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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转折之际——关于新发现的沈从文致黄永玉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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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刘白羽所写关于钱正英的通讯

转折之际

--关于新发现的沈从文致黄永玉的信

作者:李辉

沈从文先生去世三个月后,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六日,黄永玉先生在香港完成了长篇散文《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表叔沈从文》。这是他继《太阳下的风景》后第二篇关于沈从文的长文。如今,这两篇散文,堪称描写沈从文的精彩文字。
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黄永玉写道:

一九五三年以前,我住在香港,一直跟表叔有书信往来。除我自己的意愿之外,促使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有两位老人,一是雕塑家郑可先生,一个就是从文表叔。由于我对于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也由于我对两位老人道德、修养的尊敬和信任。最令我热心沸腾的是,我已了解到从文表叔当时的处境很坏,他的来信却是排除了个人痛苦而赞美共产党和新社会。他相信我比他年轻,因而能摆脱历史的因素,为新社会贡献所长。道理十分通达易懂,真诚得比党员同志的劝谕更令我信服。可惜所有的通信,那些珍贵的蝇头毛笔行书,都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毁了。(《比我老的老头》,第94—95页,作家出版社)

令人惋惜的烧毁。这就难怪《沈从文全集》书信部分百万字之多,除收录一封写给黄永玉夫人梅溪的信之外,却无一封写给黄永玉的信。我们只能根据黄永玉的转述,略为了解沈从文在历史转折之际的思想变化。不过,我一直心存侥幸,希望某一天发现新的史料,可以从中具体了解到沈从文对黄永玉人生道路选择的直接影响,从而也就为计划写作的黄永玉传记补充重要内容。

期待没有落空。

二○○七年七月,香港时代广场举办黄永玉先生的一个大型艺术展,以故乡凤凰为主题。主办方邀我前往,并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相关话题与香港观众交流。我欣然与黄先生同往。

位于香港铜锣湾的时代广场,一时间似乎成了凤凰与黄永玉的世界。 室外场地上,由主办方精心搭建的凤凰古城的建筑景观,与陈列的黄永玉雕塑相辉映。室内二层偌大的大堂,被布置成了别开生面的展厅。室内主要为绘画作品,且大多描绘故乡风景。展板上方,特意设计成凤凰古城灰黑格调为主的屋顶翘檐,数十块展板交错排列,远处望去,恰如凤凰那一番老巷屋顶鳞次栉比景象。

黄永玉生平图片展览中,他与故乡凤凰、与表叔沈从文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内容。站在两人的合影前,我不由得想到,这一次展览实际上有着特殊的历史意味。

黄永玉在香港举办第一次展览是在一九四八年,距此次时代广场展览正好六十年。正是在第一次展览举办之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让沈从文和黄永玉两代凤凰人一起站在了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前者,旧与新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他。他因过去种种而徘徊、惶恐、焦虑,随之精神失常,难以自控,竟然选择自杀方式试图摆脱痛苦。后者则始终关心与关注着表叔的一切。显然,前者的情绪发展,对未来生活道路的选择,势必影响后者的香港去留。
六十年已然过去。在此次展览的开幕式上,黄永玉迎来了他的老朋友查良镛(金庸)先生。吃饭时,黄永玉指着身旁的金庸对大家说。“他比我大几个月,今年都是八十四岁。但那时我们都叫他小查。”金庸笑笑,说:“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

那时——即是六十年前。原来,一九四八年后,黄永玉与金庸都在香港《大公报》工作,前者为副刊工作,后者则负责翻译外电时事报道。他们曾同在一个办公室。当时他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如今则以各自的成就而享誉海内外,他们在《大公报》的共事经历,可算是香港文坛的一段佳话。可惜,尚无人以此为题将之描述出来。

黄永玉回忆说,他于一九四八年年底从台湾抵达香港后,即由左翼文化界领导安排,帮忙《大公报》副刊画插图和题花。虽非《大公报》职员,但每日均到报馆上班。后来,还参与了《新晚报》的创刊。当年,兴趣所致,除继续创作木刻作品外,他还开始撰写美术评论和散文,包括图文相配的连载等。当时编辑《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的,是后来以罗孚、柳苏等笔名而著称的罗成勋先生。黄先生早就告诉过我,在一九五三年离开香港到北京之前,他曾在《大公报》及《新晚报》上以黄永玉、黄笛、椿屋大郎、张观保等笔名发表木刻、散文、美术评论、连载等。就在此次宴席上,我决定利用在香港的几日时间,去查阅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之间的香港《大公报》。我希望能有所发现。

