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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文学史谈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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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水照教授

文学史谈往

--作者:王水照

编者按:访问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王水照先生,是在六月下旬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王先生还像平常一样定期到他光华楼的办公室,给学生上课、与来访者谈话。同二十多年前刚到复旦时家里连一张安稳的办公桌都放不下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那时候,他是靠了每天跑上海图书馆才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苏轼选集》,而现在,他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安心地从事研究和教学。但是也有没有变的地方,那就是他对文学史的思考,以及与此相伴的对于过去几十年学术与政治复杂关系的省思。

《书城》: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大概最重要的就是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近来许多人都关心文学史的写作或教学,也都觉得需要“反思”,我们知道您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现在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王水照:我的经历很简单,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最后到复旦大学任教。在北大是学习编写文学史,到了文学所参加另一种文学史的编写,最后到复旦教文学史。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学术经历,那就是学习文学史、编写文学史和讲授、研究文学史的过程。

我体会最深的,在中文系所有的课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学史,这和我自己受北大的文学史教育有关。我们是“55级”,是第一届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的班级。五年制的课程安排是这样的:第一学期讲授“人民口头创作”,下面四年半时间都是文学史,从古代一直到王瑶先生的现代文学史,每周六小时,一三五都要上课的。这么重的课程量放在文学史上,那就说明文学史是中文系学生的一个最基础的核心课程。光从知识层面讲,这是最重要的知识积累,能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获得系统的认识,了解中国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对艺术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这些都是其它课程所无法代替的。无论你将来搞什么,搞文艺理论也罢,进行其它工作也罢,作为中文系学生最基本的“童子功”,实在是十分重要的。

《书城》:那时候有什么教材可以用?

王水照:北大没有自己的教材,那时候全国还没有统一教材,只有一本《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由高等教育部“审定”,一九五七年才出版。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册和下册分别在建国前后出版,使用不很方便,到了一九五七年底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此书的三卷本,但北大也不大可能以他的文学史为教材。北大的老师都是讲自己的一套,那个《教学大纲》虽然有一定的约束力,但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不讲这个,北大的老师不可能服从你某一个“定本”,来照本宣科的,不过比起以前来已经守规矩得多了。游国恩先生不是写过一篇《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谈他“对于这个大纲,我虽然也有一些保留意见,但基本上是同意的”。那时全面向苏联学习,努力使课程规范化,面对苏联的那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要求,老师们也都在调整自己,努力适应主流的学术、教学要求,个人性的东西在体系上不能去发挥。

《书城》:正好您的那些老师,包括游先生、王瑶先生,他们都是最早提倡并实践文学史写作的一代人,他们年轻时候的理想就是写一部文学史。其实更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这些人的老师胡适、傅斯年那一批人就很都想做文学史了。北大后来出版的那套文学史就是您的这些老师们写的吧?

王水照:我们那时的中国文学史课是分段讲授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分别由游国恩、林庚、吴组缃、浦江清、王瑶等先生主讲,但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后,这一计划有所变动。这个阵容,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首屈一指的。他们都有自觉的文学史学科意识,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极富个性的学术品格。游先生是楚辞专家,参加过《教学大纲》的制定,又是全国统编教材《中国文学史》五主编的首席。林先生早在厦门大学时就独著《中国文学简史》,吴先生后与门人合著《宋元文学史稿》,王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更是该领域的开山作之一。由这些老师主掌杏坛,真是我们的大幸福。

《书城》:但是我们也很好奇,您这一代人大多以文学史为“童子功”,这跟老一辈学者并不是从文学史而是从个别作品入手,最后形成的学问风格到底是有所不同的吧?

