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先生二三事
--作者:古剑
关于“第三种人”与“书报检查员”的辨正
本人在征集施蛰存先生书简,准备编辑《施蛰存海外书简》(暂名)时,吴羊壁兄将其书简,连同与那封信同时写给他的这份数据一并交来。施先生之所以会写这份说明数据,缘于当时一位在港的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竹立先生,在《文汇报》写了篇有关施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九七九年施先生给吴羊壁回信时如是说:“承寄剪报一则,竹立先生虽然好意为我吹嘘,但其中事实却多不核实,今另写一纸奉上,不是要在报上更正,只是请你了解,以后如再有关于我的记述,可以作参考。”
我认为这份“辨正”是有价值的第一手数据。对研究施蛰存还有意义存焉。
这不是简单的辨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鲁迅的“第三种人”和“书报检查员”二事。施先生大半生受抑,皆与此二事关系密切。在四人倒台,天空忽晴忽阴,人人仍心有余惧时,鲁迅还是“老虎屁股”,他虽不吭一声,但若与已见诸报刊和书籍的书面文字,可看出他态度有微妙的变化;在后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访谈时,则更加明朗了。
施先生当时曾嘱羊璧兄不要发表,也在给我信中谈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意见,亦叮嘱生前不要发表。说明施先生于那时仍“心有余悸”,心防未解。
但是,现在是发表的时候了。
本件与其它数据曾交某刊,该刊除了影印原件第一小节当插图外,其余的全不见了,为存其真,因此再录其文刊出。
全文如下:
关于“第三种人”
在一九三○年代,我在上海文艺活动,是有意站在中间立场的,因为当时形势不得不如此,但我和杜衡不同,我从来不“自称”为“第三种人”,因为“第三种人”和“中间派”意义不同。“第三种人”到后来,站在反党立场上了,我还是左倾的。一九四○年,我在香港中华中学参加党的外围工作,办暑假补习班,是乔冠华领导的,当时杨刚、徐迟、叶浅予等都参加的。这可以说明我的中左倾向,而我和国民党绝无关系。
关于书报检查员
这是鲁迅对我的诬蔑,这个“定论”是鲁迅给我的“定论”,党并没有给我作这个定论。经过多次审查,我的政历从来没有人肯定我做过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官。只要举一个铁证:我只有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是国民党员同时是共青团员,当时的团员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左派,都是跨党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我脱离了两方面的组织关系,从此没有和国民党发生关系,既非国民党员,怎么会做书报检查员?
这是鲁迅对我的批判,我是不服的。但看他对周扬、夏衍也奚落得不成样子,我也只好自认晦气,不该触怒一个文坛霸权。他现在还是一个“老虎屁股”,所以我始终不吭一声。
关于我的讲课
解放后在华东师大教书,我不是不用马列毛观点,但青年人听不懂我的观点符合不符合马列主义,他们只要老师满口马列语录,就认为是马列主义的讲解,这点我是不屑做的。但无论如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我怎么能不引一句?也许这位竹立先生没有记住。
关于我的翻译工作
解放后,我译过七八种书,都是东欧文学,没有一本西欧文学。
关于我的学朮讨论文章
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七年春,师大中文系办过两次学朮讨论会。第一次我的报告是《论文学语言》,第二次我提出的论文是《汉乐府建置考》,可见我并没有“不肯拿出论文来”。
钱谷融提出《论文学是人学》这个报告会正是我主持的。在结束时,我就点出这个论文有点问题,“文学是人学”是高尔基提出的,并不错,但钱的论点对高尔基的论点有了发展,而其发展则有了些问题,这是可商榷的学朮问题。到后来,姚文元大肆罗织,把钱谷融打成反动文人了。
再前一年,师大的“红楼梦批判会”也是我主持的,我也讲了话。这不能说我不参加批判。
关于许杰
许杰当时是师大中文系主任、上海作主席。他因为贴了常溪萍的大字报,被常打成右派,他和我都是师大第一批打成的右派,并不是在“尾声”时期。顺便说明如此
《三十年代新文学情况》
在征集《施蛰存海外书简》时,李欧梵同时也把施先生这份《三十年代新文学情况》说明数据一并寄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欧梵研究施蛰存的小说,并同时为台湾的出版社编辑施的小说集。李欧梵向施先生请教了几个问题,这是他对李欧梵的解答,其中一些事对非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不仅“新鲜”,而且也长了知识。
三十年代新文学情况
(1)前卫
在一九二0年代,西欧的文艺思潮大多经由日本而影响到中国,Avant-garde这个名词是从苏联传到日本的,是一个属于左翼文学的名词,译作“前卫”,不叫“先锋”。
