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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李锐:“不回顾焉能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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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苦瓜的味道》

 

李锐:“不回顾焉能前瞻”

--作者:李辉

我的通信录上,有两个“李锐”的名字写在一起,为便于分辨,我分别注明“老”和“小”。“老李锐”即写《庐山会议实录》的李锐先生,“小李锐”则是小说家李锐兄。

认识李锐先生,是在八十年代末,记得还是萧乾先生介绍的。萧乾很少以赞誉口吻谈论高官,哪怕对当时颇获嘉评的周扬,他与我谈及的还是一些令他不快的记忆。对李锐却例外。他盛赞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并把李锐的电话和地址写给我,建议我可以去拜访。

他们都住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的木樨地。萧乾在路北,是普通公寓;李锐住在路南,即当年北京有名的部长楼、名人楼。路南有两栋楼,堪称卧虎藏龙之地。仅我曾采访过的就有与李锐同住一栋楼里的丁玲、陈明夫妇,温济泽先生、姚雪垠先生;与之相邻的另一栋里,有胡风、梅志夫妇,曹靖华先生、常书鸿先生等。他们中间,有的是担任要职的官员,有的则是“文革”后获得平反的文化名人,听说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康生夫人曹轶欧,陈永贵等一批政治人物也在此居住。我曾设想,如果有人把居住在这两栋楼的人与事汇总起来,那该是一本多么精彩的书!

至今仍难忘八十年代末《庐山会议实录》带给人们的惊喜与震撼。这本书堪称记录当代政治风云的经典,也必将传之久远。李锐的贡献在于,作为当事人之一,他把日记、文献等第一手史料与当事人的回忆和思考结合起来,把庐山会议的风云变幻,把政治漩涡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叙述得淋漓酣畅,惊心动魄。尤为难得的是,他下笔严谨,不假虚饰,写事件过程环环相扣,写各色政治人物入木三分。是政治实录,也是高水准的史笔叙述。他的这本著作的问世,应该说是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在他之前,并不提倡中共高级干部撰写回忆录,当然更没有《庐山会议实录》这种直面历史、笔涉高层的力作出现。仅此一点,李锐的写作在当代文化界就足以占居一席重要位置。

第一次走进李锐先生的家,是在一九九三年前后。我去拜访他,是请他编选一本杂文集,收入在我主编的一套“金蔷薇随笔文丛”中。

不像这些年散文出版热闹非凡,九十年代初,散文出版颇不景气,因印数少,大多出版社都不积极。那时候,一个作家想出版一本散文集谈何容易。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片面强调散文的艺术性,强调所谓的谋篇布局,散文创作的题材与风格日趋狭窄,雷同处随时可见。

一次,华侨出版社的朋友邵勉力小姐找到我,约请我策划一套书。我谈到散文创作的弊病,谈到散文与随笔的异同,深感散文的创作与出版,都需要有所突破。兴致一来,我们商定,索性出版一套随笔丛书。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华侨出版社社长陈玉和先生的大力支持。这便是后来出版达二十种的“金蔷薇随笔文丛”的由来。

在总序中,我说,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来代替“散文”。我这样写道:

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风花雪月秋愁春暮的感叹。

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

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起承转合的所谓匠气,画龙点睛的所谓技巧,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于是,在汪曾祺、王蒙、王安忆、舒婷等作家之外,我找到了李锐、于光远、吴冠中、孙越生等其他领域的作者。

李锐先生说话不快不慢,不紧不松,浓厚的湖南乡音,声音洪亮。即便在九十一岁的今天,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依然清晰有力,颇有共鸣感。最动人的是他的眼睛。爽快、明朗,都闪动在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没有半点客套,更没有丝毫官架子。他有一肚子的历史,一肚子的政治。交谈时,他喜欢把眼睛紧盯着你,说到焦虑处困惑处,眉头紧锁,嘴唇用力抿,仿佛思索的沉痛感压得他喘不过气。但是,如果谈到会心处,他就会把头望后一仰,开怀大笑。

与这样的老人聊天,实在很开心。

听说请他编一本随笔集加盟“金蔷薇”,他没有推辞,只说了一句:“是吗?这倒可以考虑。”爽快,利落,很快,他就把篇目和文稿整理好交给了我。这就是一九九五年九月出版的《苦瓜的味道》。

