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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培宽:《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辑录》后记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辑录》后记

--作者:梁培宽

        先父梁漱溟的若干师友故旧来信,在他手头已存放很久很久。这些数十年前的旧信他十分珍视。先父故去后,笔者曾加以清理,并妥为收存,可收存至今已近二十年,仍不知当如何处理,为它们寻得一个合适的“归宿”,才与先父的心意较为相副。

        今年五月的一天,李辉先生在汪凌同志的陪同下,首次来访,目的是看看那些旧信。在翻阅了那些纸张多已泛黄的书札之后,他似乎毫无犹豫,就表示值得出版,并且要原色影印。这有些出乎笔者的所料,而事情竟这样说定。随后在李辉先生的关心与安排下,开始了本书的选编,扫描等工作,李辉先生且欣然命笔,为本书写了序言,于是本书终得印行问世。

        李辉先生来访时,曾以他的文集《人生扫描》一册相赠。待我读过之后,才恍惚有悟,原来他是位对“往事的追寻”有偏爱之人,而且这种“追寻”是必至于“人物的内心”而后止的。那么,那些早年手札得以在此书中与读者相见,就不能不归之于这种“追寻”精神,而再往下追去,就要“追寻”到李辉先生处了。此书得以问世,应当感谢李辉先生,自是当然。

        除以上提及的师友故旧致梁漱溟书信编入本书第二辑外,本书另两部分是:第一辑——梁漱溟致师友及有关人士的信函, 和第三辑——家书。

        第一辑致师友故旧的书信,其中少部分是先父自存的亲笔抄件或底稿,其余大部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为编写先父全集时搜寻所得;能得到的多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再早的已极少见了。关于第二辑中师友故旧的来信,如上所述,先父十分珍视,其中的缘由值得一说。先父从不搜求名人字画,因此家中不见一件这类的物品收藏,而对师友的手札,却视之若珍贵的文物,妥加收存。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如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几位老前辈,曾有回覆先父的信函若干,他更是注意收存。这并非是由于这些手札系出自名人之手,而是因为其内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为了更好保存,先父特意亲自前往琉璃厂,请人装裱,以便传于后世,供人研究之用。不料因此却召来横祸。“文革”中遭抄家之日(1966年8月24日),所有经装裱之件,引起红卫兵格外的注意,均被认定为“四旧”,与家中存放的祖父等祖上所遗存两箱旧字画,当场于庭院中一件件同被焚毁,全部化为一堆灰烬,而未经装裱的书信反得逃过火化这一劫。不过这些劫后余生者,还是与先父的书籍文稿本册等,一并被收缴而去。三年之后发还,虽有丢失,有损毁,终归还保存下来一部分。现在收入本书的,就是这些历经劫难的幸存者。

        这些师友早年来信,记录了先父一生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亲师取友。他多次向学生指出,为求自己心志清明,除了自觉反省,“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他自己也照此四个字去身体力行;聚合了若干青年朋友,形成了一个相勉于人生向上的朋友团体,相互策励终生。

        先父任教北大头两三年,即先后有林宰平、伍庸伯、熊十力、张难先等几位先生,不耻下问,先后主动向先父表示愿意纳交之意。他们交往是为了谈学;谈佛学,谈儒。佛学和儒学都是密切与人生问题有关的学问,他们正是因关心人生问题而谈学的。这种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交,且成为终身的朋友。当时先父不过二十多岁,而林先生等多长于他十岁,甚至二十岁,可算是忘年之交,因此先父尝说:“我看他们都是在师友之间的”。既是师长,又是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说是谊兼师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前后一二年,有北大学生数人与先父交往密切,成了很好的朋友。其中三人与先父合影后,先父写下这样几句话:“这是我同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麐、朱谦之、黄庆的照像,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个人年纪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思想见觧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是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是总觉得彼此相与是第一乐事。”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书末,先父提出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想要聚合一些朋友,试作一种书院式的讲学活动,而随后就有人响应。除了几位北大学生,还有一些自北平之外远道而来的青年,如四川的王维彻,海南岛的云颂天先生等。这青年人都是些“很想求得自己的人生生活”,而“不愿模模糊糊过下去的人”。当时大家同在距北大不远的地安门吉安所(街道名),赁房多间,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他们自起居游息,以迄工作读书,常常都是在一起的”。先父所说以他为中心的朋友团体的形成自此开始。这大约是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的事。此时熊十力先生已来北大任教,也参与其中。

