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的日记
－－作者：罗 孚
叶灵凤逝世已三十多年了。他身后留下了一大批日记，是从一九四三年九月开始的。这以前他有没有记日记，还是记了而没有保留下来，这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日记先是一年一记，后是一月数记，从一九四六年开始，才逐日记事。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缺。一九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又写，以后又缺，直到一九六二年又写了一年，最后是一九六八年这一年。一九六八年以后又没有了，不知道是没有记，还是没有保留。
在一九四二年的日记开始以前，注有这样几行字：“一九四二年二月初旬，自学士合八号三楼，迁至西路道九十六号三楼。一九四三年仍住原处。”一九四四年七月记：“迁居于罗便臣道四十七号B地下。”直到一九七五年他逝世，都是住在那里。
日记一开始就说他要写一篇《兰画师——郑所南画兰的故事》。“不着根，因为土地给番人夺去了。‘全是君子，绝无小人’画兰题辞之一。”“引句用文天祥诗，《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时是一九四三年九月，香港还在日军占领之下，叶灵凤这些写作计划，表示了他的抗日爱国的心迹。
一九四五年的日记是这样开始的：“年来昏昏然，琐事颇多，而读者甚少。偶要写点短文，亦随找材料随写，等于现买现卖。其实，此时亦不妨多读点书，亦未必不能写出好文章，全仗自己如何安排耳。”这以后，常常记的是到书店买什么书，平日读什么书，以及些什么文章。
一九四六年元旦日记：“逛摩啰街，有相识之旧书贾招呼，谓有书若干，颇合我所好，邀往一看看。检视之下，乃郑振铎所印之中国版画史等，皆购求多时而未得之书，不禁大喜，价钱亦不贵，遂尽量购下。计有版画史第一辑、第二辑，版画史外辑。顾氏画谱。北平荣宝斋所刊笺谱。光绪三十一年印校《钦定书经图说》，有图画百余幅，系写生石印，颇精致。又Roger Fay等所画《中国艺术》一册，系根据布宁顿美术杂志号外扩大而成，有彩色图二十六幅，颇精。又朱偰所编《金陵名胜古迹影集》一册。新年出行即如此，颇觉高兴。熬夜批阅，未读书。”
第二天，记下“计划中今后拟写的书”。
河——以黄河为题材的传说，自然，文艺叙述。
江——以扬子江为题材，体裁如上。系包括自然史地与文艺描写，混合而成。
城——以长城为题材。
山——以泰山为题材。
此外，以同样方法，可以写湖、河、塔等。
五月三日又记：“开始计划写《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记所参加的秘密工作及当时殉难同志狱中生活及死事经过。在三十余人之中，只有我是写文章的，而我又幸而活着，所以我觉得我有这责任。”
但这篇文章却至今未见，不知道是根本没有写还是写了又遗失了。香港“金王”胡汉辉写过叶灵凤在日军占领香港期间搜集敌后（日军）书刊转交重庆的事，指的大约就是这样的“情报工作”。
八月至十二月之间记：“入《国民日报》编副刊一月余。十月至十一月。”《国民日报》好像是国民党的报纸。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记：“在香港酒店遇见汉年。过年不见，他也胖起来了。约定明日偕夏衍、乃超来家中小叙。”七日：“汉年、夏衍、乃超来家中小叙，闲谈过去旧事、沪上情况及当前文化界无出路情况，尤其香港文化水准低落现象，左右皆不行，几使人不解。晚饭后始行。”汉年是潘汉年，乃超是冯乃超。
五月二十八日：“颂芳约谈星岛事，议定编辑周刊一种，系关于香港者，定名《香港史地》。拟六月三日创刊。”颂芳就是沈颂芳，当时《星岛日报》的总编辑。
六月五日：“第一期《香港史地》今日刊出。自己看一下还像样。”
六月二十七日：“颂芳来电话，谓《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已决定邀我编辑……先从下月一号开始。”从此他就开始了二十八年的“星岛生涯”。
六月十二日：“星岛方面说好待遇，每月四百五十元，另每天写一千字，每月三百元，再加《香港史地》二百元，得近千元，糊口已够，但要写不少字。”
