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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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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影院外的大街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二)

---作者:吴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初那几年,我常拿杜尚的话来为自己的平庸生活开脱,“生活是被用来度过的,而不是被用来谈论的”,很讽刺,我广征博引式的自我辩解不就是一种谈论?有次,我还厚脸皮加一句“生活不是供我们将来回忆的素材”,蛇足了。很犬儒地说,抛掷光阴可以避免许多错误,做旁观者,别介入!人们后悔自己做过的事,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教训还嫌少吗,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我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还有说服力吗,当时我绝不这么认为,况且苏联刚刚解体,被理想裹胁的人们早已失去了悔恨的机会……生活一旦无所期盼无所等待,时间就溢得满地都是。

一九九二年,我十分热衷看电影,电影院成了我经常出入的场所。有时我也会守在家里看电影录像带,连续看,单单平克弗洛依德的《迷墙》就反复放了好几遍,还有一部好像叫《德黑兰一九四三》的,也来来回回倒腾,如同着了邪魔一般。更多的,是那些打打杀杀的警匪片,偶尔看看戈达尔安东尼奥尼。至今仍然记得,其实我对那些电影的情节并不注重,当然不要说电影的意义了。我只是喜欢看流动中的影像(它简直奇妙无比),尤其城市街景,广场、露天咖啡座、路灯、颓旧楼房的斑驳外墙、消防逃生铁梯、教堂、超级市场、招贴、电话亭、屋顶和烟囱、桥洞、废弃的仓库、地铁站、橱窗、有积水的十字路口、斑马线……这些景物我百看不厌。毫无疑问,活动在这些景物之间的各类角色,我也不知疲倦地紧紧盯住不放,比如警察、穿风衣的男子、大富翁、偷窥变态狂、肥胖的家庭主妇、冷面杀手、毒贩、戴假发的妓女、流浪汉、记者、画家,有时候银幕上还会混进导演或作家本人,像希区柯克丁度布拉斯罗布格里耶之流。我不关心故事,相反地我只是去凝视那些次要的细节,这些细节未经刻意安排修饰,也不服从于导演制作者的主观解释,它们不过是被附带地摄入了镜头,从而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和语义。至于故事,人物命运,情感,逻辑和思想,全出自导演的“个人想法”(或电影制作共同体的“集体想法”),它会改变事物的原始状况,使它们统统服从于电影的情节与主题,而我那一阵偏偏对“电影情节”之类的陈词滥调(更别提电影的主题了)嗤之以鼻……看电影的这种“反电影偏执”使我获得了游离与走神的自由,对我而言,那种萨特所形容的“涓涓细流”和康德所谓的“物自体”才是那个时间丰裕期令我难以自拔的电影之魅。罗兰巴特说起过一个常识:电影的连贯性迫使我们不能中途闭眼,这将有可能随时让我们漏看某个关键。我根本不在乎什么关键,我只在乎有许许多多人的影像从银幕上涌现,又相继离去,而大街和城市还在原处。这样我踏实,难道剧场舞台不应该比跑龙套的家伙更坚固持久吗?正如电影院外的大街,它是我坚信世界依然存在的重要象征之一,这种坚信减轻了我的不安全感。我拒绝卷入电影迷局,它欺骗不了我,电影的价值在于它是存在的揭示者,而不是故事的表达者,也就是说,胶片的力量远远大于导演和演员的力量。