        这一以先父为中心的朋友团体,自成立之日起,数十年间虽然“过的是一种团体生活,但没有什么会章”,而大家可以聚合不散,或联系不断,全赖“志同道合”四个字,即大家同有志于“人生向上”,而这正是这一团体建立的根本动机。

        一九二四年夏,朋友团体随先父往山东菏泽,接办省立六中高中部;约一年,又返回北平。这时随同回北平的有六中高中学生数人,也加入了这种团体生活。先是在什刹海东煤厂(地名),后在西郊大有庄(今中央党校以东)赁了一个宅院,又过起同处共学的生活。此时,除了熊十力先生,又多了一个德国友人卫中先生。每日清晨,师生相互策励的朝会活动即始于此时,并延续于以后朋友团体的办学活动中。

        此后,随先父与大家用心与致力之所在不同,朋友团体聚合之处多有转移。

        一九二八年,朋友团体成员多随先父往广东,接办省立一中(广州;今广雅中学),曾根据先父的教育主张,革除旧有陈规陋习,进行改革试验,前后约三年。

        一九三一年夏,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建于邹平县,朋友团体成员多随先父至此,成为农村工作中的骨干或领导。至此他们与先父共同圆满了“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心愿。他们与来自城市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专家学者),在院的统一设计规划下,开展全县规模的试验,其目的是为中国民族的复兴,摸索一条自救之路。试验的内容是试行地方自治,培养农民团体生活习惯,为国家民主政治打基础;推广科学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并谋由农业引发工业;因为“中国兴亡系于中国能否工业化”。具体内容如办乡学村学,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创建县卫生院、乡卫生所;整顿治安,等等。由于大家真心实意为农村工作,一心扑在试验上,建院七年,至关闭时止,仍以改建的旧盐店为院部,全城仍无水无电,入夜漆黑一片;最“繁华”大街依然是东关至西关土路一条。(笔者随双亲来此落户,租民房,吃井水,点油灯,曾亲历其事。)

        好景不常。正当大家能如自己的心愿,埋头工作,朋友团体又增加了不少新成员之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挑起了侵华战争。同年十一月份乡建院关闭,人员解散。于是朋友团体也一分为二,一部分撤往四川,大部分留在山东,各回本乡本土,投入敌后抗战工作。
一九三九年先父自四川大后方到山东敌后,了解敌后状况,并鼓励与慰问敌后工作的同人同学。才到鲁南,即逢敌人“合围行动”。随后传来令人痛心的消息:

        六月五日,“李星三同学接受伪军诈降,被杀害。”(据说遭活埋;李时为游击队长)“星三在研究部同学中,愚夙认为最为有可为之人,不意其遭遇如此。伤痛之极”。(《日记》)

        七月初,公竹川同学遭杀害;弃尸无头。先父在他陪同与引导下,在蒙阴县境群山中,与敌周旋近月,终得突出重围后,分手的次日即发生此事。“呜呼痛哉!彼时游击区内党派纷繁,互相猜忌仇怨,盖莫由确知其故云。”(《纪念亡友公竹川》;1987年6月12日《中共临沂地委组织部文件》:“公竹川同志……‘肃托’时被杀,实属冤案,……”。)

        同年九月,返至四川,又传来黄孝方、李鼐等同学被害消息。……工作于敌后的朋友处境极其艰难险恶。

        抗战中,撤往四川的朋友团体成员,曾一度聚合于南充县,创办省立民众教育馆,约两年后,一九四○年夏移至璧山县,创办勉仁中学。一九四一年夏,又迁至北碚。不久熊先生也来此地,于是在勉仁中学之外,又有勉仁书院的创立。从此朋友团体成员多以办学服务社会,并以学校所在地北碚为朋友聚合和联络之处。 而此时先父实难兼顾我们兄弟二人,于是被安置于此,进入朋友团体所办中学,终年住校,寒暑假仍食宿于学校,实际上也就是全由朋友团体代为照管。有不少朋友团体成员早在邹平时即认识,至此接触更多更近,有的还成了为我们授课的师长。这样,一方面可感受到他们的关心与爱护,一方面增加了对他们的认识与了解。在笔者印象中,他们都是一些重情谊、尚义理,少名利一类世俗心理,关心社会国家前途,而能安于清苦生活的读书人。