《苦瓜的味道》收录了李锐在一九五七年鸣放时期和“文革”后的一批作品,有杂文、随感、讲稿等。在序中他谈到自己与文学的渊源和对写作的看法:

从中学时起,就好读鲁迅的杂文,由此使我认识了那个时代,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有诗为证的:“散篇文集读无遗,可谓当年鲁迅迷;书法文风皆剽学,漫漫长夜启蒙师。”还有一首七律的尾联:“路从无路走而出,鲁迅文章是我师”。

“文章自己的好”,我虽然从不这样认为,但对已经发表的东西,还是敝帚自珍的。我的自珍就在,生平为文,不说空话套话,总还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务实的人,好说真话的人,如此而已。

的确,如他所说,《苦瓜的味道》是一本言之有物的、说真话的书。

为此书,我写了一段点评印在书的勒口上:

老人的性格率直而明快,这便使文章具备了一种明朗。他热情投身于政治活动,兴致从来不在文学,无意做作家,即使写作类似庐山会议这种事件的回忆录,他也没有刻意追求文学效果。但特殊的历史遭际和见闻,使他回望历史时,心绪充满着沧桑感,这样一来,他的文字就增添了与众不同的滋味。而这,恰恰是随笔创作所需要的。

该书的书名,袭用李锐一九九四年发表的一篇散文《苦瓜的味道》。

我很欣赏他的这篇作品。他把自己与苦瓜的故事娓娓道来,李锐开篇写道:“每年夏秋两季,从苦瓜上市,家里餐桌上就离不开苦瓜,有时还晒些苦瓜干,冬天可以煮躺汤吃,这不仅是童年养成的饮食习惯,苦瓜于我还有一种如对老友的感情。”从儿时的故乡记忆,到延安往事,再到下放劳动和“文革”期间的批斗,人生片段由苦瓜串联成篇,既有民俗乡情饮食考据,更有政治风云中个人遭际的细节描写,的确是一篇颇见功力的作品。

苦瓜贯穿李锐一生的酸甜苦辣。他在文章中用大量篇幅记叙在自己身处逆境时的经历。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结束后,随着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李锐及几位观点相同关系密切的干部,在水利电力部也被打成“李锐反党集团”。李锐写到,一九六三年,他被下放到位于大别山区的一个小水电站——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大姐从家乡湖南寄来苦瓜籽,他便自种自吃,这在水电站传为佳话。他甚至即兴写上打油诗一首:“长沙寄我苦瓜子,淮上无人识苦瓜;半口犹嫌瓜太苦,岂知其味苦殊佳。”

“文革”爆发,山区也非世外桃源。对李锐,是从他种苦瓜写苦瓜诗批斗开始。“你这是要自己不忘记苦,对党严重不满”;“你这是说新社会苦,对现实不满”;“你想为自己翻案,吃苦瓜是卧薪尝胆,准备翻案”。诸如此类的批判,令李锐啼笑皆非。他曾在自己房门口贴过一幅对联:“山居浩气更风发,窗外涛声代鸡鸣。”有个文化高的干部,硬说门联上写“浩气”,是李锐认为真理仍在自己这一边,党整他整错了。

豁达乐观的李锐,即便在被批斗时,也性情难移。在水电站,他被几十个小学生押着,戴着高帽子游乡,却无一个大人参加。如此被“冷落”,他不免感到“委屈”:

我想,当年屈大夫“冠切云之崔巍”,不是以戴高帽为荣吗?又想起大革命时当童子团,见到过街上土豪劣绅戴高帽被农民牵着游街的场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过的,真不料自己也要过这把瘾了。浮想联翩,想入非非。心中稍觉委屈的是,只够格让小孩子押着,小小高帽也只尺把长,同我的身份太不相称。五里地是河边山路,没有行人,镇子上人也少,更无人围观。游罢归来,此种复杂的心情,还写过一首打油诗。

历史辛酸尽在幽默中,显然有着特殊的文学意味。正是特殊的经历,才使李锐对苦瓜才有了特殊感受。文章结束时他说:

我们湖南有句谚语,把做令人切齿的事,树敌,叫做“种苦瓜子”,意思是以为以后有苦吃的;在修辞学,大约属于比喻一类。我这一回真是的的确确因种苦瓜籽而有苦瓜吃,而做苦瓜诗,而因此挨批挨斗挨“游团”,而吃了另一种同苦瓜之味不同的苦了。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于是,我建议以《苦瓜的味道》作为书名。这得到了李锐的首肯。他回信说:

李辉同志:

寄上最后一篇《想起〈旧事新谈〉风波》文,请插在《定要广开言路》文的前面(那八篇文之后)。
书名《苦瓜的味道》甚好;请你考虑另一方案:将“读苦瓜”改为“我与苦瓜”,这样以“我与苦瓜”为书名。如何?
我暂到怀柔山沟休息十天,然后月底到山东开会,八月下旬回京。
“序言”没有留底子,请能复印一份与我。
祝好
李锐
94,7,17晨

书名最后还是确定用《苦瓜的味道》。

在送给我的这本书上,李锐这样题写:“永远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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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苦瓜的味道》题词

 

在编辑出版《苦瓜的味道》的过程中,李锐先生告诉我,他在撰写一本关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回忆录。一听,喜出望外。我与陈思和此时正好在策划一套以回忆录、传记、历史档案等为主的“火凤凰文库”,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我当即说,还是交给我来吧。他欣然同意。我们商量,书名突出“亲历”。这就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出版的《“大跃进”亲历记》。

出版社责编为此书撰写了点评,印在书的勒口上:

这是作者继《庐山会议实录》后的又一部纪实之作。

回顾历史的挫折,往往使人沉重,为着走过的弯路,我们毕竟付出了太多的代价;然而,回顾又往往能使人清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道理很浅,也很深。这一部《“大跃进”亲历记》,正是作者对于历史的追忆实录,自“讨论三峡问题”起,至全面发动“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详尽地展示了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这位望八老人深感有一种责任,他希望这对于后世能有鉴戒的意义。

一九五八、一九五九,是李锐的命运发生重要转折的两年。他因熟悉水利而得到毛泽东的欣赏,并担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亲历了这两年中国当代政治的暴风骤雨。然而,命运起伏跌宕,难以逆料,卷进上层政治漩涡的机遇可谓来去匆匆。正因为如此,记录这两年的历史,他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选。他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为《“大跃进”亲历记》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谈到自己的写作:

一九八四年冬“退居二线”之后,我就想将自己亲历过的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这两年,即南宁会议到庐山会议这一段“大跃进”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只将《庐山会议实录》定稿,并增订再版,其他就只零星发表过几篇文章。……所以这个夙愿就一直拖下来了。

大家知道,“大跃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的挫折,教训非常深刻。如实录出这一段历史,于后世自有鉴戒的意义。自己已是望八之人,来日无多,确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我赶快结束这件未了之事。现在我先写出从南宁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这半年的经历,由于时间、精力所限,粗糙差误难免,希望读者多加指正。至于从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这一段的“亲历记”,我当尽快完稿,否则,“未了之事”还是没有结束的。

如他所言,率先出版的《“大跃进”亲历记》,只是关于“大跃进”回忆的上半部分。随后,他于一九九七年又完成了下半部分。这一次,他将上、下合在一起出版了《“大跃进”亲历记》的完整版。《“大跃进”亲历记》与《庐山会议实录》构成一个整体,为当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典范之作。

他完成了夙愿。“我好像一个挑担‘脚夫’,到了目的地,将担子卸下,顿觉一身轻松了。”在送给我的《“大跃进”亲历记》一书扉页上,他题写道:“不回顾焉能前瞻。”这是他的写作宗旨与追求所在,也是他的使命所在。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为《“大跃进”亲历记》完整版所写的序言中,他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

可以说,我早岁即知世事艰难,虽学工科,却好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有幸是本世纪世变沧桑的见证人,自己又曾在政治漩涡中生活过来,有钱难买回头看,一种历史责任感,使我笔耕不已。“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应当让后人记住前人的经验教训,失败的教训尤为可贵,如果不牢牢记住,还会重犯错误。

因有李锐先生的写作,当代史的写作与研究,多了浩气,多了阳刚。

二○○○年,我与李锐先生一起有了一次难忘的郑州之行。

当时,我主持郑州越秀学术讲座,特邀请他前往发表演讲。演讲题目是《关于〈李锐其人〉及我的历史回忆》。《李锐其人》是宋晓梦小姐撰写的传记,经我推荐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锐演讲得非常成功,气氛也十分热烈。从个人经历的回顾,到历史的反思,率性而言。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激情、刚正不阿、勇于思考的老人。

