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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菲:“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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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像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傅雷与一份报纸的因缘

---作者:芳菲

傅雷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曾被迫写出一份交代材料,这就是后来收入《傅雷全集》中的《傅雷自述》。全篇分为“略传”、“经济情况与健康情况”、“写作生活”、“社会活动”与“其他活动”五节(另有三节不刊)。在“写作生活”一段中,专门提到“抗战后为《文汇报》写过一篇星期评论,为笔会写过美术批评”。这里的“星期评论”,指发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文汇报》上的时评《历史与现实》;而“美术批评”,其实只有《没有灾情的灾情画》一篇,评论当时在上海南京等地展出的司徒乔灾情画画展。前一篇在全集、文集多有收录。后一篇则不大被人提及,在此多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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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傅雷自述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创刊不久的《文汇报》“笔会”副刊刊发了一个关于司徒乔灾情画展的专版,文章作者有柯灵,唐弢,傅雷,及一组类似观众留言的短文。之前“笔会”还发过一篇张西曼的文章。都是为这个画展叫好捧场的。只有傅雷的文章,刊登在同一个版面上,却给人当头一棒的感觉。

司徒乔是谁呢?画家,有“最早以画笔来反映劳苦群众现实生活的画家”之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爆发后,他曾到武汉在鲍罗廷办公室里当过文艺干部,画过许多鼓舞革命意志的宣传画。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成立小乔画室。

一九四六年,司徒乔花了几个月时间到粤、湘、桂、鄂等五省区,对战后政治腐败、国民经济全面崩溃、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中的人民生活现状,用绘画作了纪录。展览轰动一时。认为画中“充满了民间的疾苦”,是珂勒惠支、戈雅等艺术家精神在中国的体现,让大众正视到“牺牲在战祸与灾荒下的我们自己的同胞”。

而傅雷的文章却怎么劈头说来呢?

“……我们凡人,总不能因为一组毫无表情的脸庞上写着灾民二字,便承认他们是灾民。正如下关的打手,我们不承认是‘苏北难民’一样。悲天悯人的宗教家,不能单凭慈悲而成为艺术家。纵使司徒先生的同情心大得无边,凭他那双手也是与描绘‘寸寸山河,寸寸血泪’(司徒先生语)风马牛不相及。”

“抛开灾情不谈,就算是普通的绘画罢,素描没有根底,色彩无法驾驭,没有构图,全无肖像画的技巧,不知运用光暗的对比;这样,绘画还剩些什么?”

一个倔强清高,决不因立场正确就放弃艺术标准、几乎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跃然字里行间。其中,当然也有郑振铎先生评价为他将一生为之受累的“赤子之心”:

“幼稚似乎便是进步的同义词。现实的苦恼,消尽了我们的幽默感。既非标语,亦非口号,既非散文,亦非打油诗,偏有人说它是诗。支离破灭,残章断句,Orchestration的基本条件都未具备,偏有人承认是什么Concertoo——在这种情形之下,司徒乔先生的大作也就被认为灾情书而一致加以颂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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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载有傅雷评司徒乔 “灾情画”文章的《文汇报》

文中言动于中的急迫,直面扑来。他说知道叫好的是为了人情,“吓!又是人情!……为何要让这种风气进入文艺界呢” ?除了让人感到作者持论之高,还深刻感到他持论之较真、之天真。但谁又能否认,阅读这样的文章同时也会有一种历史的天窗忽然被打开的透亮感呢?该文引起轩然大波。蒋天佐文章里就不客气地出现了“傅雷(允许我一概免了先生二字)”的字样。四十年后,唐弢在回忆笔会创刊之初的文章《息壤忆旧》中,还写到这一件事。他说:“司徒乔画展的争论……事情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作为编者有点陷于被动,不大能够从容应付了。”他说自己虽然也喜欢司徒乔的其他画甚过“灾情画”,但是当时却必须肯定它,因为“这是当人民命运受到历史浪潮挑战的时候,一个编辑对自己良心无法抗拒的服从”。

唐弢谈到良心。而傅雷的文章中显然也有良心,也有一种无法抗拒的服从。

傅雷在“自述”里,有意无意地漏掉了另外两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重要文章,一篇是《上海杂志界的恶性膨胀》(一九四六年元旦),一篇是《所谓反美亲苏》。如果说对前一篇还有可能是无意的疏漏,而对后一篇的回避,则肯定是掺杂着有口难言的苦味了。

