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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札记︱ ----《书城》编辑部(E_mail: shucheng@99read.com )
《论语》、《庄子》已成职场励志读物,和谐社会的文化时尚自是愈趋古雅,据说接下来轮到《史记》露脸了。《史记》本是发愤之作,鲁迅谓之“发于情,肆于心”,言语记事深具煽情忽悠之意,书里跟励志有关的篇章简直比比皆是。张良圯上纳履,韩信胯下受辱,可谓大丈夫能屈能伸;至于刘邦泽中斩蛇,陈胜叹息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则是一番宏大叙事的开篇序曲。秦汉之际,天地翻覆,当日叱咤风云的人物大多起于陇亩草根。如,樊哙早年以屠狗为事,英布是小混混出身,灌婴做过丝绸贩子,周勃初以织苇席为生(人家做丧事他也去吹吹打打),郦食其因“家贫落魄”在闾里做保安,陈平更是穷得几乎讨不上老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确大可激励人心,成大事者不必羡慕人家的“富爸爸”,倒是自家“穷爸爸”留下的穷底儿管用。
穷则思变,草泽竞奋,从亡命无赖之徒到王公巨腕的发迹之道能让人想起什么呢?兴亡更替,资产重组,谁知道谁动了谁的奶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拿一个“变”字说事儿,终究给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许是人生宦旅中的命乖运蹇,也许是早年游历人间颇知民生疾苦,司马迁撰史多少带有一种跟主流文化拧着来的逆反色彩,他有一种拂之不去的江湖心结,对草根社会自有特别关注。如《项羽本纪》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陈涉世家》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鲁仲连列传》曰“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拙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变革上层建筑的力量原本起于民间,小人物也能撬动历史杠杆。通观《史记》七十篇列传,不光是庙堂上一班文武重臣,更有策士、刺客、游侠乃至星相医卜、贩夫走卒,司马迁书里几乎囊括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处于风云际会的变动时刻,他们各有自己的位置。
《史记》一再彰扬“任侠”和“养士”,亦是赢在“执行力”的范例。如孟尝君、平原君和信陵君诸传,都将治世御侮之道附着于某种超凡人格,几位君侯公子都不按体制内的规程行事,都有不耻下交、接纳岩穴隐者之风。他们不受羁束的特殊身份似乎代入了王权格局下的自由空间。如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历来脍炙人口,其贤能下士,实在也是对“有国”庸君的贬损。在读者眼里如此近乎完人的性格,实际上极具“离经叛道”的破坏力——破坏了既定的游戏规则。所以,到了东汉就有人看出《史记》的问题来了,《汉书·司马迁传》称“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而《后汉书·蔡邕传》则引献帝辅臣王允的话斥为“谤书”。关键在于,司马迁以修史的话语权力于官方政治之外寻找用世之途,试图将圣人之道纳于江湖规则,这种政治理想开启了读书人的想入非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千百年来《史记》从未作为谤书被查禁,清平之世用以烹制“心灵鸡汤”实在是百味俱全,好歹读书人已淡出江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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