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书城》 》第二十一期 2008年2月号
分类:

文敏:藉着你的燃烧,我们看见光——钱理群先生访谈录

q1.JPG

 

图1:钱理群教授

 

藉着你的燃烧,我们看见光

 ——钱理群先生访谈录

作者:文敏

二○○二年八月,钱理群先生退休了,北大开始成了他记忆中的北大。离开大学课堂,他发愿有三:回归家中,从事新的研究和著述,同时尽享家庭之乐;回归他的第二故乡贵州,关注边远地区和社会低层,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回归母校,到中学去,继续关注并参与教育改革。如今整整五年过去了,他生命中的三个关键词——学术研究、国民教育和自我的心灵探寻——愈发醒豁、耀目,在我们面前导入一种更为阔大的境界。

记得他刚退休时,我曾报道过他去中学讲授鲁迅的消息。他说终于退休了,可以真正无拘无束地思考、写作和发言了,可以“胡说八道,胡思乱想”了,多好啊!电话里,他的声音根本不像老人,活像一个欢呼雀跃的孩童。其实,他退休以后丝毫不曾荒怠自己的生命,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更在加紧做事。五年来,他先后出版了《鲁迅作品十五讲》、《追寻生存之根》、《生命的沉湖》、《鲁迅九讲》、《钱理群讲学录》、《我的精神自传》、《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等多部著作,除此还跟其他学者一起编撰了《新语文读本》(修订本)、《贵州读本》、《大学文学》等读物。他去贵州去西部,关注西部农村教育和地方文化重建,关注和参与青年志愿者活动,寄希望于脚踏实地的乡村本土建设……

也许,在他退休后所有的活动中,最重要的还是那种潜心自问的精神生活,那种鲁迅式的自审和自我批判的思考和写作。从新近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可以看出,他真是从内心里走过了千山万水,爬过了千道山梁万道坡,恁是山重水覆,千迴百转。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能够像他这样真正把自己拿出来“晒”的,那些决绝冷静而又温情天真的文字不独让人震撼,甚至更让人“害怕”。当然,最让人心灵颤栗的是书中那些追问与反思,诸如检讨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辨析理想与“做梦”的精神歧途,反省自己与体制的关系(“在”与“不在”的尴尬)……这些问题不但具有清晰的现实指向,而且往往显示出生命话语的终极意义。钱先生自己是把这本书视为“一部关于一九八○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从自我的心路历程中检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而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启示录式的著作,是一位思想者的自我燃烧——燃烧得那样地干脆,庶几向迷惘的世界投射出智慧和生命之光。

十一月二十日,我在上海见到他。这回他应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之邀来沪,是要在几所中学做讲演和与学生对话。此前十几天时间里他已辗转福州、东莞、苏州、常熟等地,连续讲了十一场,大概免不了还要应付一些媒体访谈,到上海时连嗓子都有些嘶哑。那天,上海的朋友们为他洗尘的聚会上,蔡翔教授打趣地称其此行为“南巡”,只见钱先生带着颇显疲惫的眼神呵呵地笑着,说自己倒是最想去伊拉克巡游。退休后他和夫人一起去过西藏,去过欧洲各地,去过埃及,计划明年要去阿拉斯加。话锋一转,又说起教育改革何以要从乡村从底层做起。知识分子谈论乡村建设和国民教育,也许永远纠结着一系列难以摆脱“启蒙主义迷误”的话题,但他脑子里一直揣着那个“大山里的小溪如何汇入历史大潮”的精神路线图。在犬儒主义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主流之时,他心里依然涌动着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

由于时间不凑巧,他在曹杨二中的讲座,在上海中学与学生对话,我都没有到场,只是听了他给上海部分中学教师所作的一场演讲。那天讲的题目是“我心目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他讲到教师应该具有的人格魅力,因为他们负有点燃学生的生命激情和描绘理想底色的使命。他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南师大附中读书时一位教数学的女老师,如何善用美感和想象去塑造孩子的心灵,凭着手里简单的几何模型,就像玩魔方似的,让孩子们的想象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说,教师在“燃烧”自己的同时,自己也当获得最大的快慰,让别人看见光,也照亮自己。

