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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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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合影(1920年8月22日于东南大学)

 

 

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

--任鸿隽、陈衡哲以及“我的朋友胡适之”

作者:陈平原

        民国史上,有句“世说新语”式的佳话,那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据唐德刚《胡适杂忆》称,此语出处无考,但适之先生颇为得意。此话凸显的,并非胡适的学问或贡献,而是其性情、声望与人缘。如此具有个人魅力(或曰“磁性人格”)的学界领袖,自然是朋友遍天下;可也正因此,容易成为某些有心人“拉大旗当虎皮”的绝好道具。鱼龙混杂中,最当得起这句话的,或者说最有资格说“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当推任鸿隽、陈衡哲夫妇。

“我们三个朋友”

        在学界日益八卦化的今日,人们很难以“平常心”来理解任鸿隽(1886—1961)、陈衡哲((1890一1976)、胡适(1891-1962)之间的友情,以及其中蕴涵着的兼及传统书生与西洋绅士(淑女)的“风雅”。略为排比三件诗作,看看当事人如何陈说。

        《尝试集》中的《我们三个朋友》,副题“赠任叔永与陈莎菲”,其中有曰:“别三年了,/ 又是一种山川了,—— / 依旧我们三个朋友。/ 此景无双,/ 此日最难忘,——/ 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此诗写于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地点是在南京。那天下午三点,任、陈订婚于南京高师的梅庵;晚上,邀胡适至鸡鸣寺,在豁蒙搂用餐,胡适当场赋诗。此诗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集,故“我们三个朋友”一说广为人知。

        在胡适一九二二年二月四日的日记中,粘附有陈衡哲写于同年正月三十一日的《适之回京后三日,作此诗送给他》,为便于对比,取同样抒发依依惜别之情的最后一节为例:“不能再续!/ 只有后来的追想,/ 像明珠一样,/ 永远在我们的心海里,/ 发出他的美丽的光亮。”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任鸿隽在庐山撰《五十自述》,提及美国留学时如何与胡适、陈衡哲结下深厚情谊,解释《尝试集》中何以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以及“吾亦作减字木兰词以答之”。任词未见,不好妄加评论;胡诗过于直白,陈诗的比喻也未见高明,只能说尚属妥帖。当然,“尝试”期的作品,不应苛求。更重要的是,此乃儒家诗学“兴观群怨”的“群”,主要功能在借吟诗填词交流思想感情,增进友谊,达成社会和谐。“我们三个朋友”间的诗文往来,更多体现相互间的理解与体贴,还有文学创作以及学术研究、教育活动中的相互支持。在以下几则逸事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新诗诞生的故事

        不必做复杂的历史考证,单是翻看《尝试集》,也能感觉到胡适与任、陈夫妇的交情非同一般。诗题中有《“赫贞旦”答叔永》、《送叔永回四川》、《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留别》,还有副题“别叔永、杏佛、觐庄”的《文学篇》、副题“送叔永、莎菲到南京”的《晨星篇》,以及注明“赠任叔永与陈莎菲”的《我们三个朋友》。更直接的证据来自《文学篇》的“小序”:“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9.jpg

        右图:任鸿隽与陈衡哲在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上(1915年9月)

        关于任鸿隽等人如何促成胡适的白话诗尝试,从一九一九年八月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尝试集〉自序》,到一九三三年底撰写的《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再到五十年代的《胡适口述自传》,经由胡适本人的再三追忆与阐发,连一般读者都已耳熟能详。值得注意的是,在白话诗写作的“尝试”中,任君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同志”,而是“论敌”。正是绮色佳时代的诗友任叔永的反讽与戏拟,促使胡适发誓从三事入手进行“文学革命”,甚至填了那首气魄非凡的《沁园春?誓诗》——“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至于“《尝试集》的近因”,据说也是由叔永的批评引起的。在胡适的眼中,老朋友任鸿隽的挑剔、反驳乃至讥笑,实为其从事白话诗“实验”的一大动力。
  
        因胡适在谈论白话文学起源时的再三铺陈,世人对胡、任之间的争论多有了解;至于“我们三个朋友”中不太抛头露面的陈衡哲,其实并非与此毫无关涉。这一点,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撰《〈小雨点〉序》时,胡适方才有所陈述:

        民国五年七八月间,我同梅、任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的一面。不久,我为了一件公事就同她通第一次的信;以后我们便常常通信了。她不曾积极地加入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在美国的最后一年,胡适“和莎菲通了四五十次信”,其中不少涉及诗文创作。这种同道之间的互相支持,确实给正在从事“孤独的文学实验”的适之先生很大的安慰与鼓舞。可要进一步推断,将陈坐实为胡写作新诗的“烟丝批里纯”(Inspiration,即灵感),而且断言,“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96页,华文出版社1990)则又未免言过其实。之所以不认同唐德刚的“大胆假设”,理由很简单,未同莎菲通讯之前,胡适已开始新诗的尝试。话题其实应该掉转过来,不是莎菲女士刺激了适之先生的写作灵感,而是胡、任之争以及胡适的大胆尝试勾起了莎菲的文学兴趣。“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其中好些还是寄给胡适并请其推荐给《新青年》或编入《努力周报》。

        一九二二年十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刊行的增订四版《尝试集》,冠有胡适一九一六年八月四日答叔永书。以早年书札作为“代序一”,这既体现适之先生“历史进化”的眼光,也可看出其对老朋友的尊重。更值得关注的是,此“增订版”是在同事鲁迅、周作人,学生俞平伯、康白情,以及留美时期的诗友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的协助下,才得以完成的。

        任鸿隽和陈衡哲,一个坚持“无体无韵”的白话诗不是诗,一个则是胡适白话诗写作“最早的同志”,请这两位老朋友来帮助删诗,自是好主意。问题在于,胡适似乎更看重周氏兄弟的意见,未免有些怠慢了老友。因为,如果仔细比勘,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任、陈的不少意见,实际上并没有被胡适采纳。这当然不能全怪胡适,因其牵涉到刊行增订四版的目的,并非“飞鸿踏雪泥”,而是诗史留印记。倘若像《蔚蓝的天上》那样,“豫才删,启明以为可存。莎菲删,叔永以为可删”,那很好办,三比一,删。可仔细品味,叔永、莎菲夫妇的意见中,有些不牵涉艺术鉴赏力之高低,而只是基于怀旧心理。如《虞美人?戏朱经农》“叔永以为可留”,《寒江》“莎菲拟存”,看中的未必是艺术,很可能只是对于共同的留学生涯的怀念。《送叔永回四川》俞平伯以为可删,目录页以及正文也都已用红笔圈掉,可仍有莎菲用铅笔做的批注:“A good historical record .keep ? ”(“一份很好的历史记录,保存?”)以上三诗,最后都没能进入新版。显然,胡适之所以修订并重刊《尝试集》,主要目的不是纪念友情,而是为“文学革命”提供标本。

《西洋史》的魅力

        作为第一代受过良好西方史学训练的大学教授,陈衡哲很快辞去北大教职,转而持家兼著述,其主要作品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史》上下册(1924、1926)以及《文艺复兴小史》(1926)等。前者乃高中教材,后者收入“百科小丛书”,不用说,也是普及读物。书是好书,只是相对于原先的自我期待,我想陈教授不会十分满意的。

        陈衡哲一九二七年为《西洋史》六版撰序,感谢丁文江、何炳松、胡适等友人的热心帮助,更称:“但给我帮助最多的,自然是任君叔永,因为不但这书的原稿,都承他替我仔细读过;而且假使没有他的赞助与信心,这两书或将因为我的多病及历年时局的不靖,至今尚不曾出现。” 10.jpg

图:《西洋史》,陈衡哲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版

        已经成为学界领袖的胡适,公私兼顾,在《西洋史》下册出版后不久,撰文推介。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现代评论》第四卷九十一、九十二两期,刊有胡适的《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共表彰陈垣《二十四史朔闰表》、顾颉刚《古史辨》以及陈衡哲的《西洋史》下册等三书。胡适称:“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

        胡适那代人,身处大变革的时代,喜欢“但开风气不为师”,故“开山”以及“第一部”特别让人振奋。可时过境迁,八十年过去了,学界早已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当初曾畅销一时的高中教科书《西洋史》,还能读吗?我的回答是:还能读,而且,还有不错的市场前景。不信请看一九八八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重印本,以及二○○七年东方出版社的插图本——只是二书均缺学术性的序言,毕竟是憾事。

        胡适的书评写得很认真,不仅仅是为朋友说好话,而且搔到了痒处:“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这样综合的,有断制的叙述,可以见作者的见解与天才。历史要这样做,方才有趣味,方才有精彩。”“作者的努力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西洋史的研究里尽可以容我们充分运用历史的想象力与文学的天才来做创作的贡献。”这三句话大有深意。在我看来,胡适的基本判断是准确的,《西洋史》的好处不在专业深度,而在于作者的“精心结构”,以及“叙述与解释”方面的特殊才华。而这,也正是作者的自我期许。