一九四七年初,傅雷读到斯诺(当时译作史诺)在美国《星期六邮报》上所写的三篇关于访苏见闻的文章(一、为什么我们不了解俄国,二、俄国人怎样看法,三、史太林需要和平),“引起感想甚多”。他为斯诺的这一系列文章结集翻译出版的《美苏关系检讨》写了一篇译序。这就是分上下刊登在《文汇报》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两天的长文《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这篇文章,不仅引起进步人士相当长时间的批评,而且直接导致傅雷在一九四八年顶掉上海的房子,卖了南汇乡下的地,携妇将雏,离开上海,到昆明去了。

在这篇文章中,傅雷说了些什么呢?

概括起来,傅雷是希望大家看到苏联也是有国家利益、国家主义的,并不是理想主义眼中单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史诺揭示苏联的二重人格,阐释现实主义政治的原则,狡兔三窟式的苏联外交,用历史与事实,证明国家主义在苏联外交政策中不但存在,而且居于第一” 。

他说:“美国人的错误,在于只看见自己的利益——恐怕俄国人也难免吧?——中国人的错误在于不看见自己的利益,或者只知道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的利益。”

“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犯了很多很大的错误,不但有目共睹,而且大家已经交相指摘。但是苏俄对我们的行为也不见得全部友好,完全平等。红军在东三省搬走日本人的工厂,进步的刊物噤若寒蝉,不赞一词。《中苏条约》公布,国内所有的报纸,不分派别,一律颂扬。这些现象怎么解释呢?难道我们的独立的人格还没建立?难道我们不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想?”

 傅雷的意见是针对什么发的呢?是针对——“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能有两种人: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美,必近乎反动,甚至就是国民党的尾巴。正如国民党右派认为亲苏的必反美,必近乎异党奸匪,或竟是共产党的尾巴。他们都不能想象另一种人,抱住了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他们的国家的利益就反对。在这样的左右夹攻之下,真正的舆论就难以建立,而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日子也愈加渺不可期了”。

扯句题外话,想一想这是国民党政府治下的上海,会对这篇文章中的诸多措辞生出感慨。不管用什么口气,那时的文人已经公开、自然地将“反动”与“国民党”联系在一起,可见舆论已经对当局是多么不利。

文章发表后,批评的声音相当激烈,认为他“亲帝反苏”,“对于苏联用心指摘,对于美国则事事曲谅”(周建人),以致傅雷不得不写文章回应,这就是七月发表在储安平编辑的《观察》杂志上的《所谓反美亲苏》:

近代思想界自以为摆脱了宗教,却另创了一个新宗教。其迷人处与可怕处正与一切宗教无异。与任何虔诚的教徒辩宇宙问题人生问题都是白费,对他们都是大不敬。可是受任何教徒诅咒亦未必真入地狱。当此大局日趋恶化,国共两党作殊死战之际,个人被戴帽子,不论为赤为白,都是意料中事。敢于道破真相,call a spade a spade的人,一向是国民公敌。

傅雷这篇回应的口气,与他在面对司徒乔画展时说“谈不上持论过苛或标准太高的问题”是一样的,坚持、执拗,也迂憨、透明,活脱脱他自己所说call a spade a spade的人。

他说,如果他是亲美的人,为什么要介绍亲苏的斯诺的文章?为什么要介绍在美国右派杂志的编辑会上也引起激烈争辩的文章?在他眼里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逻辑,可是别人就是看不见。他见不得国人的幼稚态度,可是到头来,在别人眼里,幼稚的却是他。这到底是怎么吊诡的一件事呢?这篇文章结束的一段话,读起来像是谶语,让人惊心。

内战决不会永久打下去,现状迟早要改变。比破坏更重要更艰苦的事业还在后面,以周先生这种作风对付未来的局面,中国是付不起代价的。左派也罢,右派也罢,死抱住正统也罢,死抱住主义与教条也罢,不容忍决不会带来和平,天下苍生也不见得会沾光。一个民族到了思想统一,异端邪说诛尽灭绝的时候,即是它的文化枯萎以死的时候,或者是把人当作物,叫他到世界能够去闯大祸的时候。

