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书城》 》第二十期 2008年1月号
分类:

古剑:施蛰存先生二三事

施蛰存先生二三事

--作者:古剑

关于“第三种人”与“书报检查员”的辨正

本人在征集施蛰存先生书简,准备编辑《施蛰存海外书简》(暂名)时,吴羊壁兄将其书简,连同与那封信同时写给他的这份数据一并交来。施先生之所以会写这份说明数据,缘于当时一位在港的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竹立先生,在《文汇报》写了篇有关施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九七九年施先生给吴羊壁回信时如是说:“承寄剪报一则,竹立先生虽然好意为我吹嘘,但其中事实却多不核实,今另写一纸奉上,不是要在报上更正,只是请你了解,以后如再有关于我的记述,可以作参考。”

我认为这份“辨正”是有价值的第一手数据。对研究施蛰存还有意义存焉。

这不是简单的辨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鲁迅的“第三种人”和“书报检查员”二事。施先生大半生受抑,皆与此二事关系密切。在四人倒台,天空忽晴忽阴,人人仍心有余惧时,鲁迅还是“老虎屁股”,他虽不吭一声,但若与已见诸报刊和书籍的书面文字,可看出他态度有微妙的变化;在后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访谈时,则更加明朗了。

 施先生当时曾嘱羊璧兄不要发表,也在给我信中谈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意见,亦叮嘱生前不要发表。说明施先生于那时仍“心有余悸”,心防未解。

 但是,现在是发表的时候了。

本件与其它数据曾交某刊,该刊除了影印原件第一小节当插图外,其余的全不见了,为存其真,因此再录其文刊出。

全文如下:

关于“第三种人”

在一九三○年代,我在上海文艺活动,是有意站在中间立场的,因为当时形势不得不如此,但我和杜衡不同,我从来不“自称”为“第三种人”,因为“第三种人”和“中间派”意义不同。“第三种人”到后来,站在反党立场上了,我还是左倾的。一九四○年,我在香港中华中学参加党的外围工作,办暑假补习班,是乔冠华领导的,当时杨刚、徐迟、叶浅予等都参加的。这可以说明我的中左倾向,而我和国民党绝无关系。

关于书报检查员

这是鲁迅对我的诬蔑,这个“定论”是鲁迅给我的“定论”,党并没有给我作这个定论。经过多次审查,我的政历从来没有人肯定我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官。只要举一个铁证:我只有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是国民党员同时是共青团员,当时的团员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左派,都是跨党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我脱离了两方面的组织关系,从此没有和国民党发生关系,既非国民党员,怎么会做书报检查员?

 这是鲁迅对我的批判,我是不服的。但看他对周扬、夏衍也奚落得不成样子,我也只好自认晦气,不该触怒一个文坛霸权。他现在还是一个“老虎屁股”,所以我始终不吭一声。

关于我的讲课

 解放后在华东师大教书,我不是不用马列毛观点,但青年人听不懂我的观点符合不符合马列主义,他们只要老师满口马列语录,就认为是马列主义的讲解,这点我是不屑做的。但无论如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我怎么能不引一句?也许这位竹立先生没有记住。

关于我的翻译工作

 解放后,我译过七八种书,都是东欧文学,没有一本西欧文学。

关于我的学朮讨论文章

 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春,师大中文系办过两次学朮讨论会。第一次我的报告是《论文学语言》,第二次我提出的论文是《汉乐府建置考》,可见我并没有“不肯拿出论文来”。

钱谷融提出《论文学是人学》这个报告会正是我主持的。在结束时,我就点出这个论文有点问题,“文学是人学”是高尔基提出的,并不错,但钱的论点对高尔基的论点有了发展,而其发展则有了些问题,这是可商榷的学朮问题。到后来,姚文元大肆罗织,把钱谷融打成反动文人了。
再前一年,师大的“红楼梦批判会”也是我主持的,我也讲了话。这不能说我不参加批判。

关于许杰

 许杰当时是师大中文系主任、上海作主席。他因为贴了常溪萍的大字报,被常打成右派,他和我都是师大第一批打成的右派,并不是在“尾声”时期。顺便说明如此

《三十年代新文学情况》

在征集《施蛰存海外书简》时,李欧梵同时也把施先生这份《三十年代新文学情况》说明数据一并寄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欧梵研究施蛰存的小说,并同时为台湾的出版社编辑施的小说集。李欧梵向施先生请教了几个问题,这是他对李欧梵的解答,其中一些事对非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不仅“新鲜”,而且也长了知识。
三十年代新文学情况