        编的是高级中学教科书,“但著者的目的,兼在以西洋历史的常识供给一般人士,故并未为教科书的体例所限”(陈衡哲:《西洋史》序);如此编写原则,使其得以腾挪趋避,而不严格按照教学大纲“亦步亦趋”,故几十年后还能阅读。而此书之所以能兼及教科书与一般读物,其诀窍在于作者相当高超的叙事技巧。陈衡哲称:“我编辑此书时,有一个重要的表鹄,便是要使真理与兴趣同时实现于读书的心中。我既不想将活的历史灰埋尘封起来,把他变为死物,复不敢让幻想之神将历史引诱到他的域内,去做他的恭顺奴隶。或者因此之故,我将不能见好于许多的历史家及专门文学家,但我若能藉此引起少年姊妹兄弟们对于历史的一点兴味,若能帮助我们了解一点历史的真实意义,那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同上)既然是学问家的著述,自然注重知识的传授;但因作者讲求文章技法,其笔墨情趣自有生命——学问早已过时,可此书依旧让人怀念,诱人阅读、品味。

        不信的话,请读读以下两段话。《西洋史》第一编第五章“希腊古文化”的结论部分,有这么一段:

        希腊文化的性质,是与他的地理最有关系的。因为他有一个宜分不宜合的地理,所以产生了无数小城邦,因为无数互相竞争的自由小城邦,所以一方面产生了一群爱自由的小民主国,而不幸终于得到了政治上的破产,一方面却产生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优美文化。同时,因为天时的和暖和山川的秀丽,希腊的人生观也就趋向“现在”和“此地”,希腊的美术也就充满了生命之乐的美感了。希腊人的中庸态度,也是他们的优秀而小巧的环境的产物;而他们生活情形的简单,也是天然之美引诱的当然结果——碧蓝的天空,油绿的草茵,不比雕梁画栋更美丽吗?

        再看第三编第一章“文艺复兴”的结尾部分:

        但是诗人说得好,“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上古的末年,西罗马帝国既遭蛮族的蹂躏,而罗马的文化却并不曾以此忘其天职,结果是中古末年古文化的大复活。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又何尝是无情之物呢?他虽受了外来武力的摧残,化为泥土,但他却不曾因此绝了希望。这泥土怀着文化的种子,却跟着他的摧残者走入了西欧各土,后来便在那里发芽展叶起来,为近代产生一个灿烂的文化。由此可知,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意大利所受的委曲不过数百年,而他在文化史上的功绩却真是千古不朽的了。

        八十多年过去了,中外史家关于文艺复兴的论述,肯定远比这深刻、全面,但如此娓娓动听的评述,并未因时间流逝而失去魅力——有时候,“表达”本身便是“学问”,便有独立的存在价值。

        原南开大学教授朱维之编《陈衡哲散文选集》,收入《历史小品》十则,便很有见地。朱先生所撰《序言》,引述《西洋史》中若干文字,然后称:“这样的历史插曲,可算是历史随感或历史小品。在她的《西洋史》中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小品文或历史随笔。例如上册的末尾处的《纪念但丁》,本来是一篇独立的散文。……本书选入陈衡哲的历史小品十则,供读者欣赏,并可以从此看出这位历史学家兼文学作家的散文特色。”

对于书院的追怀

        “五四”一代新文化人,不管所学专业是什么,都关注中国教育问题。陈衡哲和任鸿隽文集中,就多有谈论教育的,如陈文《美国女子的大学教育》(1922)、《对于儿童教育的一个意见》(1934)、《救救中学生》(1935),以及任文《西方大学杂观》(1916)、《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1934)、《再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1935)、《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1935)等。只是陈、任两位的已刊文集,包括樊洪业等精心编辑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都漏收了一篇重要文章。11.jpg

图:《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等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

        《现代评论》第二卷三十九期(1925年9月)上,刊有陈衡哲、任鸿隽合撰的《一个改良大学教育的提议》,特别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希望将其与欧美大学制度相结合:

        我们以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制度,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安定的湖州,都是一例。但是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现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要补救这个缺点,我们可以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资格,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求学、品行两方面,直接负其指导陶熔的责任。

        取大学管理之组织与书院教学之精神,二者合而为一,这一主张,与胡适第二年为清华研究院所做的规划不谋而合。而在我看来,此文实际上是对于胡适南京演说的直接回应。

        一九二三年底,任鸿隽出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同年十二月十日,胡适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作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文载1923年12月17日、18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以及1924年2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21卷3期),其中借书院改造现代大学的思路,与陈、任日后的论述颇多共通处:

        我为何讲这个题目?因为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在胡适看来,所谓的“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而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因其“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

        新学制已经完全确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教育家们这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黯然退场表示极大的遗憾。可惜,“此情可待成追忆”,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人古老的书院传统,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即便有胡适以及好友陈衡哲、任鸿隽夫妇等人的鼓吹,再加上章太炎等人的身体力行,还是没能挽回其颓势。

女教授的尴尬

        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的《任鸿隽陈衡哲家书》,收录了陈衡哲一九二四年给三姐任心一信,其中有这么一段:12.jpg

图:《任鸿隽陈衡哲家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版

        当叔永在美国对我提起结婚的事的时候,他曾告诉我,他对于我们的结婚有两个大愿望。其一是因为他对于旧家庭实在不满意,所以愿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俾他的种种梦想可以实现。其二是因为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欲为我预备一个清静安闲的小家庭,俾我得专心一意的去发达我的天才。现在他的这两个愿望固然不曾完全达到,这是我深自惭愧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两人的努力方向是不曾改变的。

        这话可以解释当初陈衡哲是如何被任鸿隽的求婚所感动,以至抛弃原先所抱定的“独身主义”的。只是现实生活竟如此残酷无情,很快地,女诗人“清静安闲”的梦想便破灭了。结婚生子,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数日常琐事,对于一个既有文学才华又有学问志趣的女教授来说,很可能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烦恼。

        胡适一九二一年九月十日的日记中有如下感慨:

        莎菲因孕后不能上课,她很觉得羞愧,产后曾作一诗,辞意甚哀。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自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

        生儿育女的责任不想放弃,埋头著述的功业于是难以兼及。读书至此,不禁为“新教育”起步阶段女教授处境之艰难深为扼腕;叹息之余,更为那代学人对自己以及朋友的期待所感动。

        一九二○年夏,三十岁的陈衡哲于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因胡适的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九月一日,陈、任在北京举行婚礼,胡适做赞礼,赠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冬天,陈因怀孕而休假,第二年年底辞去北大教职。此后,除了精心抚育三个子女,陈仍力图在事业上有所作为。身为北大最早的女教授,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教授,陈衡哲的自我期待无疑相当高。到底是出来教书好,还是在家专心著述更合适,看任、陈夫妇给胡适的信,中间颇多挣扎。当然,也有得意的时候,如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任鸿隽因陈衡哲生育第二个孩子而致信胡适:“还有一件可以奉告的,就是这个小孩子同莎菲的《西洋史》下册差不多是同时长成,同时出世的。”

        一九三八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衡哲散文集》,收入五十二则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其中有撰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提及有天才的女子若不想抱独身主义,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是牺牲了自己的野心与天才”;第二“是牺牲了儿女与家庭”;第三“是想同时顾全到家庭,儿女,以及女子自身的三个方面的”。陈衡哲无疑最欣赏第三种选择,但强调:“采取这种方法的女子,大抵是个性甚强,责任心甚重,而天才又是比较高明的。因为她们不肯牺牲任何一方面,故她们的内心冲突是特别的强烈与深刻。”我相信,此乃陈衡哲的“夫子自道”,只是作者很可能低估了其中的艰辛。

        任、胡二位对于陈衡哲的巨大期待,实际上没能完全实现。莎菲的文学才华,固然因生活困顿而有所损失,但平心而论,《小雨点》中的散文、寓言与小说,有开创之功,却非传世之作。现在学界颇有贬低鲁迅的《狂人日记》而抬高陈衡哲的《一日》的,其实不妥。陈衡哲一九三五年为《小雨点》撰《改版自序》,谈及“《一日》中仍时有文言痕迹的存在”,只是最初的白话试验;而这篇小说的“附志”(1935)也称:“这篇写的是美国女子大学的新生,在宿舍中一日间的琐屑生活情形。它既无结构,亦无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白描,不能算小说。”单说写作时间早于《狂人日记》,故是“第一篇”,不足以服人;因此前上海的报纸上早已发表不少白话小说。在我看来,以文学家的才华撰写《西洋史》以及《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更能代表陈衡哲文学上的成绩。

三个人的“自述”