电影是一连串的影像,它存在于被拍摄的一刻(胶片曝光的一瞬间,它和它面对的所摄之物享有“同在性”)。此后,当影像被固定在胶片上,它所纪录的存在物就不再存在了。德国艺术家弗斯梯尔五十年前在巴黎做了一系列行为作品,“导览偶发”,邀请随机挑选的观众搭乘巴黎的公共巴士,然后让每个人各自记下每天看到的城郊景象……有一天,大概一九九三年吧,我偶然从一本艺术杂志中读到上述这则“艺术往事”,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人不必去电影院寻找存在的影像,只要你游荡在城市街头,就可以直接观看到存在本身。尽管不谦虚地说,关于这个,其实我早就觉悟了。

忘得一干二净。小时候,它们多重要啊。起床啦,复习题做了吗,母亲絮絮叨叨催促。六十年代读小学那阵,每逢初夏,为应付考试去背诵的单词,公式,课文,浪费了我不少冤枉时间,瞧,统统没印象了。只有上学时候途经的那些小杂货铺,淮海电影院的海报招贴,申一布店和乔家栅,两手笼袖蹲在和合坊弄口晒太阳的疯子现在还历历在目(闪亮的清水鼻涕像冰凌一般悬挂在他的鼻尖上)。到了七十年代,解放日报头版社论,参考消息,广播,国内外事件,谣传和流言,大人物的死亡,中央文件,甚至绝密文件,蚕食了我宝贵的光阴,整整十年!幸亏我还读了许多别的……现在终于可以想想往事了,一些小事情,顽强地嵌在遗忘的缝隙中,它对我意义重大,我猜想。闭上眼睛,私人影像盒就嘎吱打开了。像普鲁斯特那样躺在舒适的床上追忆过去,大多数人都会,只是他们不写。临死之前退休之后,人们拥有的不就是这些回忆吗。写作可以使回忆提前,回忆录据说已经很时髦了。某些朋友能分享我的私人经历,曾经共同待在一起,即便很短暂,转瞬之间!他们是当事人,见证者,还有爱我或恨我的,但愿早已忘记了我(他们的记忆肯定是另一个版本)。即生即灭的陈年旧事,被薄薄的轻尘覆盖,也许永久覆盖,不要以为只要吹口气它们就会自动呈现。十分幸运,我记忆力不错,谢谢上帝的恩赐。我虽为我的记忆力自豪,但仍感蹊跷:我得回到一座特定的房子里才能让记忆逆流而上,必须赶在中午之前的那一段时间,还必须有阳光。那是我的老家,打开门,一道阳光穿过没拉严实的窗帘缝隙照射到地板上。无数颗细小的灰尘粒子在那条耀眼的光柱中上下飞舞,这景象令我想起过去,就像泡在普鲁斯特茶杯里慢慢变软的饼干:同样的一条光柱(通常是冬天,只有冬天的阳光下才会有飞舞的灰尘),宽窄角度都一模一样,往事重现了,我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不同岁月,仿佛另一个时空隧道;几十年不变的灰尘粒子,上亿颗微小物质,封闭在这间屋子里,一有阳光射入,它们就活跃起来,我的记忆力也随之苏醒,时光倒流……六岁那年,也是冬天,我装病不去幼儿园(幼儿园在六号,我家住八号)。那里非常冷,简陋,一排小毛巾,一排小布鞋,一排小搪瓷茶杯,墙壁上八个用红色腊光纸剪成的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窗玻璃哈气成霜,保育员依然强迫我们天天脱了外衣睡午觉。我不愿去那儿,为装病装得逼真,我干脆赖床不起,缩在被窝里挖鼻孔。快中午了,一束阳光照进房间,慢慢移到我的被子上。光束苍白浑浊,如同电影院上空的那道白光,那么多的灰尘上下旋转。我伸手挥赶它们,它们就在指缝间加快旋转。隔壁幼儿园合唱准时开始了,走调的风琴伴奏像伤风的鼻子咿咿呜呜,祖母在厨房里咳嗽,她蒸鸡蛋给我吃呢。啊啊,这一切如幽灵浮现,仅仅源于一道冬天的阳光,甚至只须想象这道阳光。“淮海”(从小我们都习惯这么简称),可能是我去过的第一个电影院,母亲坐我旁边,她朝我嘴里塞了一棵香草橄榄。灯暗了,一道光束从二楼墙中央一个小方孔射到银幕上,多像国庆节夜晚天空划过的探照灯啊。雨衣和雪花膏广告,“静”,音乐起,先是一部纪录片,访问非洲和消灭白蚁,欢呼,歌舞,旁白,字幕,我把吃剩的橄榄核踢到前排座位底下……四十多年后,我在萨特的《文字生涯》中读到类似的经验,一九一二年萨特七岁(电影诞生刚刚十二年),影院地板上尽是烟头和唾沫,混迹于杂七杂八的下层阶级人群中,他很自在,无须剧院的繁文缛节。