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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颖:“追逐风的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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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沈昌文

“追逐风的闪电”

--作者:秦  颖

初识沈昌文先生大概是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去北京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还在动身之前,湖南科技出版社的李永平兄就说要去拜访沈昌文先生,邀我一起去。当然是欣然从命。记得那个秋日的下午,天阴沉沉的,我们来到朝内大街一六六号四楼《读书》编辑部,沈先生穿一件豆绿色的毛衣,一条牛仔裤,戴一副棕色大框眼镜。谈了些什么不记得了,只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谈话中,要找一位先生,沈先生马上拨电话打听,几轮电话下来,找到了此君,对方大概有些吃惊,问怎么能找到他的,沈先生说,“我是追逐风的闪电”。今年郑州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我问沈先生,这句话出自哪里,他说当时在编“新世纪万有文库”,这大概是其中一本英国诗人的诗集里的诗句。这个细节颇能反映沈先生善于捕捉各种信息、追踪文化事件,敏锐而风趣的性格特点。

“追风”应该是沈先生的人生经历决定的吧,一定跟他早年“从板缝里看世界”有关。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知道只有学习,拼命地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天一起去吃晚饭时,沈先生叫上了吴彬、赵丽雅,因此也认识了当时《读书》的两员大将。这以后,每次去北京出差,我总会约见沈先生。他是个信息源,北京书界、文化界的大小事情会迅速地汇聚到他那,又迅速地传播出去。几年后,出了一个新词,叫“知道分子”,他说自己不够格做知识分子,他们学问好, 责任感强, 抱负大,太复杂了,我担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个使命,所以就只能做知道分子。不管怎么说,每次跟沈先生见面,都可以说是一次北京近期大小文化事件的快速检索,由此可定下后几天的行动方向。

饭桌上的沈先生,是最生动的,或者说,我认识的沈先生更多的是饭桌上的沈先生。只有那个时候,他最放松,谈兴最浓。这本书里的很多内容,我都在饭桌上听过。从学徒年代,在上海混饭吃,如何讨得老板的欢心,如何读夜校,学会计学英语学摄影,到做假账,伪造学历报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来到北京;从给领导做秘书,在当时全国十来位共产党员中最优秀的编辑和出版家身边打下手,听他们高谈阔论,做记录,到听老人们谈图书的出版,从而接受编辑培训;从《读书》杂志办刊的种种掌故、重大危机的化解(沈公书中是这么调侃的:“批评文字总让人家不高兴,往往需要善后工作。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又是党员,又好像主持工作,又善于作检讨,不断到上级机关去作检讨。”),到三联书店的创办和专业定位,北京文化出版界、台湾书界的种种消息,等等。

这里讲一个与我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一九九五年初,我跟着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的图书调研小组去北京调研。到京的第二天,我先去拜访了沈先生。先生知道我在编“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听说我们第二天要去署里跟杨牧之先生座谈,便告诉我,杨先生正在酝酿一套中国经典的中英对照出版计划——“大中华文库”,到时不妨请教一下。第二天,我们调研小组一行十余人到了署里,杨先生领图书司的同志一起座谈。座谈近尾声时,我找了一个机会,问及这一计划,杨先生颇有些吃惊。当了解到我们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出版情况后,非常高兴,第二天又专门约时间,就邀湖南出版社加盟“大中华文库”的事专门谈话。

这年去京前,我已定下了南下广州工作。拜访沈先生时,我向他报告了要调花城出版社一事,他很支持。而当时的我,要扔下已打下基础的湖南,到新地方工作,另起炉灶,心里有些不踏实,竟冒冒失失地请教起了沈先生怎么办,想求得锦囊妙计。沈先生善解人意,却又很机智。对这么一个具体问题,他没直接回答,而是说,当初,他在三联书店当总经理时,选题策划只要两个人。一个负责往前看,一个负责往后看。所谓往前看,就是关注新的、原创的、前沿的、跟时代合拍的选题。而往后看,就是发掘前人遗产,如“文化生活译丛”中大部分的选题就是解放前曾出版过的图书。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其实周作人叶灵凤介绍过的西文书,还有不少没翻译进来。看这本自传时,对他的这些实践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他说:“‘向后看’不仅仅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主张,更是当时历史阶段上中国大陆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主持三联书店的初期,可以概括为:靠几位见识通达的老人,做外国的老书。……就是现在回过来看,那些外国老书还没有过时。”沈先生不动声色地给我上了一堂课,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版的一个常识,策划的方向性问题,从大处着眼,让人一下明白了方向,明白了如何去努力。我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长处,选择了往后看,出了一系列书,其中“经典散文译丛”中的不少书,便是受沈先生的启发做成的,如从周作人的《知堂书话》里翻出来的《昆虫记》、《塞耳彭自然史》等等。其实,沈先生润物无声地提携年轻人,有很多的故事。我一直很佩服,一个像他这样的文化活动家,看到报纸上有跟某位小编辑编的书有关的文字时,竟会剪下来寄给他。这样的剪报我就收到过好多次。