六月十三日：“香港天气潮湿，最不适宜藏书，易霉易生虫，令人防不胜防。唯一方法唯有勤加翻阅，然这方法对于书籍稍多的人实行不通，唯有尽量轮流予以搬弄拂拭而已。连日太阳甚好，遂将藏书逐一晒一下太阳，再加拂拭，然后放回原处。有些许久未经翻阅所以都已发霉生虫，对之束手无策。要将全部中西书籍都整理一遍，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大工作。然而不做又不行，只得逐一零碎去做了。在香港，藏书室不易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北平政协会议议决通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恢复北京旧名，改用公元纪年，改用新国旗，红地，左上角有黄色五角星一颗，外围黄色小星四颗。国歌暂用义勇军进行曲。”
十一月一至三日：“译高尔基日记，在星座连载。此书之译，开始于一九四一年，时译时辍。今乘可以连载的机会，决意完成之。今已译好五分之四了。我觉得高氏的散文、小品、书简、回忆录、短评，皆比他的长篇小说好。”
八至十三日：“观赵少昂画展。赵氏系岭南新派国画家，为高奇峰弟子，设色、构图及渲染皆极精研，花草虫鱼比山水更好，南方画家中之优秀人才也。”
一九五○年二月七日：“英国政府于七日宣布承认中国人民政府，本港的情势又当有许多变化了。”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月末，接北京来电，望舒在北京逝世，系哮喘病不治。今年日记之辍笔，就是为了当时接得这令人凄然的消息。”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日：“李辉英晚间到报馆见访，同出至合胜记小坐。他吞吐向我表示，彼离东北来港，并非如他在文章上表示，系过不惯当地生活，而系负有特别任务的。——不知何故对我作此表示，甚怪也。”七十年代，李辉英也曾向我作过同样的表示。事实证明，他这话不虚。
八月六日：“苗秀来信，谓有人有精装本《鲁迅书简》出售，索价二十元，问我要否，踌躇未能即答。”第二天就复了信，要。第三天“苗秀送《鲁迅书简》来，红布面装订，与全集一式。翻阅一遍，发现其中颇有关于汉画石刻资料。”
接下去的日记说：“我与鲁迅翻脸极早，因此从未通过信。也从未交谈过。左联开会时只是对坐互相观望而已。在内山书店也时常相见，但从不招呼。”
这使人记起鲁迅在《三闲集》中的《革命的咖啡店》中的文章：“革命文学家要丰艳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文章又说：“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缸的后面”。又记起《文坛的掌故》中提到的“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和潘汉年。这些就是叶灵凤所说的鲁迅的“翻脸”。
叶灵凤在日记中只记下对鲁迅不瞅不睬的“翻脸”，却没有记下是谁向谁先“翻脸”的。鲁迅文章中也只是说“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说是躲在酒缸的后面”，这显然是把鲁迅当成反面人物而漫画之了。
鲁迅又说：“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这“阴阳脸”也该是“翻脸”吧。
日记中就是这一点点。但还有如下有关鲁迅的记载。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后日为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搜集材料为《星岛》编一特刊。《人民日报》有一木刻像，前曾剪存，现在颇合用了。作者徐综歧，似是新木刻家。编鲁迅逝世纪念稿，又从书简中取一信（给许广平的），制版作插图。”
从这些看来，他对鲁迅还是很敬重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读《大公报》转载许广平的一篇写周作人的文章，周已在去秋逝世。文章写得很恶刻，这里面提到了许多家庭弟兄间的恩怨。”他对许文似颇不以为然。
二十四日：“翻阅《鲁迅日记》，想查阅有关出版比亚斯来画集的记载。未果。”
另两处日记是因曹聚仁引起的。
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读曹聚仁谈琼花文，谓赣州亦有一株琼花，系阮元移植者，称为玉树琼花之室，此则我所不及知者。曹谓我读书渊博而自谦云云。”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曹聚仁在一篇文章里谈鲁迅，谓鲁迅也有不知之事，也会有错处。说他渊博之处，未必及得上我云云，未免扯得太远，怎么可以说我还比鲁迅更渊博呢。曹兄一向赞我够得上是一个通人，这次未免赞得太过分了。”
这两次的日记显出他是并不自以为是的。他佩服鲁迅的渊博，自以为不及，并没有因受赞而自鸣得意。