以前也曾聆听过他的演讲,坐在听众席上始终沉浸在那种激情澎湃的言述之中,他时而沙哑时而清亮的嗓音一直让人记忆犹新。其实,钱先生深知自己的演讲极富感染力,总是提醒年轻人不要惑于感染而失去自我思考的能力。同时他也在警戒自己,不能迷于自己的演说效果——警惕被听众牵着鼻子走,按照别人的期待去表述自己。对于思想、行为、言述方式,他都比别人想得多,于是他就比别人更多地蹈入矛盾的困境。比如,他一方面深知“青年崇拜”是启蒙主义的迷误之一,一方面却永远在拥抱青年。他说过,“我心里最软弱的一面,就是容易被青年人利用。我当然知道,青年人是多种多样的,有人会利用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与其被那些混蛋利用,不如被青年利用。……我对一切都绝望了,一切都看透了,唯一没有看透,更准确地说,唯一不敢看透的是年轻人,是孩子们。”听到这话总是让人心酸。他告诫自己“不要做梦”,但他心中那个“彼岸理想”,他那副“寄意寒星”的热血心肠,何尝不是在给自己造梦?他说过,不造梦又怎么办呢?

他答应给我一点时间好好聊聊,可是他在上海的日程已安排得满满的,那天我们只能趁晚饭后的间隙谈了两个钟头。望着这位已届望七之年的长者已疲态毕显,我真不忍心让他太劳累,虽然说到兴奋处他仍是手舞足蹈两眼放光。话题就从他新近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说起——

一生的债与一生的梦

采访人:作为一个命运坎坷的知识分子,一个时代的见证人,你的精神历程一定很丰富。可是,为什么现在出版这本回顾与总结人生道路的书?选择这个时候出这样一本书是否出于某个契机或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钱理群:六十多岁写传记似乎有点早,按照中国传统似乎应该到七十岁、八十岁以后。但是我又一想,万一死掉怎么办呢?(哈哈哈……他惊天动地大笑起来)其实,胡适四十岁就在写自传,所以我也不妨先来讲一点。这本自传里有些村料以前也在我别的书里用过,现在只是系统化一些,再补充一些细节。我曾经说过,我这辈子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还债”,一个是“圆梦”。我有什么债呢?简单说来,是三笔债:欠家庭的债,欠年轻人的债,欠自己的债。这三方面,我都有过很沉痛的经历和体验。

采访人:现代人如何面对负疚感、耻感或是罪感,往往是一个思辩性的伦理话题。在你这里,这种心理负担是不是首先缘于家庭背景?

钱理群:是要从我家里说起。我父亲是从政的农学专家,解放前曾主持国民政府农业部的常务工作,父亲和我的三哥都是国民党一边的。抗战时,三哥从沦陷区逃到重庆,那时他已是大学生,后来跟穆旦他们一样做了美军翻译,以后进入外交界。我另外一个哥哥和姐姐则是共产党一边。我们家庭有两次大分离。先是抗战,父亲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几个较大的哥哥姐姐留在上海外祖父和舅舅家,我生于重庆,当时哥姐还在上海沦陷区,我们没见过面。第二次是一九四九年前后。父亲把我们从南京带到上海,当时准备从上海逃到广州,再去台湾。结果到上海后我母亲不肯走,因为她兄弟姐妹一家人都在上海,我外祖父家的亲友也都在上海,跟共产党有联系。后来我父亲带着大哥和三哥去了台湾。我们这个家再也没有团圆过:生不团聚,死各一方。我曾经说过,在我们许多历史叙述中,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

