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先生二三事
－－作者：古剑
关于“第三种人”与“书报检查员”的辨正
本人在征集施蛰存先生书简，准备编辑《施蛰存海外书简》(暂名)时，吴羊壁兄将其书简，连同与那封信同时写给他的这份数据一并交来。施先生之所以会写这份说明数据，缘于当时一位在港的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竹立先生，在《文汇报》写了篇有关施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九七九年施先生给吴羊壁回信时如是说：“承寄剪报一则，竹立先生虽然好意为我吹嘘，但其中事实却多不核实，今另写一纸奉上，不是要在报上更正，只是请你了解，以后如再有关于我的记述，可以作参考。”
我认为这份“辨正”是有价值的第一手数据。对研究施蛰存还有意义存焉。
这不是简单的辨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鲁迅的“第三种人”和“书报检查员”二事。施先生大半生受抑，皆与此二事关系密切。在四人倒台，天空忽晴忽阴，人人仍心有余惧时，鲁迅还是“老虎屁股”，他虽不吭一声，但若与已见诸报刊和书籍的书面文字，可看出他态度有微妙的变化；在后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访谈时，则更加明朗了。
施先生当时曾嘱羊璧兄不要发表，也在给我信中谈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意见，亦叮嘱生前不要发表。说明施先生于那时仍“心有余悸”，心防未解。
但是，现在是发表的时候了。
本件与其它数据曾交某刊，该刊除了影印原件第一小节当插图外，其余的全不见了，为存其真，因此再录其文刊出。
全文如下：
关于“第三种人”
在一九三○年代，我在上海文艺活动，是有意站在中间立场的，因为当时形势不得不如此，但我和杜衡不同，我从来不“自称”为“第三种人”，因为“第三种人”和“中间派”意义不同。“第三种人”到后来，站在反党立场上了，我还是左倾的。一九四○年，我在香港中华中学参加党的外围工作，办暑假补习班，是乔冠华领导的，当时杨刚、徐迟、叶浅予等都参加的。这可以说明我的中左倾向，而我和国民党绝无关系。
关于书报检查员
这是鲁迅对我的诬蔑，这个“定论”是鲁迅给我的“定论”，党并没有给我作这个定论。经过多次审查，我的政历从来没有人肯定我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官。只要举一个铁证：我只有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是国民党员同时是共青团员，当时的团员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左派，都是跨党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我脱离了两方面的组织关系，从此没有和国民党发生关系，既非国民党员，怎么会做书报检查员？
这是鲁迅对我的批判，我是不服的。但看他对周扬、夏衍也奚落得不成样子，我也只好自认晦气，不该触怒一个文坛霸权。他现在还是一个“老虎屁股”，所以我始终不吭一声。
关于我的讲课
解放后在华东师大教书，我不是不用马列毛观点，但青年人听不懂我的观点符合不符合马列主义，他们只要老师满口马列语录，就认为是马列主义的讲解，这点我是不屑做的。但无论如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我怎么能不引一句？也许这位竹立先生没有记住。
关于我的翻译工作
解放后，我译过七八种书，都是东欧文学，没有一本西欧文学。
关于我的学朮讨论文章
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春，师大中文系办过两次学朮讨论会。第一次我的报告是《论文学语言》，第二次我提出的论文是《汉乐府建置考》，可见我并没有“不肯拿出论文来”。
钱谷融提出《论文学是人学》这个报告会正是我主持的。在结束时，我就点出这个论文有点问题，“文学是人学”是高尔基提出的，并不错，但钱的论点对高尔基的论点有了发展，而其发展则有了些问题，这是可商榷的学朮问题。到后来，姚文元大肆罗织，把钱谷融打成反动文人了。
再前一年，师大的“红楼梦批判会”也是我主持的，我也讲了话。这不能说我不参加批判。
关于许杰
许杰当时是师大中文系主任、上海作主席。他因为贴了常溪萍的大字报，被常打成右派，他和我都是师大第一批打成的右派，并不是在“尾声”时期。顺便说明如此
《三十年代新文学情况》
在征集《施蛰存海外书简》时，李欧梵同时也把施先生这份《三十年代新文学情况》说明数据一并寄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欧梵研究施蛰存的小说，并同时为台湾的出版社编辑施的小说集。李欧梵向施先生请教了几个问题，这是他对李欧梵的解答，其中一些事对非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不仅“新鲜”，而且也长了知识。
三十年代新文学情况
（1）前卫