王水照:我想是有很大不同的。有次我到钱锺书先生那里去,他跟我说:最近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好东西。我当时吃了一大惊,十三经两个星期温了一遍是什么概念?我就想起我在大学期间,曾打算紧随文学史的课堂教学把作品读一读。老师讲《诗经》,我想尽可能地把《诗经》的原著读一遍,后来发现这个计划完全无法完成。讲《诗经》课程已经很多了,两个星期吧,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怎么能在两个星期里把《诗经》读一遍呢,《国风》还比较快,《雅》和《颂》完全没办法读下去,马上就结束了,讲《楚辞》了。老先生的童子功是十三经等古代经典。而且后来我知道,不少老辈学者是有“温书”的习惯的,他们从小就读这些书,到了一定时期是要“温书”的,就是把他们一生当中读过的几部重要的书再来温一遍,叫“温书”。钱先生跟我讲的,恐怕还不是一般习惯的“温书”,而是与他作读书笔记有关的。他们学问的底子就是从大量的、经典的文本着手,量非常大。钱先生的集部之学尤其很少有人超过他的。现在不是有人讨论为什么钱先生的著作《管锥编》选择札记样式?当然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释,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从小读书就这样的。钱基博先生在一九三五年《光华大学半月刊》发表他的《读清人集别录》,在《引言》中说:“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善搜罗明清两朝人集”,做了大量日札,如果将我们钱氏父子两个人的日常笔记整理出来,能与钱大昕的史学“后先照映,非夸语也”。他很自负的。钱穆先生也说他们父子的集部之学没人超越。所以他是在广泛地阅读原典的基础上从事学术工作的。

《书城》:我们这一代就不同了。我们的学术起点就是大学教学,真正的入门就是文学史,文学史讲授主要是文学概况介绍和作家作品评析两部分。游国恩先生讲第一段先秦文学史时,随堂随编了《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3.jpg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  中华书局1962年8月版

王水照:对,这书我是每个字都读过,甚至是背过的,所以我讲我的童子功就仅仅如此。这书选目是游先生定的,但具体注释工作是吴小如先生完成的,我曾跟吴先生开玩笑:我的学术基础就是您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您是我的开蒙“业师”。这部书给我打开了学问境界,它讲《诗经》,选篇和注释就和别的书不一样,大量注释引用朱熹、王引之、马瑞辰、陈奂、俞樾等训释,我当时第一次知道余冠英的《诗经选》不是单纯的普及性的文本,他和前面朱熹等“诗经学”的名家是并列在一起的。这部参考资料的“诗经附录”部分,更采辑了有关论述“采诗”、“删诗”、“诗入乐”等专题的原始资料,凡它提到的一些书目,我就找来读,这对我影响很大。我们刚从中学生出来,中学课本里就只是《硕鼠》几篇东西,根本不知道《诗经》拥有这么大的学术殿堂。

所以,从学术起点而言,我们这一代大都是从文学史开始的,就我自己,也可以说是从《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入门的,而钱先生那一代则是从研读大量原典入手,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先天不足”,这个时代差距是无法弥补的。再从面对文献的身份而言,钱先生他们既作为一个研究者,也是一位鉴赏者,又是一位古典诗文的创作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带了这三种身份去从事日常的读书生活,这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我现在是个教师,我要扮演教师的社会角色和一个研究者的角色,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冷漠的研究对象,我平时也不会写古文、古诗,完全是游离的。当然,后辈人也有自己的长处,在研究手段上也有现代科技带来的一些优势。

《书城》:说到钱先生,还得多说两句。跟现在的学者比起来,钱先生是比较接近更老一辈学者的,可是他跟与他自己同一辈的学者又好像略略不同,比如他跟游国恩先生、王瑶先生,他们年辈差不多,学问的方法却不尽相同,钱先生算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吧?

王水照:钱先生肯定是独特的,“这一个”。王瑶先生有篇《纪念闻一多先生》的文章,提出一个“清华学派”的问题,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重要。他引了冯友兰先生的话,说清代的学者主要是“信古”,像乾嘉学派提倡尊重家法,老师怎么说的,他不能背叛的,五四时期是“疑古”,要重新评价,多做翻案文章,到我们应该是“释古”。清华就是释古,它的方法就是“中西贯通,古今融汇”。我觉得这八个字非常重要。那么北大的学风特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老北大是有一个传统的,就是所谓余杭的章(太炎)、黄(侃)之学。

《书城》:但章、黄离开之后,这个学风是不是就断掉了?
 