只有历史伟人而无普通人,只有群体政治而无个体心灵世界。可是对我而言,这段历史是让心灵流血的历史。我更关注的是历史事件对个体及家族心灵世界的影响。也就是说,我所研究的二十世纪历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不是与我无关的客观历史,而是包含了我们家族的生命,我的个体生命体验在内的,那是和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里面有许多痛苦而必须正视的东西:我原来一直保留着父亲的照片,从北京到贵州时也带着那张照片。“文革”抄家被抄出,我被批为反动阶级的“肖子贤孙”,于是就把父亲的照片烧掉,当时竟毫无痛苦,但后来想起来非常可怕,这是我最恐惧的记忆:父亲的照片被儿子亲手烧掉。所以,当我作为一个学者重新面对这段历史时,我首先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我常常为“它会不会重演”这样的问题所缠绕,惊恐不安。这是我研究的一个内在动力,是我还不清的债。我如果解释不清楚,就无法去见地下的父兄。

采访人:人们都知道你非常关爱学生,关爱年轻人,你怎么会“欠年轻人的债”呢?

钱理群:这是我的第二笔债。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压在心上的坟》。“文革”中有一个女学生在我被打成反革命时,出于良知出来为我讲了几句公道话,就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钱理群辩护的现行反革命”,再加上她出身地主家庭,按当时的观点,就是天生有罪,压力之下,这个女孩就投湖自杀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个年轻人,竟然为我自杀!后来我离开了贵州,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年轻人交往,我总觉得有一具尸体横埋在我和青年之间,向我警示着历史重新发生。还有一些年轻生命的消逝也常横亘在我的心头,我要为我的牺牲了的学生说话,这是我作为老师不能推却的责任。我经常说自己是“幸存者”,就是要时时提醒:不要忘记自己的这个责任。我确实常在年轻人,特别是无辜消逝了的年轻生命面前有一种愧疚感,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梦魇,这构成了我九十年代以后的研究、写作与讲学的一个内在动力与心理背景。所以我的第一本著作《心灵的探寻》前面有一个献辞,就是“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记得鲁迅说过,他的写作有三个对象:第一个对象是那些孤独的改革者;第二个对象是正在做着好梦的青年;第三个对象就是敌人。我大概还没有像鲁迅那样“为敌人而写作”的意念,但确实是为做着好梦的青年而写作,因为我欠着他们的债。

采访人:想到鲁迅的说法,你不会说还欠着敌人的债吧?

钱理群:剩下的是欠自己的,我欠自己的债。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这是一种充满苦难和屈辱的记忆,最不堪回忆的还不在外在的压力,而在于自己内心的动摇、屈服乃至背叛,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惨不忍睹的记录,我一生太多了,特别是前半生。它像梦魇般压在我心上,像一座座坟……“文革”最大的罪恶,是把人性中的恶诱发出来,让其恶性膨胀,使人不成为人,由此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恶。我这么说,是有着非常深的隐痛的。王得后公开写文章承认,五七年“反右”时他迫于政治压力说过假话,他是第一个有勇气这样做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他。但作为一个学者,仅仅忏悔是不够的,必须对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历史的清理与理论的总结,即我经常说的,要“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总结“二十世纪的中国经验”,创造对中国问题具有解释力的中国批判理论。坦白地说,我这本《精神自传》,就是试图通过自我思想的清理,来作二十世纪(特别是后半世纪)历史的清理——我说过,这本身就具有“拒绝遗忘”的意义;但它最终的期待,是能为理论的提升与创造提供某种基础。所以我在《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的后记里说,这是我(或者我们这一代)留给后人的“遗言”——我深信,不管今天人们怎么淡漠,如何遗忘,后人总有一天是要重新来回顾、研究、总结这段历史的;我不希望那时候,他们会因我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失望,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的历史记忆,反思与反省留下来。尽管它可能是肤浅的,但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记忆与思考,自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

q2.jpg

图2:《我的精神自传》,钱理群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采访人:从你关注的话题来看,你是一个内心非常沉重的人,如果单看你的某些文章,也会以为你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我当然知道,其实你非常乐观开朗,听说你的学生最喜欢你的笑声,你说过,他们曾写信给你说“忘不了你的笑”。这是一种内心有大欢喜的境界,这是不是刻意修炼的结果?