在一九二0年代，西欧的文艺思潮大多经由日本而影响到中国，Avant-garde这个名词是从苏联传到日本的，是一个属于左翼文学的名词，译作“前卫”，不叫“先锋”。
苏联二十年代的文学都是“现代派”，从Mayakovsky到Babel等人都自以为革命的“前卫”，这些人在文学上还是自由主义者，故斯大林不喜，到一九三一年，这些人都被清洗了，于是苏联不再有“前卫文学”。
这个名词，从日本传到中国，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事，我不记得我们的《新文艺》月刊中有无涉及？太阳社诸人有无提到？一九三一年之后，中国左联成立，苏联已否定了“前卫派”，因此，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国左翼作家不提“前卫”。
在中国，“前卫派”始终是一个左翼文学名词，存在的时间很短，故左右双方到一九三一年以后都不用了。
（2）颓废派
这个名词跟着王尔德的介绍、郁达夫的创作一起进入中国。这个译名，使中国青年有反感，不受欢迎。“颓加荡”大约是张若谷的创举，他是读法文的，这个译文显然是法文读音，只有郁达夫被称为“颓废派”，邵洵美属于“唯美派”，当年郁、邵的追随者，有朱维基、芳信、林微音、夏莱蒂诸人，办了一个杂志《绿》，出了四五期即废刊。
Sade、Masoch
这些人只有郁达夫提到过，江绍原也在他的文章中讲到，在中国文化界很少人知道。我是从H.Ellis的《性心理学》中知道的，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他们的大量作品，还是你供应我的（孙康宜也为我买到一本）。在30年代，这两个人的书不易买到，在英法也还是限定版。
Le Fanu
是一个笔名，真名William Sharp。
这是个爱尔兰作家，我买到他的一本小说，在德国(出)版的Tauchnitye丛书中，才知道有此文坛怪才。
变态性欲的数据我不敢用，不是中国可能接收的，但我也受过一些谷崎润一郎的影响。
楼适夷
这位先生十分老实，他从日本回来，觉得我的小说很像日本的“新感觉派”，因此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文艺新闻》上，当时并无什么反应。
近年来，我分辨了几次，我说我不属于这一类，他就写信来表示歉意。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日本的新感觉派（New-Sensiblitism )来源于战后（一战）德国，含意本来并不明确，我没有在英法文论中见过这个名词。
（3）主流问题
去年八月，刘慧娟来谈了二次。她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8.20)上发表了一大篇访问记，此文在大陆引起了一阵议论，而我自己到上月才见到复印本。此次谈话中涉及“主流”问题，请足下参看，我不重复了。
（4）《文学》
这个刊物是文学研究会办的，和《现代》是兄弟刊物，但他们不敢多用左翼作家的作品，而且后来也与鲁迅闹翻。在卅年代，《现代》和《文学》都不能说是“主流”，论政治态度，《现代》比《文学》左，论文学倾向，《现代》比《文学》更有现代意识。
（5）新诗
卅年代写诗的青年，有一群是直接受英法诗影响的。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穆木天、艾青都是法国派，卞之琳、南星、冯至……都是英美派（还有一个徐迟），有一大部分是聪明的摹仿者。
冯至是德国派。
Auden、Empson、Ishorwook都在清华、北大讲过课，二校青年诗人也受他们的影响。
这样，就产生了卅年代中国人的《现代》诗派。
又，T.S.Eliot的《荒原》是赵萝蕤译的，有叶公超的序文。Ezra Pound也由此而为中国青年诗人所知。
分明可以看得清，新月派是老一代的英美留学生的成就，他们读的都是十九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美诗。《现代》派诗人所受的外国影响是：①法国的后期象征派；②美国的意象派；③英国的“新签名派”（New Signature)；④苏联的未来派，以Mayakovsky为代表。
包括左翼诗人田间在内，其实都是“现代派”。
（6）“小品文”的热潮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无关。
周作人提倡明人小品，讲“新文学的源流”，其意在反对载道文学。到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火炬，提倡小品文，就有了反左翼文学的潜意识。
我并不提倡“小品文”，不过赶热闹，编了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和一本《文饭小品》月刊。
鲁迅有一文：《论小品文的危机》，可参看。
（7）美国作家Dreiser出了一本A Gallery of Women,我写了一本《善女人行品》，都是写妇女的小说集，“行品”是佛经语，即“传记”、“行述”或Life，善男子，善女人，亦佛经语。“善”字是礼貌语，书名实即“几个女人的行为”。
这是施蛰存先生当年的原信：
欧梵先生：台北来信收到，先为你解答几个问题，这两天我公私事忙，过春节后再给你去信。
此问好。
施蛰存
