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黑龙江大学
社团风云
－－作者：李庆西
许多年以后，看了“古惑仔”那类打打杀杀的港片，才知道“社团”不是什么好词儿，那是黑社会团伙的另一个说法。可是，当时它在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心目中有着很特别的意义。那天在主楼东门台阶上，我听见曹诗人在跟周老师说“我们要组织一个社团……应该拧成一股绳……”，看他们聊得很激动，心想这下中文系又该热闹了。一九七八年秋天，黑龙江大学校园里到处鼓荡着自由的气息，人们有理由相信自由结社是一种神圣的权利，或许更是一种赖以表达什么的手段。那些日子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理论交锋已是白热化，中文系七七级跟七六级找碴干上了，大字报贴满了整条走廊。当“两个凡是”还是一种话语权的时候，人家似乎总能压你一头。七七级一帮人正处一筹莫展之际，哲学系七八级的甘阳出来救场了，跑到中文系贴了一张大字报。不愧是哲学才子，笔锋犀利又具理论深度，一下把对方给震住了。那回热闹的是中文系，占尽风光的却是哲学系的甘阳，中文系的哥们感激人家之余心里多少有些不爽。
没想到那天晚上曹诗人就来找我了，他已经找过老刘、大眼皮、老薛、老李、张诗人和另一位姓张的男生，一个个让他忽悠得热情高涨。我那时一门心思写小说，曹诗人搞文学社自然要延揽有志于写作的同学。他比我小两岁，来自黑龙江省一个偏远小城，但谈吐中让人觉出他不是那种没见过世面的角色。他诡秘地向我介绍《今天》诗刊和西单民主墙的事儿，说到邓小平发了狠话中国不变不行……。我很奇怪，他怎么知道那么多事儿？
不出几日，社团开张，十几条汉子加上两个女将，全是中文系七七级的。开了一个会，商量宗旨、章程和社务活动。曹诗人看上去一介羸弱书生，却是全身充满活力，深度近视镜片后闪着热切的目光，说话时一边做出电影里列宁那种手势。他说到北京各校已是天翻地覆，长安街上早就开了锅了……。可是轮到大家发言时有些冷场，老薛嗫嚅地表示不赞成社团宗旨上写入“文学要大胆干预生活”什么的，接着又有几位表示“这一条不能写”，于是话题转向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辩论。曹诗人指着面前的一个同学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后来我们知道，这“为什么不能”是他的口头禅，一下就能让人噎住。事实上那时候文艺的禁忌还数不胜数，有些同学不想惹麻烦。我该怎么表态，心里还在犹豫。说实话我不喜欢“干预生活”这提法，我倒不怕什么，只是觉得那还是“工具论”的意思，可是又想，没有一点狂飙突进的口号也不像搞社团的样子。这时老刘开口了。他认为，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做什么，怎么去做。老刘在这些同学中年龄最大，慢条斯理的言语中透着沉稳历练的风度，几句话就稳住了场面。事后他跟我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干预不干预说了没用，该干预的时候它就干预了。
我们的文学社定名“大路社”，是我给取的，会上没有提出别的名字，就这么定了。大家推举曹诗人为社长，周老师为顾问。其实那时候真正的核心是老刘。老刘认为，“大路社”不能搞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应该具有相对松散、开放的特点，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个意见深有远见。大家还商定要办一个名为《年轮》的文学壁报，发表社团成员和其他同学的文学创作。就这样，黑龙江大学历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就成立了，我记忆中这恐怕也是整个黑龙江省高等院校中第一个文学社团。
“大路社”的日常活动主要有两样，一是出《年轮》壁报，一是举办作品讨论会。壁报初定一周一期，后来来稿骤增，有时两三天就另出一期。壁报就张贴在主楼东门外的宣传栏上，那是通往宿舍和食堂的必经之地，课余时间那地方总是人山人海。曹诗人很有办法，找来哈师院艺术系的学生画报头和插图，这给我们的壁报增色不少。出壁报的事情都是曹诗人、老薛他们去干。我只消把写出来的东西交给曹诗人就行，那些搬梯子抹浆糊的事情他不来找我，更不去找老刘。老刘在校学生会担任什么职务，课余时间都忙在那头，社团的琐事很少沾手。那时候大学生想走仕途的不多，但大家都深信老刘是从政的材料，将来进政治局也不是没有可能，就像有人以为我能成为海明威那样的小说家。去年，年逾六旬的老刘从厅局级的位置上下来了，他最辉煌的一段是在某个非常时期以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的身份临时主持报社工作，退下来前是一家全国性行业报的社长。