苏联二十年代的文学都是“现代派”,从Mayakovsky到Babel等人都自以为革命的“前卫”,这些人在文学上还是自由主义者,故斯大林不喜,到一九三一年,这些人都被清洗了,于是苏联不再有“前卫文学”。
这个名词,从日本传到中国,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间的事,我不记得我们的《新文艺》月刊中有无涉及?太阳社诸人有无提到?一九三一年之后,中国左联成立,苏联已否定了“前卫派”,因此,一九三七年以后,中国左翼作家不提“前卫”。
在中国,“前卫派”始终是一个左翼文学名词,存在的时间很短,故左右双方到一九三一年以后都不用了。
(2)颓废派
这个名词跟着王尔德的介绍、郁达夫的创作一起进入中国。这个译名,使中国青年有反感,不受欢迎。“颓加荡”大约是张若谷的创举,他是读法文的,这个译文显然是法文读音,只有郁达夫被称为“颓废派”,邵洵美属于“唯美派”,当年郁、邵的追随者,有朱维基、芳信、林微音、夏莱蒂诸人,办了一个杂志《绿》,出了四五期即废刊。
Sade、Masoch
这些人只有郁达夫提到过,江绍原也在他的文章中讲到,在中国文化界很少人知道。我是从H.Ellis的《性心理学》中知道的,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他们的大量作品,还是你供应我的(孙康宜也为我买到一本)。在30年代,这两个人的书不易买到,在英法也还是限定版。
Le Fanu
是一个笔名,真名William Sharp。
这是个爱尔兰作家,我买到他的一本小说,在德国(出)版的Tauchnitye丛书中,才知道有此文坛怪才。
变态性欲的数据我不敢用,不是中国可能接收的,但我也受过一些谷崎润一郎的影响。
楼适夷
这位先生十分老实,他从日本回来,觉得我的小说很像日本的“新感觉派”,因此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文艺新闻》上,当时并无什么反应。
近年来,我分辨了几次,我说我不属于这一类,他就写信来表示歉意。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日本的新感觉派(New-Sensiblitism )来源于战后(一战)德国,含意本来并不明确,我没有在英法文论中见过这个名词。
(3)主流问题
去年八月,刘慧娟来谈了二次。她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2.8.20)上发表了一大篇访问记,此文在大陆引起了一阵议论,而我自己到上月才见到复印本。此次谈话中涉及“主流”问题,请足下参看,我不重复了。
(4)《文学》
这个刊物是文学研究会办的,和《现代》是兄弟刊物,但他们不敢多用左翼作家的作品,而且后来也与鲁迅闹翻。在卅年代,《现代》和《文学》都不能说是“主流”,论政治态度,《现代》比《文学》左,论文学倾向,《现代》比《文学》更有现代意识。
(5)新诗
卅年代写诗的青年,有一群是直接受英法诗影响的。李金发、戴望舒、王独清、穆木天、艾青都是法国派,卞之琳、南星、冯至……都是英美派(还有一个徐迟),有一大部分是聪明的摹仿者。
冯至是德国派。
Auden、Empson、Ishorwook都在清华、北大讲过课,二校青年诗人也受他们的影响。
这样,就产生了卅年代中国人的《现代》诗派。
又,T.S.Eliot的《荒原》是赵萝蕤译的,有叶公超的序文。Ezra Pound也由此而为中国青年诗人所知。
分明可以看得清,新月派是老一代的英美留学生的成就,他们读的都是十九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美诗。《现代》派诗人所受的外国影响是:①法国的后期象征派;②美国的意象派;③英国的“新签名派”(New Signature);④苏联的未来派,以Mayakovsky为代表。
包括左翼诗人田间在内,其实都是“现代派”。
(6)“小品文”的热潮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无关。
周作人提倡明人小品,讲“新文学的源流”,其意在反对载道文学。到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火炬,提倡小品文,就有了反左翼文学的潜意识。
我并不提倡“小品文”,不过赶热闹,编了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和一本《文饭小品》月刊。
鲁迅有一文:《论小品文的危机》,可参看。
(7)美国作家Dreiser出了一本A Gallery of Women,我写了一本《善女人行品》,都是写妇女的小说集,“行品”是佛经语,即“传记”、“行述”或Life,善男子,善女人,亦佛经语。“善”字是礼貌语,书名实即“几个女人的行为”。
这是施蛰存先生当年的原信:
欧梵先生:台北来信收到,先为你解答几个问题,这两天我公私事忙,过春节后再给你去信。
此问好。
施蛰存
1993年1月13日
有关“现代派”问答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良友画报》辟了个专栏,准备将重新“出土”的老作家介绍给海外读者。施蛰存先生是计划中的一位。这是当时的问答录,并经施先生润色。因当时的“气候”时晴时阴,又有人认为介绍作家“敏感”,此栏只刊出两岸的冰心、林海音、苏雪林等数位作家,因不言自明的原因而夭折,施蛰存、师陀、辛笛等计划中的作家也“胎死腹中”,这篇问答录未曾刊出。现在或嫌“过时”,对于了解当时施先生的观点,乃可参照。
此问答录与上述说明数据,皆具一定的史料价值,可供研究者参考。一并录下:
问:现代派在三十年代的情况是怎样的?