萨特记得一部电影的最后,是一块淡紫色的字牌,“上集完”……差不多意思,我看到的是“剧终”两个字,香草橄榄吃光了,头顶上的那道白光嘎然消失,“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萨特写道。很普通的一句话,日常回忆嘛,不必刻意表现存在主义特色,既晦涩又累赘。持任何哲学立场的人,平时都会说“一切都如何如何”之类的大白话,通俗易懂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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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的小朋友

一九九四年初夏,我,孙良,叶千荣,还有叶千荣从东京带来的电视台摄像师,几个人站在鲁班路斜土路拐角一大片瓦砾上面,“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感慨上海这个迟暮美人韶华不再,对它的大兴土木忧心忡忡。那会儿我们太悲观,缺乏展望能力,几乎对所有被拆的老房子皆怀妇人之仁。大太阳底下,在上海中心城区仰面抬头,能够看到如此广袤的天空殊为不易,除非你爬上屋顶。很快,忘了是谁,指指东面瓦砾尽头,说你们看有一座教堂。果然,远远的,小巧玲珑,哥特式尖顶直刺天空,孤零零屹立于废墟一隅。我假冒内行对叶千荣说,这种规模的小教堂上海“应该”有许多(猜测而已),它们几十年来被拥挤的民居包围,假如不是为了修建成都路高架桥,它大概仍然要延续“遮蔽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命运。渡尽劫波香火不再,相逢一笑已成白头,六十年风水来回转恰似那一江浑水向东流,天不转地转地不转人转老话乃颠扑不破的硬道理。次日上午八点,在老锦江食街和叶千荣共进早餐,他介绍我认识西装笔挺的筑紫哲也,日本一家电视台的时政专栏节目主播,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在凤凰台看到的阮次山何亮亮一类的人物。叶千荣做翻译,三个人在餐桌边讨论城市改建。筑紫哲也表情严肃,可能他习惯表情严肃(他是时政主播嘛),弄得我好像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气氛凝重。一个月前,叶千荣从日本千叶(巧合吧)打来电话,说要回来做一个节目,“话剧?”我问。“我不演戏啦,改行在大学当老师了,”哦哦,只有我是守在树下等兔子的懒鬼。“拍一部关于今天上海的电视纪录片,我要采访你,”叶千荣说……鱼片粥和萝卜丝饼端了上来,筑紫哲也“哈咿哈咿”客气着只顾说话,他谈到在日本的一些城市,街道建造得像迷宫,那是幕府时代出于军事上御敌的考虑,才弄成那样的。我说深圳的街道也造得曲里拐弯,起因不同,房子的主人在选址奠基前听取了风水先生的忠告,房子和房子之间拉不成直线,歪七歪八,规划局一点办法都没有。筑紫哲也哈哈笑道:日本人也信风水。叶千荣口译完这一句,面露惊讶,嘀嘀咕咕问了筑紫哲也好一会儿,疑似涉及周易之类……几天后,叶千荣请我和孙良吃法国菜,新锦江顶层旋转餐厅。叶千荣琢磨菜单的时候,我眺望窗外,远处高楼的霓虹灯慢慢朝左边移动,大玻璃返照出的灯火像是夜空繁星闪烁。宽敞的餐厅里顾客就我们仨,十几个服务员像卫兵那样以同样间隔伫立两侧,排场过于庄重了吧。点完菜,点酒,擦得锃亮的盘子刀叉摆了一桌子,还有酒杯,大大小小,辉映出餐厅射灯的斑斓光点……那天我们吃了什么?好像有神户牛肉,洋葱汤,最后冰激凌,咖啡,我光在意酒杯餐具了。还有一个细节:服务员起出葡萄酒软木塞,叶千荣用两个手指接过来拿到鼻子前嗅嗅,一边把酒瓶标签读了读,法文?