作品讨论会不定期举办，隔三岔五，文坛上一冒出轰动性作品，曹诗人马上就把讨论会的海报贴出去了，大眼皮和老薛也挺喜欢张罗那些事儿。像王蒙的《春之声》、李国文的《月食》、徐怀中的《西线轶事》那些作品都是大家热议的题目。参加讨论会的不限于“大路社”成员（这很能体现老刘说的“开放”的特点），总是满满当当地坐了一教室，不光是中文系的，还有别的系的师生。许多人挤在门口进不来。每次讨论会周老师都来，每次都让同学们逼着说几句。
周老师那时已五十出头，人长得帅，风度尤佳，他是中文系副系主任，教文艺理论，文坛上的事情见识甚广。对了，他是周扬的大公子。那时周扬刚复出，到处检讨自己过去所犯的“左”的错误，又重领文坛风骚。不知道是否凭了这层关系（后来他跟我说起，他与周扬的父子关系并不融洽，倒是敬佩周扬晚年的政治立场），他时常能够请到一些文化名人来校讲演，那两年里请来过徐迟，请来过艾青，请来过公木，请来过刘宾雁和刘绍棠，还有来自美国的学者周策纵、葛浩文等。刘宾雁来的那次最轰动，由于一九五七年的记忆，人们对他“干预生活”的创作怀有新的期盼。那时候他真的是一个偶像级人物。
图：周艾若教授
刘宾雁讲演之外，还跟我们“大路社”搞了一个小型座谈。不过，他在那个场合出言相当谨慎，几乎都是台面上的言辞。他倒很有耐心地听完一个个发言，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大家的问题。他来哈尔滨主要是为写作《人妖之间》收集材料，大概是采访调查遭遇某些官方阻力，当时那种低调自有其隐衷。曹诗人不管那些，反正是天天往刘下榻的“国旅”宾馆跑，很像现在的“追星族”。那年九月，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果然省里有人大光其火，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上面的情况。《人妖之间》写的就是黑龙江的事儿，在哈尔滨激起的反响远甚于别处，那期《人民文学》很快在市面上脱销。曹诗人得知马上组织“大路社”成员分头刻蜡纸，油印《人妖之间》的单行本。事情连夜搞定，第二天他拉着队伍上街去发售。几千册油印本几个钟头就买出去了，曹诗人回来数钱时脸上喜不自禁，说这下还给“大路社”赚了一笔活动经费。
可是，就因为刘宾雁，就因为《人妖之间》这事儿，“大路社”被人盯上了。据说上头有人点到“自由化”和“非法组织”的性质。据说校党委在研究如何给“大路社”定性，会上争论很激烈，有人瞅见白书记从会议室里出来时样子很难看。有人说是邹校长和李副校长在顶着，不同意对学生采取措施……。各种说法都有，还有传言说上面要追查“大陆社”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老刘已经离开学校，他和大眼皮提前报考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都被录取了。“大路社”危难之际偏偏缺了主心骨，曹诗人一时有些慌神。周老师出了个主意，叫我们去省里申述，找一下分管文教的副省长，于是曹诗人拽上我一同去了花园街的省府宿舍。现在记不得那位副省长的姓名了，印象中人挺随和，没有什么官架子。我们没有预约，那天晚上拿着周老师给的地址直接找上门去。曹诗人一张口说了一个多钟头，其实只是申辩我们从未有过图谋不轨之举。我在旁听着，第一次意识到，事情一旦陷入自我辩护的地步竟是如此大费口舌。副省长一直很认真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要点。我很惊讶，这副省长家里几乎有些简陋，甚至没有写字桌，他就趴在缝纫机台面上往本子上写写划划。然后问了我们几个问题，有一搭没一搭的，他叫我们相信组织，回去要“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大路社”风波也牵动了省内文学界关注的目光，老作家巴波、鲁琪、沙鸥、林予等人都在不同公开场合发表支持我们的言论，省文联、作协有什么活动也会邀请“大路社”派人出席。曹诗人三天两头去找沙鸥，当时沙鸥许多新写的诗作就首先发表在我们的《年轮》上。我则去拜访巴波和林予。巴波身体不好，去过两次都没有久谈，但他表示情况还是乐观的。林予叫我不要着急，他说北京的形势很好，省里不至于把你们怎么样。