受惠于沈先生这么多,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出一本沈先生的传记。大概是二○○三年,有一次跟向阳兄聊天,他说,现在口述历史流行,沈公值得出一本。向阳兄在《南方周末》这个平台上,站得高一些,看得也远一些。我看到的只是沈先生这个人,这个出版界的旗帜般的人物,而他看到的沈公是在一个时代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心里由此种下了这颗种子。这年某次旅京其间,跟文珍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咖啡馆里与沈先生聊天时,提起了这一话题,竟与沈先生当时的计划不谋而合。他正跟费孝通先生的助手张冠生先生在谈做口述自传的事。而这一建议,据说还是费老给冠生的任务。费老在做“世纪老人的话”这本书时,说,“不能光是一个人或几个人, 赶快找人,赶快找老先生,赶快抢救史料,请他们说话,这些话,不是场面上的话,是灵魂里的话。因为一九五七年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受伤是伤到骨子里了。现在有些话留下来,对整体的判断、诊治我们民族精神曾经受到的深刻伤害是有益有价值的。” 选中沈先生,是因为费老看到沈先生是代际交接之间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人物。沈先生说你们可见见面,便马上抄起电话打过去,让他来一起吃晚饭。

这天,沈先生建议去“吴越人家”。为让我们有机会多聊聊,沈先生让冠生与我坐一辆的士。从三联书店去餐馆的路不近,而高峰期的塞车,使我们花了近一个小时才到。那天冠生有些兴奋。当时,口述历史是个热门新学科,北大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所正进行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口述实录”的课题,潘光旦的女儿潘乃谷担纲主持,冠生是这一计划的核心成员之一。我们的谈话便集中在口述历史上了。冠生对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看法,跟我这个学历史的颇有共同语言,而他的写作实践更是让我对他产生了信任。比如说,他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不少人的口述历史,计划做到三十多人,选取各行业的人物。他以为,每一个人的经历都重叠着一段历史。有些人物,天然就与大事相联,而有些人物,刻写了时代进程的每一个历程,在记录他们的历史时,他同时会要去挖掘那一段历史,找当时的历史文件、历史图片,力图发掘大时代对小人物的影响,也要去发现个人对历史的影响。

跟沈先生吃过无数次饭,但这天晚上的一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天晚上,我做梦都一直在吃。这可能是此书成功的一个预兆吧?!

沈先生住处、办公场所离冠生的工作地东厂胡同北巷一号的民盟中央很近,这天的计划,是用一年的时间做完这本口述。但前期的准备,和时间的安排上,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手里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二○○四年做出来的。这期间,冠生陪沈先生专程去了一趟上海,访故人老友,访旧地陈迹。书中的一些图片,就是这次拍摄的。然而,这事却是好事多磨。后面的进展更是一波三折。我推测,讲到八十年代时,沈先生有些犹豫了,涉及的人事太多。比如说,谈《读书》,不能不谈范用先生。沈先生说,创刊之初,范用先生是《读书》的灵魂,“你看不出范用在哪里……他的作用‘弥漫’在整个编辑部里”。因为沈先生对陈原先生的办刊思想比较认同,反对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与范用先生疏远了。谈到这里时,沈先生多次要冠生先去拜访范用先生,听听他的回忆,听听他对沈昌文的评价。几次我去北京,饭桌上沈先生都在重提此事,冠生也的确去拜访过一次,请了两位范先生熟悉的人作陪。但那一次,范先生气管炎发作,咳嗽得厉害,没法谈。后面也总是时间不凑巧,没能完成这一任务。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沈先生生病,动了一个大手术,休养了很长的时间。平常我跟沈先生见面,多在咖啡厅、饭馆。二○○五年五月去北京,沈先生在家养病,我和继东兄到了东单附近他的寓所看望他。到了这栋宿舍楼,我觉得好熟悉啊,原来这里的地下室开了一家招待所,八十年代后期,我来北京出差在这住过好多次。这也是缘分吧。这栋宿舍应该是八十年代初的建筑。进门是一间小客厅,大概六个平方吧。右转来到沈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床是那种很老式的简易硬板床,沈先生坐在床边朝我笑笑,算是招呼。房间里没有空地,靠墙是高高的书架,而房中间也是摆放着一米二左右的书架,像一间资料室。病后初愈,沈先生精神显得不是太好,我们闲聊几句,不敢久坐,起身告辞。沈先生随手拿起身边的一本台湾版的书,送给我。我知道,先生对我们的到访很高兴,书本身并无特别的意义,主要是要表达一份情意。

