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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国:父亲的书

父亲写《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其实是由来已久了。他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由《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先生讲授的,这对他以后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对我说:“当时我就想,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我以后要写一部《地租论》。” 那时他才20几岁,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大想法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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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胡如雷著,

三联书店1979年版

mag_booktown1.gif---作者:胡宝国

如果父亲还活着,今年正好八十岁了。他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是197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距离现在已经有近三十年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儿子、同行,似乎应该写点什么,但我实际上是有些为难的,一方面,我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对他所从事的经济史研究纯粹是个门外汉,没有什么资格说话。另一方面,儿子评价老子总是比较困难的,不论是说好,还是说不好,都不妥。我想,学术上的分析、评价还是留待他人来作吧。适合我说的,或许只是围绕着他的书、他本人所发生的那些边边角角的事情。

人有了一个念头以后,就会不知不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走。父亲写《形态研究》其实是由来已久了。他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由《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先生讲授的。据他说,王亚南先生的课讲得非常好。这对他以后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对我说:“当时我就想,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我以后要写一部《地租论》。” 那时他才20几岁,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大想法的年龄。后来他虽然以研究隋唐史为主,但这本《形态研究》的问世也绝不是偶然的,应该说,此书就是他心中一直酝酿着的那本“《地租论》”。

1962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以后《形态研究》一书的前奏。文章发表后,王亚南先生来京开会,特意约他到北京饭店谈话,鼓励他在这方面继续工作。1978年,因为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他在序言里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只是泛泛地说:“很多师友不断对我进行鼓励”。以后的多年里,他总是为此感到遗憾,多次对我说,如果以后再版的话,一定要专门讲讲王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很可惜,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此书重印过,但从未再版。有趣的是,他虽然在书中没有提到王亚南先生的名字,但日本学者却发现了这一点,菊池英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不论在书名上还是在手法上,这本书都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继承王亚南先生的工作,追溯前近代史的著作。”父亲看后很高兴。

《形态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的其他论著也基本上是如此。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赵守俨先生问我:“你父亲是党员吗?”我说:“不是”。父亲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起初只是局限在学术方面,当然,最终还是影响到了他人生道路的选择。他是阎锡山的外甥。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前,阎锡山找他谈话,想送他去英国留学,但他不愿意去,他对阎说:“我读过共产党的不少书,觉得挺好的。”阎说:“你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先甜后苦。”阎最终还是未能说服他。

上个世纪早期,我的祖父留学日本,学的是纺织。他死的早,对父亲没有影响。我有时想,如果祖父一直活着,受家庭环境影响,父亲或许不会对文科的书籍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如果是这样,他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样子。我是学历史的,当然知道假设一段历史没有什么意义,但“假设”毕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闲下来的时候,就不免会有些“假设”的念头产生。

1949年,父亲不过20来岁,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属于他的,以及他可以继承的房子居然有好几百间,其中一些还是带花园的高级宅院。这些房产他都没有要,他认为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以后用不着钱了。他只为自己买了一支价格不菲的派克笔。就这样,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穷人,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说:“你妈真可怜啊,嫁了个有钱人,穷了一辈子。”

在清华读书时,他学习很好,老师们想让他留校,或者保送他去读研究生,但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所以1952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河北。河北省又把他分配到了邢台师范学校。连生气带着急,2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即使如此,他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给周一良先生的信中,表达了继续研究的愿望。周先生回信说,收到来信“有如空谷足音,倍感亲切”。周先生还为他开了详细的书单。按照这个书单,他买了自己的第一批书,以后孙毓棠先生又送了他一批书。这样终于有了研究的可能。在类似于中学的师范学校当教员是比较苦的,他年轻,上课任务繁重,常常只能是利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看两页书,晚上回到家,再点着煤油灯继续读,那时他住的地方还没有电。

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很久,肃反时,他被关了半年。当局说他是阎锡山留下的特务。他一再辩解说,阎锡山不可能留下自己的外甥当特务。不知道是因为辩解发生了作用,还是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最终被放了出来。

因为连续在《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他终于被调进了一所大学——河北师范学院。有了肃反的经历,所以在“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时,他一言未发,由此意外地没有当上右派。本来按他好说话、好议论的的性格,反右是绝对躲不过去的。后来我发现,1949年以后,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常常会有出色表现。文革后期“评法批儒”时,有杂志约他写一篇署名文章。他谢绝了,还写信告诉人家他的几个“不写”,如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不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不写,不符合自己意愿的文章不写,等等。因为不写,所以失去了一次走红的机会,也因为不写,所以文革结束后,他没有任何问题,活得欢天喜地。