不知道是副省长起了什么作用，还是省里那班老作家手眼通天，我们突然得知省委书记杨易辰专为“大路社”一事来黑大调研。那天把周老师和曹诗人叫去汇报情况，就在主楼党委会议室。过后听周老师说曹诗人的陈述相当不错，他自己则从思想解放和教学改革的角度谈了发展校园社团的积极意义，当时学校党政班子成员全都在座。周老师说，他大概讲了半个钟头，最后话音刚落杨书记便从自己座位上起身，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连声说好。“黑大到底是黑大，思想解放又走在全省高校前边了！”省委书记发话了，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夜间阴霾尽扫。眼看“大路社”成了香饽饽，各系都赶忙酝酿成立自己的社团，还有许多外系同学要申请加入“大路社”。曹诗人激动地在宿舍楼道里大声嚷嚷，难道还要怀疑红旗能打多久！可是，刚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还没来得及扩大队伍，那副喜悦的心情就猛然被浇了一瓢冷水。周老师被叫到校党委白书记的办公室，白书记向他宣读了一份尚未下发的校党委红头文件，第一条便是“要科学地完整地辩证地理解省委杨书记关于‘大路社’问题的讲话精神”。文件还说，“大路社”的当务之急是要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不要急于扩大社团规模，更不能搞成跨系的全校性组织……。这脑筋急转弯的变局让周老师一下傻眼了。七十年代末这种一夜颠倒乾坤的故事并不少见，北京的风吹草动往往演绎成地方大吏的午夜惊魂，那些互相牴牾的信息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周老师特意把我们叫到他家里，一五一十地传达了校党委文件，大家听后一时无语。第二天，恰逢主楼东厅展出全校书法作品，下课后那儿围得水泄不通，周老师的一幅字特别引人注目，写的是龚定庵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大路社”危机好歹算是告一段落。不过，中文系开始了一场名为“整顿教学秩序”的整肃活动，从考勤制度、课堂纪律和考试监管几方面入手，这下让大家陡然抽紧了骨头。有人说这是冲着“大路社”来的，变着法子收拾这帮小子。系里尚主任大会小会一再强调“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另一位副系主任刘老师则一向把做学问视为正途。刘老师是北大著名的五五级的女才子，教中国古代文学，负责系里教学行政。她一抓“整顿教学秩序”，三下两下就把中文系搞得鸡飞狗跳，众人谓之“探春理家”。但是，这番折腾并没有让“大路社”歇了，因为社团成员学习上大多也挺巴结，经常逃课的只是曹诗人和我。现在一整肃，曹诗人上课总是坐在最显眼的座位上，我也收敛不少。考试是整肃的一大法宝，临近期末整个七七级弥漫着一股人人自危的气氛。古代文学破天荒地采用抽题面试的考法，一道大题两道小题，这一招很绝——没准就让你“联系具体作品，谈谈《玉台新咏》的社会意义”什么的，要是抽到那种冷僻题目恐怕当场就晕了。我竟是摊上了平生不遇的好运气，打开题签一看是“谈谈《西游记》的艺术特点”，眼前真是阳光灿烂。考下来“大路社”的同学个个顺利过关，后来听说古典教研室有的教师干脆就放水了。
到了大四写毕业论文时，我个人跟刘老师还有一段“过节”。前一年，刘老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论文，认为罗贯中的原著并非要把曹操写成一个奸雄，而是毛宗岗的修订把人物弄成了这个样子。在考虑自己的论文题目时，我突然想到她这篇东西大有可议之处，就报了一个跟她商榷的题目。系里规定论文指导教师可由师生双向选择，我便去找刘老师（我怕找别的老师做这个题目人家会有顾忌）。她倒是一口答应，把我找去谈了谈论文思路，她说你就这样写吧。我花了半个多月写出了初稿，题目是《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又修改了一阵交了上去。没想到，她给我的分数是“优”，她的评语是：“文章不落前人窠臼，有独创见解，在论述中能充分运用所掌握的那一部分材料，多角度地阐发自己的观点，思辩能力强，文章的理论色彩较浓，文字如行云流水。通过论文写作，说明该同学具备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这里除了“所掌握的那一部分材料”一语似有所保留，几乎都是誉辞。毕业那年夏天，这篇论文在《文学评论》以头条位置发表，我自然大受鼓舞，随后就搞了几年文学评论。其实，当时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完全是出于年轻人喜欢较劲的心理——你说“大路社”这班人不能做学问，我就玩一把给你看看。几年后我出版自己的第一个评论集，收入这篇文章，附记中我约略交代了该文写作背景，其中写道，“刘先生对学生的宽容之道，我至今深为感念。”