1993年1月13日
有关“现代派”问答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良友画报》辟了个专栏，准备将重新“出土”的老作家介绍给海外读者。施蛰存先生是计划中的一位。这是当时的问答录，并经施先生润色。因当时的“气候”时晴时阴，又有人认为介绍作家“敏感”，此栏只刊出两岸的冰心、林海音、苏雪林等数位作家，因不言自明的原因而夭折，施蛰存、师陀、辛笛等计划中的作家也“胎死腹中”，这篇问答录未曾刊出。现在或嫌“过时”，对于了解当时施先生的观点，乃可参照。
此问答录与上述说明数据，皆具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研究者参考。一并录下：
问：现代派在三十年代的情况是怎样的？
施：你的问题不清楚，在三十年代没有人说我是现代派。
问：你是说，三十年代还没有这个名词吗？
施：不。已经有了，那是专指《现代》杂志上的诗的。它和“新月派”是对立名词，指两个刊物上的两群诗人的不同诗风。
问：那么，今日的现代派呢？
施：我也不知道谁是今天的现代派。不过，有些在创作手法及形式方面追求新倾向的作家被目为当今的现代派，也可以这样说。但事实上，既非现代，也未成为派。
问：那么，就请你说说，他们对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
施：我看他们还没有起什么明显的作用，因为从外国文学的情况来看，中国当前的所谓现代派，还不是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外国文学现在已是“后现代派”，而中国作家还不是“现代派”。
问：那么，依你看，他们是什么派？
施：你为什么一定要分“派”？
问：你不是承认诗有新月派、现代派吗？
施：事实上，这个“派”字，只是一群人的意思，不是一个文学流派。
问：在二、三十年代，你是有影响的新小说家，以后你就没有小说问世。作为什么放弃创作？
施：没有放弃。我现在还在创作。不过不写小说，只写杂文，写杂文不也是创作吗？
问：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写小说？
施：环境变了，失去写小说的环境。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我在上海，生活在文化人堆子里，朋友们不是作家就是编辑，我也似乎非写几篇不可。一九三七年以后，十年八年的战争，使许多作家搁笔了，不止我一个。
问：当年“现代派”小说家未形成一种趋势站派别，其它小说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吗？
施：中国的小说作家都是一人一个样，连“群”都说不上，别说“派”了。
问：不过，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创作家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倾向。
施：我当然不否定。不过，这种倾向还只是摹仿外国前后现代派。各人摹仿各人的对象，还没有共同的风格。
问：那么，不说现代派，就说这种倾向，你以为是好是坏？
施：当然是好。至少已经在开始从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
问：现在的中国文学，你认为还要不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施：我不喜欢这个名词？
问：不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施：因为不存在这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是当前的现实或过去的现实。而属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远景还没有成为现实。描写未来的事情还是浪漫主义。所以，我以为“革命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同一概念。
问：你以为国内现在的创作界有没有突破过去的条条框框？
施：我久已不关心新文学创作。难得看一二篇作品。不过，从许多电视剧来看，党领导人还是正面主角，尽管故事有多少转折，党的领导人总是最后解决问题的人。这个框框还没有突破。有些作品写两个书记，先是甲是乙非，最后是乙是甲非，这算是反映了领导作风的改革，不像过去那样——一个领导人正确到底。
问：你对当前文艺创作情况有什么感想，比如水平方面。
施：因为早已改了行，不搞创作了，所以对创作界少接触，也没有发生感想的机会。从我看过的一些作品中得到的印象是，现在小说中的语言都是作者分配给他们的，不是人物自己所有，而由作者记录下来的。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反映出来的文化水平还没有超出一个高中或大学生，一句话，我觉得有些作品写得很浅。有些作品还是鸳鸯蝴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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