王水照:是有点断掉了。这可能和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直接有关。院系调整的时候,北大是占便宜的。调整之前北大中文系的名教授不多了,只有几位,如魏建功先生,杨晦先生恐怕也是后来去的,院系调整时,好多原北大的教授几乎都调走了,俞平伯调到文学所,杨振声、冯文炳(废名)调东北,而调来的教授中,主要来自清华,林庚、王瑶、吴组缃、浦江清,原来都清华的。所以到我们上学的时候,感受到的学风,反而老北大的影响不深了,是清华的学风在实际上占主导。当然这跟进入新社会也有关,要求学术视野广一点,要求接受新鲜的知识。所以在我们身上,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身上,得益于清华的学风比较多。在我们的听课中,只有郑奠先生——他是老北大的学生,但那时在语言研究所工作——讲的《文心雕龙》,尚有老北大的味道。他讲《文心雕龙》,就是用语言学的方法,讲“风骨”,他就能讲出来《文心雕龙》里有多少种风骨,细细地比较各是什么含义,就是用训诂的方法做的,把《文心雕龙》的概念、范畴用语言学的方法来进行诠释,这个当时给我印象非常深。这是老北大的作风,老北大一直重视文字训诂,更接近于乾嘉流传下来的东西。

《书城》:文学史对于您这一代人的影响,肯定是非常大的,可是您也见到过老一辈的学者治学,那么依照您的看法,哪种方式更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对他们更有益?

王水照:拿我自己来说,文学所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钱锺书先生,一位是何其芳先生。在具体写作能力的培养和锻炼上,我还是受何其芳先生的影响大一些。何其芳先生对钱先生他们那一辈是非常尊重的,对他们的东西很少提意见,但对我们年轻人是非常严格的。何其芳先生去世以后我写追悼性的文章,就是讲了一件他批评我的事情,他把我的稿子否定的事情。

我参加过北大的文学史编写,文学所对我比较重视,我刚到所,文学所正在进行另一部文学史的编写,就把两个大章叫我写,一个韩柳,一个苏轼。韩柳一章在讨论时就被他“否”了。他说:与已出版的文学史相较,面貌雷同,应该力争有“一寸之长”。立论的角度陈旧,文章的结构松散,要推倒重来。所以到写苏轼那一章时,我就学了乖,写了个很详细的提纲,当时我们在西郊党校,寄给了何其芳先生。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写了封信,说提纲收到了,最近一直在读苏东坡诗的集子,但只读到一半,工作很忙,读不完了,你还先是到我家来谈一下。那次谈话我印象很深,我非常感激他。后来稿子交上去,在讨论时,他说苏轼的稿子我看了,基本上还可以,就通过了,看来还是比较满意的。我自己觉得,从研究方法到行文的基本样式,我还是受何其芳先生影响比较多。

《书城》:现在的学生不可能像您那样,一进大学就有机会写那么重要的一部文学史,不管现在大家怎么看它,然后刚到文学所,便又参与了一部更加重要的文学史的写作,这都是很大的事情。现在的学生要读古代文学专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读书方法、训练方法呢?

王水照:我刚才讲何其芳先生对我的影响,除了写文章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安排工作的方法。何其芳先生每年对新进所的同志都要讲话,都要讲研究方法,每年他都要强调“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但每年讲法不一样,用的例子不一样。从我第一次进所听到他讲这个,以后他给新同志讲我都参加的。他每次讲都写讲稿,他讲的时候是脱稿,但事先都写好的,所以他逝世以后,他的秘书给他整理档案,整理得都哭了,毛主席也说何其芳做事认真。

何其芳哲学系出身,不是搞古代文学的,但他一直有志于要编一部文学史,所以最早成立文学所的时候,古代文学方面有两个研究室组,一个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一个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组”,他自己兼文学史研究组的组长,是想要写一部文学史的。他开始不是先搞《诗经》么,后来又搞《楚辞》,写过屈原的论文。他经常说自己原来的古代文学基础是不够深厚的,但要是研究哪个问题的时候,比如《红楼梦》,就尽量地把有关《红楼梦》的资料详细占有。他给我们强调什么叫“研究”呢,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一句话:“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说这就是研究方法。有了写作任务以后,他就尽可能地广泛地搜集、整理资料,一直强调资料的占有是研究的前提与出发点。