现在回想起来，难忘的正是大学的宽容之道。那时候真是鸢飞鱼跃，真是信马由缰。课堂上只要不闹出动静干什么都行，有写诗的，有写剧本的，有写情书的，有看小说的。外号叫“陆大蜜月”的男生上课总要掏出皮夹欣赏女朋友的照片，自己看一阵又递给别人看。男生大概有三分之一在抽烟。讲台上教师也是一手捏粉笔一手叼烟。坐在前排的老凌不时忙乎着用废报纸卷烟，还想着多卷一支递给台上的老师。那时候师生关系很特别，凡是对学生客气点的老师都混成了哥们。教历史唯物主义的老师刚讲了两堂课就被大伙喊作“马列大哥”（当时诗人李季一部有名的长诗叫《石油大哥》）。另一位教辩证唯物主义的老师被取了个“哲学的贫困”的外号，他每次进课堂胳膊里总夹着一个裹着讲义的旧碎花布包袱，一副寒士派头。教现代汉语的吕教授讲课很受欢迎，那时就开讲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可是他那套自成体系的汉语语法教程却把人折磨得够呛，大伙戏称“吕氏春秋”。还有那位大大咧咧的辅导员卢老师，一看就是道上的朋友，他家就在学生的筒子楼里，有些同学总上他那儿去蹭饭，他老婆还忒热情。可是那俩口子干起仗来满楼道里都能听见，劝架的事情我们也没少插手。
有一天，俄语系一位姓李的中年教师找到我，说要参加“大路社”，要跟我们一起写小说。我很奇怪，他“文革”前就已研究生毕业（“文革”前的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想来学术前景看好。可是他说他在俄语系混不出头，因为该系人才济济，学术力量太强了。我跟曹诗人商量了一下没敢让他“入社”，怕他教师的身份使得社团成分复杂化，再说跨系发展成员也有忌讳。虽说没让他进来，可他还是经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黑大俄语系的教师日常生活都有些俄罗斯化，这李老师也颇有俄国人热情外露的性格，路上见了搂住你就是两下贴面礼。他经常亲手做了俄式甜点，带着两瓶劣质果酒找上门来。我们像是一群饿狼（那还是食品匮乏年代），风卷残云似的把点心一扫而光，然后开始喝酒。喝着喝着，李老师就唱起了俄罗斯歌曲，几个学俄语的同学也都跟着唱，唱《三套车》，唱《卡林卡》，唱着唱着又跳起俄罗斯民间舞。没人跟他谈小说，其实社内聚会并不切磋小说技艺，大家谈论的尽是文艺思潮和国家大事。李老师学艺不成，后来搞起了翻译，但译的不是俄文作品，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俄文能派上用处的机会很少。他以自己的“二外”（英语）翻译通俗小说，记得我毕业时还送给我一本他译的英国小说，书名很俗，什么“艳遇”之类。听说他八十年代后期“下海”搞边境贸易赚了钱，后来移居澳大利亚去写小说，果真成了“蜚声海外”的华文作家。
其实“大路社”也有跨系成员，张诗人介绍进来英语系七七级一位写诗的同学，叫金雪飞，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旅美作家哈金。那时候他还没写小说，诗写得很漂亮，大家觉得放过此人恐是社团的一大损失。那时候金雪飞和张诗人都倾向讲究意象的唯美一路，一扯就是庞德啦，叶芝啦，湿漉漉的树枝上挂着什么什么……我跟他们接触不多。曹诗人说来也喜欢意象派，可是他自己的诗一向是剑拔弩张直来直去，奇怪的是他跟他们搞得很好。我那时就觉出诗人中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共同语言。我们离开学校几年以后，一九八七年五月间，我突然收到金雪飞的一封长信，信中说，“今天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读到你在《上海文学》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上关于‘新笔记小说’的文章，很兴奋，很受启发……”信是寄到《上海文学》编辑部转过来的，毕业后我们断了联系，只听说他去山东大学读硕士了。