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整理剪存已发表的文稿。决定将若干篇关于藏书家的译文编成一集，以应李辉英之约，书名拟《爱书家的散步》或《爱书家的假日》。”
他这个爱书家终于没有出版“爱书家”，无论是“散步”或“假日”。
九月十六日：“以月儿弯弯照九州为题，写打油诗十首，对时事，为某君为美国人编画报（按：指《四海》画报）等事：有所讽刺。”叶灵凤平日不写诗，忽然一口气写了十首，真是少见。他夫人赵克臻倒是写诗的，还出过一小本薄薄的诗集。
十月一日：“今日为人民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晚间参加在金陵酒家举行之新闻出版界同人庆祝会，聚餐者近千人。场面颇热闹。报馆不参加国庆庆祝会。我等皆用个人名义去参加。今日在《星岛》刊了一张腰鼓舞的剪纸，表示个人心意。”他在《星岛》是被视为左派的。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五日；“柳木下来闲谈。借去日本新村出的选集一册，其中有关于伊索寓言中译本的文章。此书在明朝已有中译，初名《况义》，后名《意拾寓言》。”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有三个在理发店工作的青年也是爱好新文艺的，自己几个人创办了一个小刊物，取名《新作品》，已经出版了两期。这家‘立克尔’理发店就在我们对面；他们打听出我是谁，这三个爱好文艺的理发师就登门来拜访，两个姓刘，一个姓舒，态度都很诚挚，因为谈了文艺创作的一个修养问题，劝他们不要骛新，不要取巧，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去学习。在理发这一行中有这样爱好文艺的青年，实在是难得的。”
四月二十七日：“灯下读新购得的《金陵沿革表》，始知南京除金陵、建康、建业、白下等等名称之外，另有其他少见少用的名称，不下一二十个之多，如濑绪，平陵（春秋时代用），临江，胡孰（晋代用）等等，乃是少人知的。又，南京古属扬州所治，今则扬州偏处于江北，成为一县了。在三国以前，扬州有南扬州、北扬州之分，以江为界，分治所属各县郡。”
五月一日：“写《家乡名称沿革的考证》，共三千字。以金陵最古，南京最新，我最喜欢白下、白门，潇洒清新可喜，年轻时以‘白门秋生’为笔名。南京又曾称丹杨。杨字从木，不同于丹阳。据说由于当时山上多赤柳，因以丹杨为名。”
他不仅年轻时用“白门秋生”为笔名，晚年也还在用，用来写些有关性事的掌故。
五月八日：“台湾出版的《纯文艺》月刊。有人评论郁达夫的旧诗，将两首七律当作四首绝句来评论，由四句一排，曰其一其二，如此也有资格谈旧诗，可令人大笑。”这种笑话在大陆也屡屡有过，不是把一首律诗当成是两首绝句，就是把两首绝句当成一首律诗。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报上有一篇介绍黎烈文的文章（此人现在台湾），说他编《自由谈》对于提供杂文与鲁迅如何交好等等。不知黎能够进入申报馆，全凭史量才的关系。而黎有一妹拜史为干爹（闻有不可说的秘密关系）。黎遂经常出入史之门。他本在商务任校对，后来能往法国留学，也是出于史之帮助。此事现即少人知。当时张资平因小说被腰斩，曾讥黎‘以姊妹嫁作商人妾’，倒骂得对！”
张资平骂得其实并不对。当年黎烈文腰斩他的小说后，他在《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说：“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提拔，又无姐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黎烈文其后也在《时事新报》发了启事，加以驳斥：“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毁，其中有‘又无姐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恨，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发作，犹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这启事叶灵凤不会没有看到，只是不知何以还说张资平“骂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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