就在那几天,我们谈得很多。他提到了另外一本关于他的书。“这本书应该看看。回北京后,你到我那里去取。”

于是,自那之后,我的书架上多了一本特殊的书——《批判斗争李锐反党集团发言选编》(以下简称《发言选编》)。说是书,其实也不准确,它不过是单位内部印制的批判材料。该书封面上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由中国共产党水利电力部机关委员会办公室编印,时间为一九六○年二月。

编印者为此书写了一个《说明》:

从1月20日至1月24日在部党组主持下召开了全部性的对以李锐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大会。除我部在京单位全体职工(右、反、坏除外)参加外,还邀请了外地水电系统的设计院、工程局等14个单位的代表五十余人参加。会上共有22人发言,系统地揭发批判了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现选其部分发言,印发给同志们参考。

一本并非正式发行的批判集,对于李锐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翻阅它,也就掀开了历史幽暗的一角。

在书的扉页,下面用红圆珠笔写着“水利电力部规划局朱成章1968年11月”,估计是原拥有者的签名。上面的书名下方,则用铅笔写的一句英语:Life if to forget (生活即遗忘),是否拥有者所写,待考。

这是一本特殊的、不可多得的书。当年的批判发言和为此整理的李锐言行纪录,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了解李锐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历史实况提供了的最好史料。

李锐及同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罪名不少,主要为:批评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反对修建三峡工程;批评一九五五年肃反,为胡风鸣冤叫屈;批评大跃进。

然而,就是在批判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李锐当年身处热潮中的现实冷静与务实态度。他对开始出现的党内个人崇拜的忧虑和不习惯,他对“大跃进”表现出的狂热提出批评,无不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和难能可贵的历史预见。君不见,当年多少人只是人云亦云,甚或趋炎附势,任由历史灾难发生?

批判文章写道:

李锐污蔑主席“喜欢高指标”,攻击中央和主席“取消了传统的由点到面的工作方法”,“去年的领导方法是高指标往下压,上行下效”;污蔑主席“讲话不正常”“出尔反尔”,“个人决断很多,对某些问题并不了解”,辱骂主席“老了,说话絮絮叨叨,像个老婆”,诽谤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若不加上六条标准,是有修正主义味道的”。他反对在展览会上悬挂毛主席的照片说:“到处都是他,要这干什么?去掉!”西安动力学院托他请主席写校牌,他说:“算了,何必这么迷信,害死人!”(摘自黄子健《关于以李锐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反党言行简要介绍》一文)

李锐早在一九五九年就这样发表对“大跃进”的看法:

他们对1958年大跃进进行了疯狂的进攻,李锐说:58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作了一场社会主义大梦”,是“吊起脖子走路”,是“乱糟糟的一场混战”,是“发高烧”,是“出轨翻车”了,“缺点是好几个指头”,造成“全国空气太紧张”,“实在是中国工人、农民好,若在东欧,只要有一条,就会出匈牙利事件”。(同上)

历史的衔接如此富有意味。正是当年具有清醒认识的李锐,二十几年后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来写出《“大跃进”亲历记》,为历史立此存照。仅此,也凸现出李锐写作的价值。

批判集中有一篇署名李伯宁的长篇批判文章,题目很长,火药味也最浓:《彻底粉碎以李锐为首的反党集团,保卫党的领导、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提到了李锐写于一九五七年的小品文《大渔网主义》:“李锐还以孙元范的名义,写了名为《大渔网主义》的小品文,公开的造谣说,几年来的水利建设一事无成,万恶滔天。……”这篇小品文后来就选收在《苦瓜的味道》一书中。李伯宁的批判,使我知道了李锐的另一笔名,为阅读这一文章提供了另一历史背景,且多了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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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李锐题赠李辉诗

一九九九年,李锐先生曾赠我墨宝一幅。他注明抄录的是“秦城旧句”——“文革”期间他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写的一首诗。诗曰:“风增怒吼回高峡,水更猖狂下险滩。每到雪飘梅愈艳,一临霜降菊尤妍。”诗中梅菊意象,正是一种人格的真实写照。 
完稿于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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