其实,每次去北京出差,我必定是要见沈先生的。因为熟悉,因为亲切,因为总能有所收获,还因为想着沈先生领我去一家特色餐馆吃一顿解馋。这本传记里没有谈到他的吃喝玩乐,若你问为什么,他一定会用他那惯用的幽默说,在冠生“书记”面前,不敢谈那些邪门歪道的不正经的东西,不敢有任何欲望的追求。其实,沈先生的吃,是他“道”的一部分,多少大事都在饭桌上的笑谈中解决。据沈先生说,通过吃饭来进行一些活动,是三联书店老前辈的一个传统。这是他在给领导当秘书时,潜移默化的结果。到他主持工作时,就是通过“《读书》服务日”,喝咖啡、开饭局,团结了一大批学者、作家。还在九十年代初,我初识沈先生的时候,听他说,他的办公室里的食品储备,够吃一星期的。冰箱里什么都有,厨房里的一切一应俱全。每到《读书》发稿日,他就会做一桌菜,大家边吃边聊,将问题和食物通通消灭在饭桌上。5-2.jpg

图:《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 沈昌文 口述 张冠生 整理 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版

跟冠生一直保持联系,但冠生是国内国外不停地跑,一时在云南贵州,一条短信过去,几天后才回复,因为在落后地区的大山里调研,没有信号;一时去了欧洲拉美,行前会打声招呼。每次从北京回来,我会请文珍及时跟进,联系冠生,力争将见面时提起的线头续下去。大概到了二○○六年底,我感觉好像自传的工作几乎停了下来。文珍说,给张先生的邮件几乎收不到回音。

二○○七年七月初,我去东北开会,回程时,在北京停留几天,主要任务之一是催促这本口述自传。当时京城文化界的大事是《读书》换帅。在韬奋中心二楼的咖啡馆一见面,沈先生就大谈换帅风波,以及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晚餐在娃哈哈,餐桌上仍然在谈。这时冠生也到了,我借机提出,年底推出自传如何?!沈先生这时说了一句,“还出吗?”沈先生一般是不会说NO的,这么说,表明他已经打消了出这本口述自传的念头。我推测,他可能是觉得,八九十年代这一段,分寸很难把握,删得太多没什么意义了吧。这次在郑州,听沈先生说,“上海文汇报抢先摘登了《知道》的部分内容后,有朋友看到了来电询问,‘说过不提某某人的吗,怎么又提啦?’”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猜测。可当时,我没作任何思考,只想着非出不可,脱口而出,“当然要出”。沈先生于是说,“我没意见,一切听从冠生的,他是‘书记’,我无条件服从。”冠生马上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谈一次吧。八月底,到北京参加BIBF,海内外出版人齐聚北京,沈先生很忙,好不容易约了个时间见面,我再次提出自传的事,这次沈先生没有再绕圈子,很郑重地答应,一定积极配合,尽快完成。

书为什么取名《知道》,冠生在后记里记了一笔,做了解释。这名字还是刚刚定下要做口述自传后拟定的。最初用此作书名,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字面的意义了,沈先生见多识广,知道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许多事情;后来细细想来,觉得其内涵很丰富,它还有“知‘道’”的深层内容,这个“道”是沈先生在人生中悟出的道理、行事的方式方法。譬如说,他躲过建国后种种灾难的生存智慧;他的出版之“道”,“文化需要长期投资。你要想有一个品牌,一个文化形象,短期内是不现实的,所以就需要长期投资。……品牌和文化形象是从长销书里边出来的”;他的办杂志之道,“引而不发”;他的“跪着造反”之“道”,通过“《读书》服务日”搭建京城思想文化交流的平台,等等。

其实,沈先生讲述、冠生纪录的内容远不止我们现在手上的这本书这么多,特别是八十年代后,是有丰富的细节的,但这些细节只能留待适当的时候再补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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