        抗战中朋友团体的落脚点在北碚终于得安顿下来。中学新校舍位于北碚区以北,距名胜北温泉仅三五里,依山而建,自然环境安静宜人。但此时先父因奔走国内团结抗日,常逗留于重庆市内,或往返于成渝之间,居无定所,难如以往与朋友常相聚于北碚,但“偶得宁息,亦必回至其间, 与熊先生及诸友盘桓数日”。

        自有朋友团体之后,先父曾说:“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一九四三年三月,他将远赴香港,为民盟筹办《光明报》,特回北碚与诸友话别。当大家送至路边凉亭旁,他唱了一段京剧:“将酒宴摆在分金亭上,我与那众贤弟叙叙衷肠。 俺窦尔敦在绿林谁不尊仰,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众贤弟免送且在山岗上瞭望,闯龙潭入虎穴某去走一场。矫装打扮下山岗,盗不回御马我难回山岗。”他以这种方式,表达身负重任,独自一人秘密远赴香港的心情,并以此向“家”中朋友告别。

        因有香港之行他与朋友分手,一去不料竟有四五年之久。一九四五年底虽回到了重庆,随即参加政协会议(重庆), 为争取政治民主化(组织联合政府),军队国家化,尽一份一己之力,忙了约半年,下半年又为参与国共和谈,滞留在京沪之间。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旦料知和平无望,即拔脚走开”,回到北碚。随后三年,从事著述讲学,并创办勉仁文学院于北碚,又得与朋友共学共事。

        一九四九年底重庆解放。所办学校均由当地政府接管(学校允许民办是改革开放后之事)。先父回到北平,朋友团体成员随之星散。大家同聚于北碚前后九年,至此成为过去;只是师友情谊仍在,书信往来并未中断。

        建国后,先父昔日青年朋友逐步步入暮年;或因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或因体弱多病,竟多先于先父离开人世。

        陈亚三先生因肺癌一九六四年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九岁。

        黄艮庸先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以莫须有的“逃亡地主”罪名,被红卫兵押回广东,途中于车厢相连处不时遭到“提审”,“不是文斗,直到不能支持”。在番禺老家五年,捡粪挣工分糊口。一九七二年得免除“监督劳动”,抱病回京。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病故。据先生家人称,他曾表示愿留京侍奉老师;返故里终老,须待老师百年之后;不料竟先于老师而去。“艮庸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梁漱溟致田慕周》)

        云颂天先生一九六五年退休。一九七○年九月与一九七六年六月,两度长途跋涉自四川来京看望老师。一九八三年中风复发,病故于重庆,享年八十二岁。据先生子女说,中风复发后,先生已举步维艰,但仍嘱子女为其购车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师。先父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已,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人。自一九四二年远从广东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也”。

        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怀念昔日师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他生活中不可一日无师友,由比可见。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先父梁漱溟病逝于北京。朋友团体成员多已先后身故,起着精神领袖作用的“中心”如今又逝去,这一朋友团体自不复存在。 

        最后说到家书,以其中年代最早(1938年)的一封为例。此信先父寄自江苏徐州;他是在首次访问延安后约一周到徐州的。此时距著名的台儿庄大会战约两个月,徐州尚在中国军队的守卫之中。信寄达地为北平,此时已在日军占领之下,因这时笔者兄弟正随堂姐滞留于此。书信邮递穿行于战火硝烟之中,而这也就是我们正在成长的那个年代。再以先父于一九四○年写寄给笔者的三封信为例。此时先父一人多逗留于重庆,笔者在川北的南充求学,恕弟则在合川草街子陶行知先生所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父子三人分处于三地。自一九三五年母亲病故于邹平之后,父子离多聚少,可算是我们家庭的“常态”。这样家书就成为父子沟通的最为重要的工具,并显得更加珍贵了。可惜的是这些家书存放在先父住处,“文革”中抄家也被收缴,损失不少,但终可部份发还,能留存下来一些,也算是万幸。古人诗句“家书抵万金”,借用于此,还是很合适的。

        不过先父写示于我们兄弟的这些家书,它可贵之处实另有所在,那就是对关心子女教育的人而言,其内容或许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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