        一九六二年一月,获悉任鸿隽不久前去世,胡适十分感伤,给任、陈的孩子写信:“以安又提及叔永‘手抄的自传稿子’。他的自传不知已写成了多少?约有多少字?”并热切表示,希望能尽快看到老友的自传。可惜的是,一个月后,适之先生也与世长辞。《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所收《五十自述》和《前尘琐记》,都是根据手稿排印,前者为“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廿九日于庐山古青书屋写竟”,后者一九五○年春写于上海,原标题下记有“叔永廿五岁以前的生活史片断”。熟悉胡适思路的读者,当然明白,关心老友的自传手稿,既是怀旧,也是兴趣。13.jpg

        图:《陈衡哲早年自传》,陈衡哲著,冯进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版

        胡适提倡写自传,且身体力行,撰有《四十自述》。此书一九三二年完成,一九三三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对照陈衡哲一九三五年刊行的英文自传,以及任鸿隽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撰写的《五十自述》,颇有趣味。

        陈衡哲虽说不是第一流的作家,但有学问、能文章,其一九三五年在北京出版的英文自传《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自然值得期待。此自传很像胡适的《四十自述》,只写到赴美留学为止。《译者前言》称此书没写出国后的事情,也不像杨步伟那样叙述如何结婚生子,是别有深意——“陈衡哲自传中为什么最终只叙述她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事件就变得十分耐人寻味了”。其实,没那么复杂,写自传者之所以多以童年和青少年生活为主,是因其既有审美距离,又少禁忌。更何况,作者以笔名(陈南华,Chen Nan-hua)写作,连所读学校都用英文字母代替,本就是希望拉开距离,当然不会牵涉自家功业:“因为我写这本自传的动机不是为了展示自我。当然自我在本书中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我只把它当作一面镜子,以反映这个自我从属的时代和社会以及它力图挣脱它们的禁梏的挣扎。”

        一九三七年底,任鸿隽在庐山撰万言《五十自述》,提及中国公学“同班学友后有名于时者有胡适之(原名胡洪骍)”等,还专门有一节谈论其与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争,正好与胡适的相关追忆相呼应:“然白话文言之论战,由吾等数人开之,则确无疑义。”

        胡适的《四十自述》和陈衡哲的《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都只写到留美前,不会有交集的线索。而《胡适口述自传》就不一样了,此乃“学术性的自传”(唐德刚语),第七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讲的都是陈年往事,如与任鸿隽、梅光迪的争议如何促使他加紧白话诗的试验,还提及与诸友好在绮色佳的凯约嘉湖上划船,其中便包括沃沙女子学院的学生陈衡哲。

        回到关于“自传”的观念,三人的论述颇有交叉处。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胡适称:“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只劝老辈,也劝同辈;不只劝别人,还以身作则。至于写自传的目的,在胡适看来,不外乎“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此书第一篇写父母结婚,很有文学趣味,介于小说与传记之间;但胡适“毕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很快就转“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要说史学训练,陈衡哲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可就叙述的精彩与细腻而言,《一个年轻中国女孩的自传》远在《四十自述》之上。只是由于此书用英文撰写,中译本迟至二○○六年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刊行,故除了个别谈论中国女性文学的著作有所涉及,极少人关注这部史学家的“文学自传”。

        与胡适希望借自传“给文学开生路”不同,陈、任二君更看重的是其史学价值。说到为什么写自传,陈衡哲称:“我的回答很简单:我曾经是那些经历过民国成立前后剧烈的文化和社会矛盾,并且试图在漩涡中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们中的一员。因此,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欢愉。”而任鸿隽的《五十自述》则称:“凡自传者必须其人曾经做一番大事业,足以信今而传后,故其自传即成为历史之重要材料。吾于当世既无重要贡献,自不敢作名山万世之妄想。兹为此述,聊以记载吾个人之身世行事畀之后世子孙,俾有所考据云尔。”这些都是“史家”的眼光与趣味,可在读者那里,无一例外的,全都转化成胡适所提倡的“传记文学”。

        若按“传记的文学”来衡量,三部自传的文学性,该依陈、胡、任排列。当然,要说社会影响,还是胡适的《四十自述》最大。除了陈衡哲用英文写作,限制了其在国内的流通,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自传是一种“势利的文体”,传主的功业和知名度,占绝对的支配地位。

        任、陈、胡三人,所学专业不同,有自然科学,有西洋史学,有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可因写诗而结下深厚情谊,且终生不渝,这点很让人感佩。今日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多的是你追我赶,力争上游,或者尔虞我诈,互相拆台,而难得真正意义上的“相识”与“相知”。因而,我格外怀念那“往事如烟”,那曾经有过的文人间的情谊与风雅。

        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初稿,十月十六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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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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