傅雷与《文汇报》,是作者与媒体之间开诚布公、热情赤诚关系的极端典型。那两年,抗战结束,傅雷也结束蜗居生活(“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那时,他已完成《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高老头》等重要作品的翻译出版,对天下事有了发言的热心。他和周煦良合办《新语》杂志,在上面化名写了不少议论性杂文。但现在看来,傅雷在“自留地”里的文章,倒不如在《文汇报》上发的作品有派头、声自远。我还记得在翻阅文汇旧报纸时看到傅雷名字时总是会出现的惊喜,那个书斋中的翻译家,梗直潇洒来到报纸,直议时事,一腔子热血,毫不昏乱的才智,别开生面!

傅雷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埋头书斋。他没有加入任何单位,靠稿费吃饭。直到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提出,在各社会组织(政协、作协等)的热情动员下,傅雷渐渐参与到一些社会活动中。这年十月,已经改为《教师报》的《文汇报》也在同样的氛围中受命复刊。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曾说,在他办报三十年中,有两个黄金时期,一个是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到翌年被封,二是一九五六年第三次复刊到反右风暴的这一段时间。他说:“这两个时期都是我全神贯注的时期。”怎么表现出全神贯注呢?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动员了各种社会关系,齐心协力来办《文汇报》。一九五六年《文汇报》复刊时,作为一个创举,在北京和上海邀请各方文化界杰出人士,担任“社外编委”。傅雷就是上海十四个编委之一。社外编委的任务没有明文规定,主要是要求关心整张报纸,为报纸出主意、出选题,还有,就是为《文汇报》多写文章。上海另一个编委、出版局副局长罗竹风后来在回忆文章《社外编委:<文汇报>的创举》中就说到:“写得多,或影响大的,首推傅雷。”傅雷的这次投入,一方面是鉴于和徐铸成及《文汇报》的旧交,另一方面,当然是形势中出现了打动这个天真汉的友善因素。

这一时期,傅雷第二次醒目地出现在《文汇报》上。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八日、十九日和二十一日,《文汇报》第二版上,分三天刊出了傅雷的长文《与傅聪谈音乐》。这即是八十年代出版的《傅雷家书》。那带着“地下写作”性质的“傅雷家书”,其实一开始曾经是被公开发表的阳光照耀过的。久违的严谨、高质量的艺术批评,重新出现在《文汇报》上,引起读者热烈的反响。与此同时,傅雷直议时事的杂文也出现了。图4:《文汇报》刊出的傅雷长文《与傅聪谈音乐》

可以说与徐铸成的两个黄金时期相呼应,傅雷与《文汇报》的关系也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期。

十一月二十一日“笔会”发表傅雷的《自报公议及其他》,副题“艺术界二三事之一”。他批评在艺术界评奖过程中不恰当的群众路线和平均主义——

“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只要集思广益,普通群众也能有非常的智慧: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不过我想,这也限于他们内行的、或至少是熟悉的、在他们常识范围以内的事吧?”他认为用自报加公议这种评奖方式来衡量艺术家的创造,是不合适的。“做领导的误用民主。不但好意落空,白忙一场,还使群情惶惑,把他们对民主的观念都搅迷糊了。另一方面,群众闭着眼睛服从组织,或是畏首畏尾,因计较个人得失而保持缄默,在我们这个新社会中也不是一个好现象。”

次日,傅雷又发表了“艺术界二三事之二”《艺术创造性与劳动态度》。仍然是对艺术评奖过程中的一些生硬标准提意见。反对对一件艺术作品用艺术创造和劳动态度来分别打分,画面的繁简怎么能等同于劳动态度?

新中国建立后,在不少学术单位出现了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让许多人感到苦恼。傅雷的这两篇文章,应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的。而在双百方针提出的一九五六年,显然傅雷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心不同寻常地热了起来。

次年三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党外人士受党中央特别邀请,进京赴会。徐铸成和傅雷都在邀请之列。他们聆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听到录音中毛的话音,“国内形势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共中央决定早日开始整风,希望党外朋友帮助,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听到谈话中别人的插话、笑声,整个录音中的幽默、自信、坦率、大方,这批文化人被深深打动了。傅雷在当日给傅聪的信中,谈到他感到社会主义的可爱,感到毛泽东的“天下无双”:“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他和徐铸成还在听录音后的第二天相约到中山公园聊天,“觉得双百方针实在正确,党真英明”。可以说,一批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在那一时期达到最高峰。