钱理群:你这话有一个韩国学者也说过,他第一次见到我时说,我以前读你的著作来想象你,心里把你想象成一个瘦骨伶仃、愁眉不展、整天生活在痛苦中的人,不料你竟是一个像弥勒佛一般笑口常开的人。因为我跟眼下这些痛苦不堪的孩子们不一样,我有一个金色的童年,一个算不上金色也挺有色彩的少年阶段,我的中学时代(1950——1956)人民共和国正处在历史的上升阶段,也就是说,我是在“革命的青春年代”长大的。我永远不灭的青春激情大概就来自这样的时代——当然,它也有负面的影响,我在这本书里,有很多的反省,以至我还提出过“青春是可怕的”这样的命题,但它的正面的积极影响似也不可忽视。我没经历过如今这种高考的恶梦,高中毕业时,上大学的名额比报考的人还多。哈哈,哪里有什么修炼。我的回忆中学生活的文章题目就叫《曾有过自由做梦的年代》。我读中学时每个星期六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到划船,划到荷叶深处,躺在船上仰望天空,像白云漂浮一样,任凭自己的想象,编故事,编童话。就这样过着很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生活。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无拘无束地思考想象,可以说,一个自由写作者、思考者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我的学术研究就是我面对一个未知世界的“发现”,对它充满好奇和期待。这是一切创造性学习、研究和劳动的原动力。所以在我的感受里,学术研究是一种快乐的劳动。我看到许多人愁眉苦脸地做学问就觉得挺奇怪。当然,在研究中会有苦恼,但那是探索中的苦恼,是苦中有甜。其实,我在想,我的奋斗可能跟我个人的性格气质确有关系,我是天生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其实我个人在物质生活上不算受过穷,在贵州也没吃什么大苦,如果说吃苦那也全是自己招惹出来的。“文革”中我始终是自觉参与历史进程,没当过一天逍遥派,我在万人大会上被批斗过,扒过火车,当过逃亡者,枪林弹雨都经历过。但这样的经历,并没有使我消极颓废,反而加深了我内在的英雄主义气质,更加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历史变革运动中。

“学者”与“精神界之战士”

采访人:(很有可能,明亮而从容的生活是一个人纯净品质的最好营养而非相反,这是我心里想到的,没有说出来。)你早年的经历跟黄子平、陈平原、王晓明他们这代人很不一样。他们上大学之前的经历没有你那么幸运,可能还比较倒霉,那时候他们眼里大概更直截地摆着一种生存的目标。我总觉得,比你年轻十几岁的那些学者似乎比你显得更理性也更深沉,可是他们缺少你这样永不消褪的热情,这么说吧,他们好像少了一点你那种生命之火。不过你这一代人里,你应该也是特例,这跟你个人的性情、气质也有关系吧?

钱理群:哈哈,可能是吧。别人说法是我更理想主义吧,也许有鲁迅关于生命意志的影响。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鲁迅的影响都很明显,鲁迅总会点燃我内心那把火。当然,后来也有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影响。

采访人:可是,鲁迅给人的印象是冷峻的,深刻得让人绝望,而你却表现出更多的热情。

钱理群:鲁迅是冷中有热,也有热血賁张的一面。当然,我的精神气质跟鲁迅那一代,以至我的导师王瑶先生那一代都有很大的差异,这跟自己的知识结构也有关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隐痛:我这一代人,不,干脆说我自己吧,在知识结构上是有缺陷的。我没有读过私塾,一上学就读现代白话文课本,鲁迅的《仿徨》、《呐喊》,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日出》等,都读过。中学的另一个兴趣是阅读大量的苏联作品,无论是经典的还是流行的,差不多都读过。到了大学,再来读中国古典名著,读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当然特别迷恋俄国文学。大学毕业到贵州,利用当地的图书馆,猛读了一批北欧、东欧还有东方国家的作品,同时也读了一点古典诗词,特别是读了庄子。“文革”结束回到北京,才有可能接触更广大的世界。当时很多同学都在恶补外语,而我考虑自己年纪大了,学习外语有相当的困难,当务之急是专业补课。于是放弃外语学习,集中于现代文学的研读。在八十年代,大家都热衷于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我却没有太大兴趣。后来我的写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几乎没有时间来系统地读书。这固然造成了我在现代文学专业上的某些优势,但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缺陷与不足。两大盲点,两大隔膜,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及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隔膜。作为王瑶的学生,我却无法继承他的“学通古今”的学术传统,他所达到的高度是我所不能企及的,也就是说,“学贯古今中西”这本是鲁迅、朱自清到王瑶的现代学术的重要传统。但却是我这样的学者“望而止步”的。问题还在于,这不仅是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而且更是精神层面的隔膜,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和现代西方文化的隔膜,造成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视野、修养、情趣的狭窄、单一、浅薄、枯寂与粗糙。问题是这是无法弥补的。内在的气质是不能装假的,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底气不足吧。我常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没有文化的一代学者,无趣无味的一代文人。这自嘲里是有辛酸的,不说了吧。回到我和鲁迅关系的问题上来,我无法达到鲁迅那样的深刻的绝望,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也是我的肤浅之处。