在《形态研究》的序言中,他写道:“本书初稿完成于1964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书稿曾一度失落,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找了回来。可是那时林彪和‘四人帮’正在横行,显然没有出版的可能。从1974年开始,我每晚利用业余时间在书斋里进行修改,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确,如果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恢复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部稿子是出版不了的。”他说得含混,没有说清楚书稿是怎么失落的,也没有说清楚后来怎么又找了回来。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前,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这本书了,文革爆发后,一切都被搁置了,书稿被退了回来。当时学校已经大乱,他作为“牛鬼蛇神”也已经被抓了起来,所以自然收不到书稿。几年以后,一个曾经造过反、后又被打倒的学生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发现了这部书稿,这才找了回来。这个学生多亏以前看惯了父亲写的各种交待材料,所以对他的笔迹相当熟悉,一看到书稿就立刻辨认了出来。

98年父亲去世后,关于这部书稿我又知道了一些事情。一位河北师院的老师从人事处复印了一份1961年6月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河北师院人事处的来信。信中说:“贵系教师胡如雷撰有‘中国封建制形态简编’一稿,尚有一定见解,但亦并不成熟,我社本拟争取出版,以供学术界的讨论参考,校样也已排出,后接贵处来信,告以胡的政治情况,我们决定不予出书,当即列举书稿的缺点,将稿件退还给胡。”这说明在《形态研究》之前,甚至在《历史研究》62年发表的文章之前,他曾经写过一本类似的书。这件事,我居然完全不知道。我想,当时出书大概都是要政审的,所以上海人民出版社才会与河北师院人事处联系。父亲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也没有当上右派,为何“政治情况”不合格?我想这大概还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吧。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信中还抄有父亲给他们的信。从信中看,这本书最晚是1959年冬天完成的。书没有能出版其实是因祸得福了,他52年才大学毕业,59年就写出了书,质量肯定好不了。

79年刚刚拨乱反正,没有多少人可以立刻拿出著作来出版,所以这本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很轰动,第一次就印了5万册,不久又加印了一次。以后,台湾还出了盗印的。80年代初,日本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动向》。该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介绍《形态研究》,作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菊池英夫先生。周一良先生看到此书后,立刻告诉了我。言谈话语间,能够感觉到周先生很是高兴。当老师的,看到学生有了成绩,自然是高兴。

为了写《形态研究》,他花费了很多年心血,读了不少书,史料不说,单是《资本论》就认真读了三遍。但是,这本书既然是要谈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就不可避免地要拿中国史与外国史广泛对比。进行这种研究,作者必须对外国史有非常深入的理解、研究,而他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这本书是通贯性的,涉及到从战国到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他虽然在大学教过很多遍中国通史,但毕竟不具备像钱穆等老一辈学者那样广博的通史知识,所以,这本书到底说对了多少?到底有多高的价值?老实说,我是始终心存疑虑的。但不管怎样,对他来说,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毕竟是一次快乐的旅程。抛开一切庄严的、宏大的理由不谈,对研究者个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呢?

《形态研究》出版的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尽管当时很风光,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一直到老,他对自己始终还是有一个清醒认识的。去年春天,在一个纪念唐长孺先生和父亲的会议上,播放了他在70岁生日祝寿会上的讲话录像。他说:“我经学、小学、外语都不行。外语学过三种,没有一种能通的。”他还说:“我的成绩只能做到这样,再大了也不可能了。”说这话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两年了,当时他因多次脑梗,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老年痴呆的征候,没想到还能讲出这样清醒的话。这好像又印证了我前面说的:“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常常会有出色表现”。

父亲去世后,我和哥哥、姐姐继承了他的藏书。线装书基本都归我了。过了几年,我把这些书都卖了。按说我们是同行,不论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纪念,这些书我都应该留下来,但我觉得没必要了,那些线装的二十四史我基本不会看,有标点本的,何必看线装的呢?我又不搞校勘。我知道,这种态度必定会受到严肃学人的批评,所以不大敢对人说。父亲的好几箱卡片我也全扔掉了,因为我不信卡片,总觉得要真想把文章写好,材料必须在脑子里活起来才行,如果拿起卡片才想起来,放下卡片就忘了,这种状态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更何况那还是别人的卡片,我要它干什么?没用的就卖掉,没用的就扔掉,我这种态度并非不孝。父亲晚年常常对我说:“看到你发表一篇文章,比我自己出版一本书还高兴。”所以我想,自己把文章写好了,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再往深一层说,其实纪念不纪念又怎么样呢?死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什么都不能感知了,所谓“纪念”,说到底不过是活人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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