孙良对我笑笑,不知道他脑子里在转啥念头,那天有烤龙虾吗,不记得了……只记得叶千荣谈兴甚浓,主题,上海之行,总结印象吧,“上海萎缩了,”叶千荣字正腔圆,“它只有小公鸡,没有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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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凌晨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飞向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在我的无所期盼中这是唯一值得期盼的。一场发生在电视屏幕上的战争,前所未有的战争。屏幕上的导弹像流星雨在夜空划过,五彩缤纷。把播音员声音关掉,那感觉和节日放焰火差不太多。一部与存在同步的电影,经过剪辑,空中拍摄加卫星照片,反而让人觉得不真实。我喜欢上了鲍威尔和施瓦茨科普夫:儒雅矫健的鲍威尔,一身沙漠迷彩服的施瓦茨科普夫。萨达姆让我恶心,他色厉内荏,是一个绑架自己国家人民敲诈邻居的匪徒。也有不少人夸奖他,说他牛,敢与美国佬干,科威特是孬种,老美跟屁虫。你看,我前面说过我不关心大事件,你们都认为海湾战争是当然的世界大事。不错,尽管战争爆发的时间我记得清清楚楚,可它依旧是一件小事,在我的生活里就是如此。我的回忆录里完全可以不提它,现在就删掉怎样?那段时间我很兴奋,每天早晚都要看电视新闻,尽管屏幕里的流星雨模模糊糊,它仍然为我的平庸生活增添了一点亮色。一座暴露在轰炸机和侦察卫星眼皮底下的城市,一座防空警报不断呼啸的城市,巴格达,我怎么都不能把它同神奇的《一千零一夜》联系起来。一个月以后(联军的轰炸还在持续,据说地面战马上要打响了),二月十四日除夕(正好碰上西方人的圣瓦伦丁节),傍晚我坐二十六路电车去南市姐夫家吃年夜饭,杨家栅路,那条窄街紧挨着豫园,天还没完全黑,四处就响起零零星星的爆竹声。风干鳗鱼很好吃,沙锅冬笋蛋饺和红烧肉素鸡是姐姐的拿手。我们边看电视边喝酒,想想不幸的伊拉克人民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觉得自己还真算走运。多安逸的日子!多荒诞的对比!渐渐的,电视的声音完全被外面的鞭炮焰火的爆炸声盖没……我坐车回家,整条淮海路火光冲天,满街爆竹烟火的残屑(不是瓦砾)和兴奋异常的笑脸(不是悲恸),空气里呛鼻的硝烟味,沸腾了的群体欲望,人们喝采奔跑,大嚷大叫,鞭炮爆炸替代了汹汹民意,激情与麻木的合奏,酒足饭饱的人们和他们敬拜的财神爷,恭喜发财是唯一的问候语。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巴格达,那边应该是白天吧。我不是个和平主义者,虽然我没有丝毫兴趣去表达这一切,特别是当我不能对自己国家事务发言时,奢谈国际问题就纯属扯淡。加缪说,“要把信条用在大事上,小事只要有怜悯心就够了。天晓得,人们为自己制定格言是为了填补自己天性的漏洞。在我身上,我所说的怜悯,最好称之为麻木不仁。”这话用在我这里刚合适,我没大事,何必有信条……看见了吗,眼前,多么像一场模拟防空演习,一座暴露在轰炸机眼皮底下的不设防的城市,一座被火光照亮的城市……一辆消防车呼啸着由远而近,途经重庆路,一栋老房子二楼临街的窗户里正熊熊燃烧,我挤进人群凑热闹,围观者中有人告诉我:这房子的主人不在家,不知谁把一种类似信号弹的焰火射进了忘记关窗的房间,瞧,他们来了。

二○○七年一月十日上午

(本文图片均选自《上海人1990-2000》,陆元敏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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