采访人:我感觉你跟王晓明在气质上稍有接近之处,文字里都会有一种仗义执言的冲动。你说呢?

钱理群:可能吧。我和晓明都有一个矛盾:就我们的家庭背景和文化教养而言,我们骨子里其实都是更迷恋于纯净的文学、更迷恋于纯学术状态;但我们的社会良知、责任感,历史承担意识,我们的现实关怀,底层情怀——对我来说,这是我长期在贵州生活,特别在社会底层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经历直接相关的——却是我们身不由己地要参与到我们并不是太能适应的社会运动之中。我对自己的定位也有过长时间的思考,最后决定要学着做鲁迅所说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对政治的关怀,最后都转化为精神——学术的探讨,思想的批判与创造。这样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继承与创造阐释传播民族文化、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普适性的价值理想,又根据现实提出的问题,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并进行新的探讨,提出新的价值理念。这是一项建设性的工作,而且在当下中国更具有一种迫切性,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面临文化重建的任务。另一方面是思想的批判,精神的坚守,用在学术研究中确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去考量历史与现实,作出严峻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功能,正是“精神界之战士”的特殊意义所在。这样“精神界之战士”与现实的国家政治、政党政治自然会发生种种复杂的关系,但都严格保持距离,任何时候都拒绝充当国师、幕僚。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对民间尽管有着相当的亲和力,但也绝不充当民间代言人,而同样有一定距离。他因此永远处在边缘的地位,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必须“横站”,并且独来独往,他是自由而孤独的。鲁迅说精神界战士的特点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因此,他又不同于和现实保持严格距离的知识分子,他有很大的实践性,自觉地把自己的理想变为实际行动。但他的行动主要是在思想、文化、教育的实践,并且奉行有别于纯粹思想者的实践逻辑:如我在这本书中所说,一般地说来,思想是彻底而不妥协的,而实践却常常有许多的妥协。精神界战士同时扮演思想者与实践者的角色,也会有许多的矛盾与痛苦,这些在我的书里都有详细的剖析,这里就不说了吧。

采访人:说到在知识分子的“定位”或是“站位”,我想问一下,现在你对九十年代初那场“重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有什么看法?还有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看法?我注意到你通常是回避这样一些问题的,因为媒体的传播往往使你的原意被歪曲,使你落入更难说话的境地,但有时你忍不住还会发言,比如针对《读书》换帅风波,你的讲话还是挺压份量的。

钱理群:九十年代初的那场“重建人文精神”大讨论是有意义的,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过于关心自己了,有点太自恋了,而忽视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至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我觉得两派各有其合理之处,两边的主张我各有赞同的地方,但他们两派中都有些人有导师情结、国师情结,都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自以为有治国的韬略良方,希望为“知己者”所用,也就必然要与这样那样的权势集团发生各种暧昧的关系,而这恰恰是我所警惕,并且不断质疑的。我认为他们没有把目标对准应该对准的地方,而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主要敌人。我认为两派应该看到,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言论的自由空间。我那篇发言的目的是呼吁两方面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更多的言论空间。

