“我这些书就是你的书,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来读。”在那年头,书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封存,想不到在一间旧房子里,竟保存了英国文学和历史的许多经典。在“破四旧”的一阵风暴里,成都也到处有抄家、焚书的举动,可是欧阳先生的书却能保留下来,几乎是个奇迹。这是否和这个城市古来的文风有一点关系呢?在激进口号的喧嚣声中,在政治运动轰轰烈烈的表面之下,是否文化和典籍就像龙蜷虎卧,沉潜于平民百姓之家,在为我们自己保存一点精神的根基呢?无论如何,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三十年前在成都居然找到了许多英文原版书,也出于纯粹求知的兴趣,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英国文学的经典名著。

 

在欧阳先生那里,我不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全集,而且读了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到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如果说下乡三年,读希腊罗马文学有一点收获,那么在欧阳先生那里,我就第一次读到了对英国语言有很大影响的钦定本《圣经》,又称詹姆斯王译本(The King James Bible)。我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希腊古典和《圣经》可以说是两个主要的源头,而钦定本《圣经》的英文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于是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两遍。在欧阳先生那里,我还借阅了法国史家泰纳(Hyppolyte Taine, 1828-93)著名的《英国文学史》。他在那本书里提出文学的产生取决于作家所属的社会群体、文化环境和时代氛围(即他所谓race, milieu, moment),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文学批评中,曾造成相当影响。当时我读得最勤,可能获益也最大的是帕格瑞夫(F. T. Palgrave)所编《金库英诗选》(The Golden Treasury)。这部诗选初版于1861年,后来不断补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们的《唐诗三百首》。我从这部选集里翻译了大概三百首诗,这在我是很好的练习,因为读诗是获得敏锐语感最佳的途径。熟悉诗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把握语言的音调节奏,轻重缓急,词句和语意的平衡,在自己说话和写作的时候,就知道如何组织篇章,遣词造句。英语和汉语在语句组织、节奏和表达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读英国文学经典,尤其是诗,才可能最好地获得英语的语感,增强自己的信心,能够把英语运用自如。与此同时,就像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的那样,了解一种外语可以反过来帮助提高对自己母语的认识,也就会增强自己的语言能力。七十年代初在成都相当特殊的环境里,尽管没有学校提供条件,没有老师指点,我却由于结识了欧阳子隽先生而读了不少英国文学名著。我永远感谢欧阳先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为我打开书的宝藏,提供精神的食粮,这对于我后来的发展,的确起了关键作用。可是当时读书完全出于兴趣,绝没有想到未来有任何发展,也没有考虑知识有任何实际用处。可是正像《庄子外物》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关系,知识的积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纯粹的兴趣,文风的形成靠的不是实用,而是对知识文化本身的追求。

 

我在欧阳先生那里不仅借书、读书,也经常聚在一起谈论,谈书,谈文学和文化传统,自然也谈那时让人焦虑担忧的时事。时常参加的还有他的儿女,阳旦、阳含、阳芳,有时候还有别的几个年轻人。欧阳先生的两个儿子阳旦和阳芳,一个喜爱大提琴,一个学练小提琴,后来都成了专业的音乐工作者,阳含则去了美国,现在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回想当年在那个陋室里的交谈,实在令人永远怀念。欧阳先生把当时的聚会,都详细写在他的日记里,多年后我在成都重新见到他老人家,他还把当年的日记翻出来,读给我听。成都人所谓摆龙门阵,在互相了解的朋友之间,可以说无所不谈。对当时否定文学和文化,对人类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做法,我们是用读书的实际来回应的。这倒不是有意为之,也更没有任何实际的考虑,而是在成都这个有淳厚读书风气的地方,读书人自然的反应。说不定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读书人大概也像这样在下面议论,并且把旧书典籍藏起来,使中国文化传统继续存在。毕竟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要使文化知识完全断绝,更是谈何容易。在三十多年前极为艰难的环境里,成都这个地方使我能找到书籍,找到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得以不断自学,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这使我永远感激我的故乡,也对我们自己知识文化传统的生命力,永远充满了信心。

 

200672日初稿于香港九龙瑰丽新村寓所

74日完稿于德国埃森人文研究院(K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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