(1)前卫

在一九二0年代,西欧的文艺思潮大多经由日本而影响到中国,Avant-garde这个名词是从苏联传到日本的,是一个属于左翼文学的名词,译作“前卫”,不叫“先锋”。

苏联二十年代的文学都是“现代派”,从Mayakovsky到Babel等人都自以为革命的“前卫”,这些人在文学上还是自由主义者,故斯大林不喜,到一九三一年,这些人都被清洗了,于是苏联不再有“前卫文学”。

这个名词,从日本传到中国,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事,我不记得我们的《新文艺》月刊中有无涉及?太阳社诸人有无提到?一九三一年之后,中国左联成立,苏联已否定了“前卫派”,因此,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国左翼作家不提“前卫”。

在中国,“前卫派”始终是一个左翼文学名词,存在的时间很短,故左右双方到一九三一年以后都不用了。

(2)颓废派

这个名词跟着王尔德的介绍、郁达夫的创作一起进入中国。这个译名,使中国青年有反感,不受欢迎。“颓加荡”大约是张若谷的创举,他是读法文的,这个译文显然是法文读音,只有郁达夫被称为“颓废派”,邵洵美属于“唯美派”,当年郁、邵的追随者,有朱维基、芳信、林微音、夏莱蒂诸人,办了一个杂志《绿》,出了四五期即废刊。

Sade、Masoch
这些人只有郁达夫提到过,江绍原也在他的文章中讲到,在中国文化界很少人知道。我是从H.Ellis的《性心理学》中知道的,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他们的大量作品,还是你供应我的(孙康宜也为我买到一本)。在30年代,这两个人的书不易买到,在英法也还是限定版。

Le Fanu
是一个笔名,真名William Sharp。
这是个爱尔兰作家,我买到他的一本小说,在德国(出)版的Tauchnitye丛书中,才知道有此文坛怪才。
变态性欲的数据我不敢用,不是中国可能接收的,但我也受过一些谷崎润一郎的影响。

楼适夷
这位先生十分老实,他从日本回来,觉得我的小说很像日本的“新感觉派”,因此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文艺新闻》上,当时并无什么反应。
近年来,我分辨了几次,我说我不属于这一类,他就写信来表示歉意。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日本的新感觉派(New-Sensiblitism )来源于战后(一战)德国,含意本来并不明确,我没有在英法文论中见过这个名词。

(3)主流问题
去年八月,刘慧娟来谈了二次。她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8.20)上发表了一大篇访问记,此文在大陆引起了一阵议论,而我自己到上月才见到复印本。此次谈话中涉及“主流”问题,请足下参看,我不重复了。

(4)《文学》
这个刊物是文学研究会办的,和《现代》是兄弟刊物,但他们不敢多用左翼作家的作品,而且后来也与鲁迅闹翻。在卅年代,《现代》和《文学》都不能说是“主流”,论政治态度,《现代》比《文学》左,论文学倾向,《现代》比《文学》更有现代意识。

(5)新诗
卅年代写诗的青年,有一群是直接受英法诗影响的。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穆木天、艾青都是法国派,卞之琳、南星、冯至……都是英美派(还有一个徐迟),有一大部分是聪明的摹仿者。
冯至是德国派。

Auden、Empson、Ishorwook都在清华、北大讲过课,二校青年诗人也受他们的影响。

这样,就产生了卅年代中国人的《现代》诗派。

又,T.S.Eliot的《荒原》是赵萝蕤译的,有叶公超的序文。Ezra Pound也由此而为中国青年诗人所知。

分明可以看得清,新月派是老一代的英美留学生的成就,他们读的都是十九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美诗。《现代》派诗人所受的外国影响是:①法国的后期象征派;②美国的意象派;③英国的“新签名派”(New Signature);④苏联的未来派,以Mayakovsky为代表。

包括左翼诗人田间在内,其实都是“现代派”。

(6)“小品文”的热潮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无关。
周作人提倡明人小品,讲“新文学的源流”,其意在反对载道文学。到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火炬,提倡小品文,就有了反左翼文学的潜意识。
我并不提倡“小品文”,不过赶热闹,编了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和一本《文饭小品》月刊。
鲁迅有一文:《论小品文的危机》,可参看。

(7)美国作家Dreiser出了一本A Gallery of Women,我写了一本《善女人行品》,都是写妇女的小说集,“行品”是佛经语,即“传记”、“行述”或Life,善男子,善女人,亦佛经语。“善”字是礼貌语,书名实即“几个女人的行为”。

这是施蛰存先生当年的原信:
欧梵先生:台北来信收到,先为你解答几个问题,这两天我公私事忙,过春节后再给你去信。
此问好。
施蛰存
1993年1月13日

有关“现代派”问答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良友画报》辟了个专栏,准备将重新“出土”的老作家介绍给海外读者。施蛰存先生是计划中的一位。这是当时的问答录,并经施先生润色。因当时的“气候”时晴时阴,又有人认为介绍作家“敏感”,此栏只刊出两岸的冰心、林海音、苏雪林等数位作家,因不言自明的原因而夭折,施蛰存、师陀、辛笛等计划中的作家也“胎死腹中”,这篇问答录未曾刊出。现在或嫌“过时”,对于了解当时施先生的观点,乃可参照。