采访人:你曾说过寄希望于民间的思想家。但是现在的体制有一种人才资源垄断趋势,像抽水泵似的把优秀人才或者说是能人,一层层地往上抽。比如,一个乡村教师教书教得好,很可能就被抽到县里去了,在县里干得好还有上升空间。人才流动,人往高处走,这都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是民间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藏龙卧虎之地了。

钱理群:顾准在六十年代就深刻地分析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难说是“寄希望于民间”,只是呼吁不要忽视民间的力量,我是一直期待着中国的改革(包括教育改革)能够走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互补充、制约的道路。我感兴趣的,愿意并能够参与的是民间的改革运动。在我看来,这是有相当大的空间的。虽然通过种种机制把民间精英都吸纳进去了,但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总会“野有遗贤”,所以民间还是藏龙卧虎。给你举个例子,我收到过湖北一个小地方一位中学教师的来信,跟我讨论一些很大的问题,写了十几页纸,思考很深刻,很让我吃惊。可是我给他回信想接着讨论,他却不来信了。我想,以此人的思想和眼光,足有自负和傲睨知识界的资格。

警觉,自省,守望彼岸

采访人:十月底在王得后家作客,我和得后下棋时,耳边听到赵园对你说:“记得有一次你在学校图书馆门口对我说,你的人生有两个精神支柱,一是毛泽东,二是鲁迅……”但是我曾在你的文章里读到过这样的话:“寻找支撑自己的‘归宿’,这本是人的一种本能的欲求;当个体生命因虚无主义而陷于极端悲观、绝望、孤独时,是很容易被充满自信的强有力者的坚定、决断所吸引,进而被俘虏的。一个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人格的。”我在想,现在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否应该走出什么迷阵?

钱理群:“文革”结束后,像我这样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在精神状态里既有一种摆脱束缚获得解放的强烈欲求——摆脱在“文革”中发展到极端的“以对人的奴役为特征的政治文化”,可是又无法简单轻松地与之告别,因为“我也在其中”。这是一个震憾心灵的发现。对我来说,这还另有一种残酷性:当我终于发现并承认自己已经被奴化与驯化,就意味着我必须同时承认并正视自己对鲁迅传统的背离。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却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然会引起一种难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这样的自省触发了我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兴趣,而且采取一种批判性的审视立场与态度。在一篇阅读札记里,我发现孔乙己的悲剧在于其自我的主观评价与实际之间的巨大反差,并突然醒悟到,这正是再深刻不过地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状况。我们一方面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权力政治的从属,同时却又增加了替商人“帮闲”、“帮忙”的危险,增加了替大众“帮闲”、“帮忙”的危险。

采访人:个人如何避开权力政治的罗网?

钱理群:首先是要有一种警觉。鲁迅是一个永远对权力有着警觉的人,他有一种不入主流的在野情结,甘于称“匪”,他曾对冯雪峰说过,你们的革命胜利后,我是第一个要逃跑的。鲁迅对中国革命对农民起义都评价不高,他看了毛泽东诗词后哈哈大笑说,“这就是个山大王嘛。”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九日,去世前不久写过一封信,还说大家都没有读懂他的《阿Q正传》。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得很清楚:他所担心的是“二三十年之后”中国的“改革”还是“阿Q式”的。他在一九三四年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在旧社会崩溃之时,我将在上海穿着小红背心扫大街。”他这种矛盾态度表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矛盾态度:既向往革命带来的社会平等,又担心可能导致文化的毁灭,与海涅那些人是一脉相承,其实说到底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矛盾。我认为老舍的自杀也可以从这种自我彷徨的线索追寻下去。

采访人:那么,在理论界所谓的“后革命时代”,你如何看待那些革命的精神资源?