但才不到半年,一九五七年七月六日,我们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傅雷容颜大改的《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这是傅雷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这菲薄泛黄的纸张上,我们仿佛看到他在动乱年代中慌乱离去的一个仓皇背影。

当年六月,反右风暴匝地而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文汇报》首当其冲,报社主要成员及一些重要作者先后成为点名右派。人心中刹那密布的惊惶,现在的人可能已难以体会。傅雷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来的,他想划清自己和右派分子的界限——“在《文汇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与被右派分子利用经过的时候,我觉得作为社外编委之一,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文中主要谈和徐铸成的关系,“从解放起到去年八月为止,五年半中间,徐只在一九五〇年与我见过两次面;直到《文汇报》复刊前才又来看过我二次,复刊后又看过我二三次” 。谈到在中山公园中的那次谈话,谈到他对《文汇报》曾提出过意见,而徐始终唯唯诺诺。

“回想过去在北京和他说的话,我还以为他不过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把他当朋友而只从那方面作了暗示;我真是太天真了,太麻痹了。像我这样从旧社会来的人,没有受过革命锻炼,耳不聪,目不明,只凭直觉判断人是很危险的……总之,从我与《文汇报》的关系来说,我深切感到个人思想觉悟不高,难免有时流露出错误的言论,被右派分子引为思想上同道而不自知。”

傅雷的努力,没有让他免于陷于时代泥坑的命运。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第三版发表“右派分子”徐铸成的万言“交代书”《我的反党罪行》。徐在高压下自污,状若抉心自食。其中有专门小节“和傅雷密商许多问题”,谈到和傅雷的关系——“我的思想右倾,很多方面就是受傅雷的影响”。傅雷从当年十月起,就开始被上海作协批判,当初“亲帝反苏”的事件被重新提出。在长达六个月的批判后,傅雷“终于承认了自己右派的真面目”。

经历过这场风波,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夫妇双双自尽,傅雷再也没有在《文汇报》上写过文章了。除了一九六〇年为《搅水女人》出版写的“译者序”,他也再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文章。

二十多年后,年届八十的徐铸成写下回忆录《阳谋亲历记》(又名《亲历一九五七》)。在记录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这段时间《文汇报》的特殊经历时,他不能自已地冒出一段关于老友傅雷的“插话”。从解放前的那篇谈美苏问题的译者序说起,说傅是征得他的同意后再写作发表的,“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他在一九四八年左右即迁居昆明”;再谈到解放后傅雷从闭门译书到双百方针、文汇复刊过程中他登门造访后傅的真诚参与。他感慨道:“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不是人云亦云,必待真正亲眼看到真、善、美,才服从真理,投身于这个事业。傅雷先生就是一位杰出的典型人物。谁知后来竟也中了‘阳谋’,陷于罗网,到‘史无前例’这一幕开始,竟被残酷迫害,并与夫人双双被迫自尽,我深感‘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终生负疚!”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二十年过去了,徐铸成心里没有过这个坎。

傅雷的命运与《文汇报》之间,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不祥的联系。每次傅雷在《文汇报》出现,都会带来异样感觉。因为这名字总伴随着一种罕见的透明、透彻而来,一种切割当下迷茫、狂热的锋利而来,一种肝胆相照的激烈的精神气质而来;而这种光亮中,又闪烁着一种难以说清的危险因素。他似乎懂一切理想的关系,就是不懂现实的关系;他总是对的,但他又总是错的!

当他在一九六六年了断自己的时候,他似乎也是在和命运做一个通盘的了断,他不再忍受命运的播弄,他不再忍受慌乱,他把生命从不能把握的现实中赎了回来,镇静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今年是《文汇报》“笔会”副刊六十周年庆,也是傅雷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双方各自举行纪念活动,似乎忘了这两者曾有过的血肉牵连。徐铸成和傅雷,这一对同龄的伙伴,他们其实曾彼此影响与鼓励,都想在党派之间找到一条让中国富强的路,建立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舆论。这种寻找,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到如今,谁还会默默追悼他们之间深重的知己感,他们之间深重并曾陷于不堪的恩怨情?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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