他这个方法对我们比较合适,因为我们不可能像钱先生那样,原来的学术积累深厚无比。现在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三大卷,是他日常读书生活情景的生动展示,还未出版的有四十几卷,他恐怕是个人手稿存量世界上最多的一位,有人说这是钱锺书用手写成的一座图书馆。这一点我们这代人已经做不到了。何其芳还跟我们说,进所以后要用“四分之三的时间搞研究,四分之一的时间补课”,我觉得也有很强的操作性,要有固定的时间进行“补课”。例如理论修养不够,那么就用这四分之一时间系统读一点,马恩全集不可能全读的,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我都细读一遍的。

《书城》:补课的意思就是补理论课?

王水照:也补知识。你哪一块知识不太多就补一下。比如我,原来一直做唐宋,到复旦来就做宋,先秦那段知识就相对少一些,这就需要补课,要注意调整与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我想现在的学生恐怕也只能走这条路,特别是近来招收的博士生,基础似乎不大理想。既然“先天不足”,那就只好后天有选择的“进补”了。

《书城》:在您求学和工作的过程中,刚好都赶上“反右”和“文革”,当然您是一位在专业上非常投入的学者,但是在那样一种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即使是一个单纯学习和研究古典学问的人,是不是也会受到某种影响?那时候您也很年轻,那样一种气氛,会不会影响到您的人生态度?

王水照:是这样。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惊心动魄的经历。欢乐与痛苦,献身的热情与批判的压抑,理想的憧憬与内心的惶惑的交织甚或循环交替,能使人们获得更深的人生体悟。我们曾怀着几乎朝圣的虔诚来到北大这块精神圣地,在最初的“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废寝忘餐地刻苦攻读过,但到了“反右”以后,一连串的运动却陷入了一个人人不能自主、人人感到自危的困境。然而,从挫折中学习、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可能是最重要的学习。只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的结合,才是完全的经验,才能真正总结出一些对今后人生道路有益的东西。

刚才讲到“北大文学史”,有人说这是场闹剧,我觉得也不很过分,一届还未学完中国文学史的大三学生,竟在一个月内写出一部七十多万字的文学史,难道不是匪夷所思吗?但我觉得这对我整个学术道路和人生思想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在编写文学史的整个过程里,我们是完全跟着主流意识转的,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这部文学史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贯穿着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二是民间文学史为文史学的主流,三是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三条都是有根有据的,而且还是经典性的根据。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那是从苏联来的,列宁有过两种文化的理论,当时还有茅盾的《夜读偶记》作为支撑。再看第二条,高尔基不是说过“人民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唯一无穷的泉源”的话吗?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的经典论断。这些有根据的观点到了我们的手里面加以具体的演绎,演绎出来的结果,却是连我们同学自己也都不能相信了,都不对了。这就说明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不能引申的,不能夸饰的,真理多走一步就变成谬误。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真正要对文学史进行大的概括,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这个对我的教育太深了。所以后来再遇到类似问题,比如文革中提出“儒法斗争贯穿文学史”,我就很自然地保持警惕,不敢盲从,觉得这是难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更值得反思的是“大批判”基调,对古人粗暴批判,对老师批判粗暴,既有损学术尊严,又于尊师之道有亏。这边刚刚袭用了老师的材料和观点,那边却气势汹汹地大肆指责。连茅盾先生原是此书立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夜读偶记》也挨到批判。这种似乎真理在手、横扫一切的骄蛮之风,在中国现代政治、学术史渊源有自,到“文革”更达登峰造极。这种“痼疾”实应深切记取。

《书城》:为什么当时会要同学来写一部文学史,有什么具体背景吗?