他在信中告诉我，这会儿他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修英美诗歌，课程已经修完要准备写论文了。不过他又说，“但眼下，我把主要精力用在诗歌和小说写作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他要写小说了。在后一封信中，他提到正在“赶写”他的第一本诗集《在沉默之间》，我估计那是把他早期的中文诗译成英文而已。去年十月我在北京参加首师大主办的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讨论会，见一美国学者提交的关于哈金的论文后附录了十几首诗，一看前边几首正是当年贴在《年轮》壁报上的作品，那些关于北方土地和风雪的诗行一下勾起我早年的记忆。我们在通信中讨论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格局、意境和“审美体验”等问题，他很想在英文写作中表现“中国人的气派”。他还提醒我，文学批评应该注意阐发作家的“读者意识”，这让我感到很新鲜。大概是一九九二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来信说他正式开始写小说了。我对他这一选择没有表示支持，因为我对“学者小说”一向不看好。我以为他修成了博士顺理成章该走学者的道路，现在想来是对美国的大学教育太不了解。哈金还是那个金雪飞，骨子里还是诗人和作家。后来他以小说《等待》成名，得知我当时不赞成他写小说的朋友笑话我不能慧眼识才，我也觉得奇怪，我怎么就看走眼了？想起当年尚主任所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英语系怎么就能培养作家呢，博士跟创作更是十三不靠），我不得不承认，大学教育那套自以为是的定向培养意识真是根深蒂固！我们反抗过那套东西，可它还是在我们自己脑子里扎了根了。
图：自左至右：老刘（允洲）、周老师（艾若）和本文作者
毕业多年以后，我回过一趟哈尔滨，见到教现代文学的杜老师。聊起当年的事儿，他很有感慨地说，现在系里许多老师都后悔你们这拨学生里边当时没能多留几个。七七级毕业留校的学生很少，不光黑大留不下几个，我所知道的其他院校也都卡得很紧。按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大学里也正缺师资（那时研究生毕业的还很少），可是七七级并不像我们自我感觉的那样该受器重。至于我们这些人，“大路社”的紧箍咒一直随影附身地纠缠到毕业。家在外省的同学毕业后都分配到原籍所在地，基本没受影响，而黑龙江的同学就不一样了。毕业前，“大路社”最后一桩大事就是为同学老李发起了一场留校请愿活动，他是整个社团乃至全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大家都认为没有理由不让他留校任教。可是留校名单里就是没有他，大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四处活动，校系两级班子都找过了，最后由“吕氏春秋”的吕教授牵头搞了一份教授请愿书呈递校方。结果还是没用，老李被打发回齐齐哈尔铁路局下属的什么单位去了（他就是从那儿考上来的）。他离校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学校大礼堂里看了最后一场电影，是许还山主演的《归宿》，这片名让我感受到一种宿命的意味。
平心而论，跟现在的大学生找工作难的局面相比，计划经济年代的大学生有其幸运的一面，至少饭碗不愁。可是，一心想进入文艺单位的曹诗人绝对不可能如愿以偿，他被分配到省卫生厅所辖的一家医药小报。他去报到那天，我帮他挟着铺盖卷陪送到那儿，当时同学们已作鸟兽散了，那情景真有些凄凉。几年后曹诗人去了深圳，几经折腾做了《深圳青年报》的副主编，一九八八年终因文字罹祸被免了职位，后来去了美国。后来听说他如愿以偿地成了美国人，还加入了共和党。他好像不写诗了，成了一个很有争议的政论作家。现在，偶尔从网上看到他那些咄咄逼人的文字我有些发呆，只是“曹长青”三个字会让我想起那些已经很遥远的事情。
二○○八年五月五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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