钱理群:苏联、东欧的巨变意味着“冷战”结束,有人更因此宣布“历史的终结”。但我立刻警觉到:这背后依然隐含着一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这正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前面说过,我们这一代是在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因此,如何看待革命、革命理想、革命意识形态、革命精神,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在八十年代,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从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出发拥护、参加革命,却走到了反面?因此,我必须对自己如何从理想主义走向精神奴化的心灵创伤进行无情的解剖,并从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样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还需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但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又出现了对革命理想与精神实质上的抛弃的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下,将革命理想、革命精神的合理内核从其实践的历史错误中剥离出来,抢救出来,使之成为新的批判性的精神资源的一个有机部分,就是历史的需要,更是我生命的内在欲求。于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奴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彼岸理想,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对被压迫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与关注,与社会底层人民的血肉联系,对一切压迫、奴役、侵略的非正义行为的反抗,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博大情怀,坚强意志,等等,这些革命精神的优秀传统,在自我生命中又得到了新的激发。但这绝不是倒退到原初的盲目状态,而是在经过反思以后的“既坚守又质疑”,在肯定其正面价值的同时,对其可能落入的“陷阱”保持高度的警惕。比如,既坚持“消灭一切人压迫人、奴役人、剥削人的现象”的理想,又充分看到其“彼岸性”,不再试图“将彼岸此岸化”,而是把它当作北斗星,用它的光来照亮此岸的黑暗,从而对此岸世界的一切压迫人、奴役人的现象,不管它来自何方,采取什么形态,都要反对,进行彻底的批判,同时又看到这样的批判的有限性,以及自己理想的不可操作性,不试图去“指导现实”。这就决定了自己的现实地位与选择:既“永远不满足现状”,持“永远的批判”态度;又永远自觉边缘化。只要是不符合理想的地方我就要说话,我的要求就是允许我说话。

我现在又在重新思考鲁迅对于世界本体的看法,鲁迅是从根本上拒绝了完美与完善,断然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中的“凝固”与“不朽”,确认万事万物的过渡性,一切都是环节、中介,在具体时空下存在,并必然在另一种时空中丧失存在的理由与价值。鲁迅要摒弃与拒绝的是将乌托邦世界此岸化的幻觉,关于此岸世界的绝对性、至善至美性、全面性、永恒性的神,这些通常都是处于现实苦难中的人们的精神避难所,鲁迅要杜绝一切精神的退路,只给自己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正视人生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偏颇、有弊与短暂、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这是鲁迅反抗绝望的哲学。我们应当通过痛苦的反省而将鲁迅的思想内化为我们自己的哲学。

采访人:鲁迅消解了一切安慰和终极依靠,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强有力的人,但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多的。
钱理群:鲁迅是个极为强调个人意志的人,一切都可以“靠自己”,很少有人做得到像他那样。我没有鲁迅那样强的意志力。许多年轻朋友和我讨论信仰问题,我也认为中国正面临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就是信仰重建。但我又认为,这并非一日之功,在未建立起新的信仰之前,作为自我在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中的精神立足点,这大概就是鲁迅曾说过的“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吧。

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定稿
本文对谈部分经被访者本人审定

文章版权归《书城》所有,转载请与《书城》编辑部联系
(Email:
shucheng@99read.com )

思想.文化.书评月刊 定价:人民币12元
目录
第四十一期 2009年10月号
第四十期 2009年9月号
第三十七期 2009年6月号
第三十六期 2009年5月号
第三十五期 2009年4月号
第三十三期 2009年2月号
第三十二期 2009年1月号
第三十一期 2008年12月号
第三十期 2008年11月号
第二十九期 2008年10月号
第二十八期 2008年9月号
第二十七期 2008年8月号
第二十六期 2008年7月号
第二十五期 2008年6月号
第二十四期 2008年5月号
第二十三期 2008年4月号
第二十二期 2008年3月号
第二十一期 2008年2月号
第二十期 2008年1月号
第十九期 2007年12月号
第十八期 2007年11月号
第十七期 2007年10月号
第十六期 2007年9月号
第十五期 2007年8月号
第十四期 2007年7月号
第十三期 2007年6月号
第十二期 2007年5月号
第十一期 2007年4月号
第十期 2007年3月号
第九期 2007年2月号
第八期 2007年1月号
第七期 2006年12月号
第六期 2006年11月号
第五期 2006年10月号
第四期 2006年9月号
第三期 2006年8月号
第二期 2006年7月号
第一期 2006年6月号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