王水照: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来要“树红旗”、“拔白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于是全国就掀起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高潮,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方面学术批判最厉害的对象,是林庚先生,后来还专门出版过一本《林庚文艺思想批判》。林先生上课的时候,我们是那么喜欢,记得他最后一堂“说‘木叶’”,讲完以后全场都鼓掌。他就讲“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木叶”跟“树叶”在概念世界里指的是同一个事物,都是落叶,但在艺术世界里就有一字千金之别。可是到了“大批判”的时候,二班的五位同学写了将近一万字的文章在《文学遗产》整版发表,《从“木叶”说起:批判林庚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里面引了大量的他讲稿里的东西,上纲上线。有同学去问林先生的感觉,林先生还是诗人的气质,他说:你们能破不能立。正在这个时候,北大党委号召群众大搞科研,于是一个同学提出说我们可以写一部文学史嘛,林庚先生说我们能破不能立,我们就立一部给他看看,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本来暑假快要开始,也就放弃了。离开今天恰好整整五十年。

《书城》:后来复旦、北师大也写有文学史,都在你们之后了?

王水照:都在我们之后了。但是为什么在后来中国作协和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讨论会上——那是绍荃麟主持的,何其芳做的总结报告——名义上讨论三部文学史,实际上就讨论了北大的这部文学史?为什么北大的这个文学史能够比较受重视,其它两部的影响不如北大?这个原因还是可以找一找。

《书城》:应该去找些资料、档案来看,或是听听当事人的回忆。2.jpg

王水照:文学史的编写给55级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作为先进集体出席过校、市、全国的各类会议而收到表彰。首都各报刊发了大量社论、报道和书评,我们一九六〇年毕业前曾编了一本《战斗的集体》小册子作为纪念,第一篇就是陈毅元帅的来信。他说:“你们写的文学史前后共收到三套,抽空选读了几节,觉得很好,感谢你们送书美意”,我们很受鼓舞。要说明的是,这是他对我们第二版文学史的评价。“红皮”文学史出版不久,我们接受批评意见,进行了重新改写,这就是五九年版的文学史。这版由二册改成四册,一百二十多万字。我们放弃了“斗争说”、“民间文学主流说”,放弃了“大批判”基调,努力回到正常的文学史书写上来。也改变了与老师的对立态度,邀请老师指导和审稿。内容上也有较大的充实和提升,如近代文学第一次进入了文学通史的叙写,这与阿英先生的直接帮助有关。因此,后来游国恩等主编的统编教材文学史,也公开说明采用此版的一些观点。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的啊!

《书城》: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人们还念念不忘北大中文系55级的原因罢。

《书城》:看来做古典研究也还是脱离不了大的时代背景。而现在似乎又到了一个传统文化回潮的时代,电视啦、报刊啦,包括一些娱乐媒体都在鼓吹,作为一个学者,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王水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这本来是个历史的传统,但目前的情况,它背后恐怕有娱乐大众化、知识商品化的趋势在驱动。对于学术研究的“演义化”,就像《三国志》有《三国演义》,我说两句话,一句是“无伤大雅”,一句是“勿伤大雅”。

“无伤大雅”,如果从历史上来看,有《三国志》,也有《三国演义》,了解它们的不同性质和功能,以及它所面对的不同受众,“演义化”应是容许的,也是无伤大雅的。人们可以从《三国志》里了解三国的历史,也可以从《三国演义》里得到某种历史知识和智能。我们是有这个传统的,人民对历史的了解,大多是从这个传统中接受下来的,我觉得这是无伤大雅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好学术研究工作,做得有成绩,那就还有个“定力”在那里,不会使整个文化失衡。

同时我希望从事普及工作的一部分学者,应该注意“勿伤大雅”,不要把“大雅”伤了,我想这是目前最重要的,当然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肯定各人的看法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红皮”文学史里评赏屈原的《湘君》《湘夫人》,认为这分别是扮演湘君、湘夫人的女巫的独唱,是抒发真挚爱情之歌,那一大段以译代释的文字,至今仍很感人,似无大错,但现在有人戏说湘君、湘夫人是影射屈原跟楚王王妃之间的暧昧关系,比起来,我们就要好得多,正得多了。希望做普及工作的先生要对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抱着敬畏的态度,要帮助人们从各种渠道认识我们中华文明最有价值的地方,不要把它丑化了、妖魔化了、低俗化了。我们中国这么伟大的一个民族,没有对光辉灿烂的传统的一个敬畏的态度,我觉得就没前途,而且是没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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