施:你的问题不清楚,在三十年代没有人说我是现代派。
问:你是说,三十年代还没有这个名词吗?
施:不。已经有了,那是专指《现代》杂志上的诗的。它和“新月派”是对立名词,指两个刊物上的两群诗人的不同诗风。
问:那么,今日的现代派呢?
施:我也不知道谁是今天的现代派。不过,有些在创作手法及形式方面追求新倾向的作家被目为当今的现代派,也可以这样说。但事实上,既非现代,也未成为派。
问:那么,就请你说说,他们对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
施:我看他们还没有起什么明显的作用,因为从外国文学的情况来看,中国当前的所谓现代派,还不是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外国文学现在已是“后现代派”,而中国作家还不是“现代派”。
问:那么,依你看,他们是什么派?
施:你为什么一定要分“派”?
问:你不是承认诗有新月派、现代派吗?
施:事实上,这个“派”字,只是一群人的意思,不是一个文学流派。
问:在二、三十年代,你是有影响的新小说家,以后你就没有小说问世。作为什么放弃创作?
施:没有放弃。我现在还在创作。不过不写小说,只写杂文,写杂文不也是创作吗?
问: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写小说?
施:环境变了,失去写小说的环境。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我在上海,生活在文化人堆子里,朋友们不是作家就是编辑,我也似乎非写几篇不可。一九三七年以后,十年八年的战争,使许多作家搁笔了,不止我一个。
问:当年“现代派”小说家未形成一种趋势站派别,其它小说家的情况也是这样吗?
施:中国的小说作家都是一人一个样,连“群”都说不上,别说“派”了。
问:不过,不能否定中国文学创作家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倾向。
施:我当然不否定。不过,这种倾向还只是摹仿外国前后现代派。各人摹仿各人的对象,还没有共同的风格。
问:那么,不说现代派,就说这种倾向,你以为是好是坏?
施:当然是好。至少已经在开始从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
问:现在的中国文学,你认为还要不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施:我不喜欢这个名词?
问:不喜欢的理由是什么?
施:因为不存在这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是当前的现实或过去的现实。而属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远景还没有成为现实。描写未来的事情还是浪漫主义。所以,我以为“革命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同一概念。
问:你以为国内现在的创作界有没有突破过去的条条框框?
施:我久已不关心新文学创作。难得看一二篇作品。不过,从许多电视剧来看,党领导人还是正面主角,尽管故事有多少转折,党的领导人总是最后解决问题的人。这个框框还没有突破。有些作品写两个书记,先是甲是乙非,最后是乙是甲非,这算是反映了领导作风的改革,不像过去那样——一个领导人正确到底。
问:你对当前文艺创作情况有什么感想,比如水平方面。
施:因为早已改了行,不搞创作了,所以对创作界少接触,也没有发生感想的机会。从我看过的一些作品中得到的印象是,现在小说中的语言都是作者分配给他们的,不是人物自己所有,而由作者记录下来的。换句话说,这些作品反映出来的文化水平还没有超出一个高中或大学生,一句话,我觉得有些作品写得很浅。有些作品还是鸳鸯蝴蝶派。
文章版权归《书城》所有,转载请与《书城》编辑部联系
(Email: shucheng@99rea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