此问答录与上述说明数据,皆具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研究者参考。一并录下:

问:现代派在三十年代的情况是怎样的?
施:你的问题不清楚,在三十年代没有人说我是现代派。

问:你是说,三十年代还没有这个名词吗?
施:不。已经有了,那是专指《现代》杂志上的诗的。它和“新月派”是对立名词,指两个刊物上的两群诗人的不同诗风。

问:那么,今日的现代派呢?
施:我也不知道谁是今天的现代派。不过,有些在创作手法及形式方面追求新倾向的作家被目为当今的现代派,也可以这样说。但事实上,既非现代,也未成为派。

问:那么,就请你说说,他们对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
施:我看他们还没有起什么明显的作用,因为从外国文学的情况来看,中国当前的所谓现代派,还不是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外国文学现在已是“后现代派”,而中国作家还不是“现代派”。

问:那么,依你看,他们是什么派?
施:你为什么一定要分“派”?

问:你不是承认诗有新月派、现代派吗?
施:事实上,这个“派”字,只是一群人的意思,不是一个文学流派。

问:在二、三十年代,你是有影响的新小说家,以后你就没有小说问世。作为什么放弃创作?
施:没有放弃。我现在还在创作。不过不写小说,只写杂文,写杂文不也是创作吗?

问: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写小说?
施:环境变了,失去写小说的环境。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我在上海,生活在文化人堆子里,朋友们不是作家就是编辑,我也似乎非写几篇不可。一九三七年以后,十年八年的战争,使许多作家搁笔了,不止我一个。

问:当年“现代派”小说家未形成一种趋势站派别,其它小说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吗?
施:中国的小说作家都是一人一个样,连“群”都说不上,别说“派”了。

问:不过,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创作家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倾向。
施:我当然不否定。不过,这种倾向还只是摹仿外国前后现代派。各人摹仿各人的对象,还没有共同的风格。

问:那么,不说现代派,就说这种倾向,你以为是好是坏?
施:当然是好。至少已经在开始从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

问:现在的中国文学,你认为还要不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施:我不喜欢这个名词?

问:不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施:因为不存在这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是当前的现实或过去的现实。而属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远景还没有成为现实。描写未来的事情还是浪漫主义。所以,我以为“革命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同一概念。

问:你以为国内现在的创作界有没有突破过去的条条框框?
施:我久已不关心新文学创作。难得看一二篇作品。不过,从许多电视剧来看,党领导人还是正面主角,尽管故事有多少转折,党的领导人总是最后解决问题的人。这个框框还没有突破。有些作品写两个书记,先是甲是乙非,最后是乙是甲非,这算是反映了领导作风的改革,不像过去那样——一个领导人正确到底。

问:你对当前文艺创作情况有什么感想,比如水平方面。
施:因为早已改了行,不搞创作了,所以对创作界少接触,也没有发生感想的机会。从我看过的一些作品中得到的印象是,现在小说中的语言都是作者分配给他们的,不是人物自己所有,而由作者记录下来的。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反映出来的文化水平还没有超出一个高中或大学生,一句话,我觉得有些作品写得很浅。有些作品还是鸳鸯蝴蝶派。

文章版权归《书城》所有,转载请与《书城》编辑部联系
(Email:
shucheng@99read.com )

思想.文化.书评月刊 定价:人民币12元
目录
第四十一期 2009年10月号
第四十期 2009年9月号
第三十七期 2009年6月号
第三十六期 2009年5月号
第三十五期 2009年4月号
第三十三期 2009年2月号
第三十二期 2009年1月号
第三十一期 2008年12月号
第三十期 2008年11月号
第二十九期 2008年10月号
第二十八期 2008年9月号
第二十七期 2008年8月号
第二十六期 2008年7月号
第二十五期 2008年6月号
第二十四期 2008年5月号
第二十三期 2008年4月号
第二十二期 2008年3月号
第二十一期 2008年2月号
第二十期 2008年1月号
第十九期 2007年12月号
第十八期 2007年11月号
第十七期 2007年10月号
第十六期 2007年9月号
第十五期 2007年8月号
第十四期 2007年7月号
第十三期 2007年6月号
第十二期 2007年5月号
第十一期 2007年4月号
第十期 2007年3月号
第九期 2007年2月号
第八期 2007年1月号
第七期 2006年12月号
第六期 2006年11月号
第五期 2006年10月号
第四期 2006年9月号
第三期 2006年8月号
第二期 2006年7月号
第一期 2006年6月号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