在《大公报》总编辑周庆先生的关照下,承蒙《大公报》资料室的热情帮助,搬出了这几年的老报纸供我查阅。几个下午与晚上,我在故纸堆里消磨时光。幸运的是,一页一页的翻阅,竟有了不少收获。除搜集到黄先生的不少作品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意外发现,是沈从文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写给黄永玉的一封长信。该信以《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为题,发表于同年八月十一日《大公报》上。

沈从文写此信之时,距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自杀获救不到四个月。由沈公子虎雏先生编撰的《沈从文年表简编》称,沈从文一九五○年六月十二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他一九四九年后首次发表的文章”。那么,《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一文的发现,无疑填补了一个空白,它应是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且在他的人生发生巨变之时。它是沈从文在历史转折之际的情绪与生活的特殊记录,同时,对了解黄永玉的人生轨迹变化,也有着特殊意义。

走进一九四九年,黄永玉在香港一直牵挂着沈从文的安危。

此时黄永玉俨然已是香港左翼文艺界的一名年轻而生机勃勃的成员。他所参与工作的《大公报》,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放弃以往非党非派的独立性,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的萧乾先生所说,在《大公报》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杨刚的策动下,《大公报》宣布“起义”,成为了革命阵营的报纸。

年轻的黄永玉投身于革命之中。在香港,他周围活跃着一批中共文化界领导人和著名左翼人士,如聂绀弩、楼适夷、王任叔、司马文森、张天翼、蒋天佐、臧克家等,而编辑《大公报》“大公园”副刊的罗孚,本身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这样的文化圈子里,黄永玉为新时代的来临而兴奋,他回忆说,他当时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儿。

沈从文则截然不同,他处在历史转折重新选择的关口。左翼文化界对沈从文的批评,多年来或重或轻一直没有停止过。
以前的论争大多局限于文艺观点的分歧,但一九四六年后,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沈从文发表了一些批评内战的文章,因此被左翼文化界视为“反动文人”,随着新时代的一天天接近,对他的批评就自然而然变得愈加激烈。

对沈从文的猛烈讨伐,是由香港的左翼文化界发动的,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郭沫若的檄文《斥反动文艺》。身在香港的黄永玉,当然能够感受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

黄永玉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解放前夕,他写过不少信,给我报告北京的时事以及自己当时的感想。他直率地表示不了解这场战争,要我用一千、一万、十万张画作来反对这场让老百姓流血吃苦受罪的战争。我觉得自己的认识在当时比他水平高一点,能分清什么是“人民战争”和其他不义战争的性质。何况打倒国民党蒋政权反动派是当时有目共睹的好事,除了共产党和解放军,谁有本领做这种事呢?说做,不就成了吗?(《这些忧郁的碎屑》)

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黄永玉凭记忆摘录沈从文写给他的一封信:“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

九十年代初,我曾就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之事访问过楼适夷先生。在谈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情况时,他曾说道:“当时我和黄永玉都在香港,听说沈从文害怕将来无路可走后,就要黄永玉写信告诉沈从文: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1990年5月18日与本文作者的谈话)

黄永玉的来信无法使沈从文摆脱历史转折之际的困惑与惶恐。正在此时,一九四九年春天,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加重了他的病情。同在北京的汪曾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进步学生社团自己干的。……这篇壁报对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直接的原因,就是这张大字壁报。(《沈从文转业之谜》)

突如其来的这种阵势,沈从文害怕到了极点。一生中他经历过许多磨难,但眼前发生的情况却是他从未见识过的,他不知道他这片被卷起的枯叶,会飘向何处。他显然更加恐惧在解放军进城之后,自己的未来更加难以预料。他逐渐出现汪曾祺所提到的精神失常现象。在家里,站在窗前,望着胡同里来往的人,他会紧张地说:“他们来抓我来了”

据《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发展成精神失常。三月二十八日,他选择了自杀,遇救后送入精神病院。

沈从文的病情和自杀细节,张兆和在几天后写信告诉沈从文的大姐和大姐夫:

上次我信中曾提到二哥这几个月来精神不安的现象,但是这种不安宁,并不是连续的,有时候忽然心地开朗,下决心改造自己 ,追求新生,很是高兴;但更多的时候是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为说的太多,我反倒不以为意。他那种不近人情的多疑,不单是我,连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失之常态,不可救药。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三月二十八的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现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张兆和致田真逸、沈乐锟等》,1949年4月2日,见《沈从文全集》19卷第2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不幸中之万幸,沈从文遇救后病情好转得很快,情绪也日趋稳定。

自杀获救一个星期后,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一位老朋友前来探望。这一天,也许可看作他的精神好转的一个标志。

来访者是杨刚。杨刚原名杨缤,三十年代初燕京大学的学生,是萧乾的好朋友。经萧乾介绍,她与沈从文认识,颇受后者器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杨刚堪称一位奇女子。她是名记者,同时也从事小说和诗歌创作,其诗充满奔放豪爽的阳刚之气。燕京大学期间,她与萧乾一起帮助美国记者斯诺编选中国当代小说选《活的中国》,该书曾请鲁迅作序。在此过程中,斯诺特地请杨刚用英文创作一篇自传体小说,反映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的变化。斯诺在介绍“杨刚”这个笔名时写道:“这是一位中国女作家的笔名,她出生于湖北的一个高贵门第,父亲是省政府要员。作者敢于运用社会题材来表现解放,这一定会使那些深信中国文艺家不能同过去决裂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大吃一惊。”

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成功策动香港《大公报》起义后,杨刚被调到了天津,这里是《大公报》的发祥地和本部所在地。中共获得平津战役胜利后,天津《大公报》已易名为《进步日报》,杨刚前来担任副总编辑。三十年代时,沈从文曾担任过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后来由他介绍萧乾进入《大公报》,接替他的工作。因此,他与《大公报》有着很深的渊源。对于大病初愈的沈从文来说,由杨刚这样一个具有多层关系和意义的老朋友前来探望,显然更容易接受和感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正在北平(此时尚未更名为北京)召开,想必杨刚是出席这一大会才得以有机会探望沈从文。这位早就“同过去决裂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友人,走进精神病院,看望获救后的沈从文,希望给他以精神鼓励和安慰。

情况也正如此。据沈从文第二天所写杂感,杨刚来看望他时,特地为他带来了《人民日报》和《进步日报》等几份报纸。他说,正是读了这些报纸上的文章,他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仿佛走出了阴影,可以与往事干杯告别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沈从文这样写道:

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沈从文全集》19卷,第25页)

经查,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并非标明为副刊,但为了配合正在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集中刊载了一组妇女先进人物的通讯。四篇通讯分别是:《女司令刘虎成》(无署名)、《与洪水搏斗——记治河女工程师钱正英》(署名刘白羽)、《坚持敌后斗争的女英雄李秀真》(署名晓鲁、勇进、韦英)、《合作英雄张秋林》(署名韦荧)。这些作者中,刘白羽早在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前就开始文学创作,沈从文不陌生,故在日记中以“白羽”称之。

沈从文还写道:

从这几篇文章中,让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国家的长成,作家应当用一个什么态度来服务。这一点证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记录实在是一个历史文件,因为它不仅确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责任,还决定了作家在这个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务。这一个历史文件,将决定近五十年作家与国家新的关系的。上期有萧参著《坚决执行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一文,可惜没有见到。从推想说,一定是对当前和未来能完全配合得极密切的。(同上)

此处所提“萧参”应是“萧三”之误。估计沈从文书写时将“三”写成繁体“叁”,整理者不察而误为“参”。查阅此日专版,见版面左下角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启事》:“上期刊所载萧三之《坚决执行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一文,待下期续完。”沈从文在日记中提到此事,足见他阅读之细。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他对杨刚的来访十分重视。可以相信,像杨刚这样一位老资格、有影响力的党员和朋友来看望他、关心他对处在失落、幻灭中的沈从文无疑会感到温暖与鼓舞。

阅读四月二日的报纸,对沈从文产生的最大影响,莫过于他开始转而从群众即工农兵的角度反省自己,进而否定他所说的“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这一点在这一天的日记乃至随后写给黄永玉的信中都可以看到。

譬如,沈从文提到刘白羽所写钱正英的通讯感触很深。这篇通讯以采访方式,报道钱正英(后来担任过水电部部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如何投身革命,参加解放区的水利工程建设,但作者突出的是主人公对群体力量的推崇:

钱正英笑着告诉我:“只要和群众站在一起,就有了无穷的力量。”

钱正英经历无数斗争,终于成了一个人民的工程师了,她现在是山东省河务局副局长。当我访问她时,他谦虚地告诉我:“真正的工程师是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这句话是十分深刻的。她不愿说她个人的事情,她推荐她斗争中的战友……更多的是从淮河、浑河到黄河的千百万劳动者,她推荐他们的劳绩。(《与洪水搏斗——记治河女工程师钱正英》)

触动沈从文的显然是这样一些表述。

几天后,杨刚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又给沈从文写来一信。她说,她已将他的近况转告了北平的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他们对沈“决心向人民中间走的意思”很感动。负责人之一沙可夫已决定,请吴晗最近几日去看沈。吴晗是沈从文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公学教书时的学生,与张兆和同窗,抗战期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与沈从文也是同事。此时,吴晗担任北平军管会副代表,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正是权威日隆之时。请吴晗这样一位与沈从文有着特殊关系的领导人前来探望并商量工作安排,可谓杨刚和沙可夫等人用心良苦。

在信中杨刚最后还这样开导与告诫说:

精神的转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能经由痛苦而从头检讨自己,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反而是最好的。这可以看得更透,认得更明,站立得更坚定。这比较轻松容易的变化更好。尤其是对于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最有益。我和许多朋友都相信你最终是属于人民的。(《沈从文全集》,19卷,第33页。)

由此看来,杨刚对沈从文在历史转折之际的变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杨刚后来的遭际却没有沈从文幸运。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杨刚于一九五○年十月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后担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及《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她因遗失一个重要笔记本等原因,陷入类似于沈从文一九四九年春天时的精神状态。十月七日,身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杨刚自杀身亡。一代奇女子竟如此结束生命!沈从文获悉杨刚噩耗时,想必会为之痛惜而落泪。他应该不会忘记一九四九年四月五日杨刚的来访和随后的精心安排。杨刚陷入精神困境时,正值反右斗争风云变幻人人自危之际,有人如她当年援助沈从文一样向她伸出过援助之手吗?无法得知。

且回到一九四九年四月。自杨刚来访后,沈从文及全家的生活渐趋正常。五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六月,应邀在北平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办公处与丁玲会见;其后,丁玲曾邀何其芳同到家中看过他;会见中丁玲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以后他和张兆和也曾去丁玲在东总布胡同的住处回访;六月,解放军苗族将领、他的凤凰旧友朱早观(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来家中看望,鼓励他振作精神为新社会工作;七月,来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巴金、李健吾、章靳以等朋友到家中看望他。(参见《沈从文年表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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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从左至右: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及李健吾

据巴金回忆,此次在北京开会一个多月,他曾多次前去看望沈从文。巴金等均是沈从文三十年代初结识的老朋友,他们的来访,对他也是莫大的安慰。

生活趋于正常,情绪逐步稳定,思想发生转折性变化,正是在此时,沈从文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给黄永玉写出了一封重要书信。

黄永玉说,当时收到沈从文这封长信,看到表叔走出了自杀阴影,心情骤然明朗且对工作充满热情,不由得兴奋不已。心里一直悬挂着的石头,也随之落地。他当即把信交给罗成勋等几位朋友传阅,他们都为之高兴。他们商定,全文发表这封信。一方面可以让海内外牵挂沈从文安危的友人和读者放心,另一方面,作为一家已经接受中共领导的报纸,更有必要借此展示新时代的活力与感染力。

沈从文这封写给黄永玉的信,发表于《大公报》“大公园” 副刊时,报纸尚采用中华民国纪年,为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日(星期四,第八版,即1949年8月11日),距他信末注明写信日期“七月十六”不到一个月。

此信在“大公园”作为头条发表。收信人姓名隐去,以××代替,标题《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署名“沈从文”,由编者拟定,并加框写一说明:“这是沈从文先生自北平寄给留港的一位木刻家的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二十年以笔离群的作家,如何觉今是而昨非,在根本上重造自己。”标题下面配以题花。题花为两条小船,寓漂泊之舟找到了栖身港湾之意。这题花正是由黄永玉亲笔所绘。文中还发表有一幅速写《靠煤渣堆生活的人》,作者为画家关山月。此画与沈从文信中内容无关,似是因为副刊版面美术设计需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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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黄永玉为该文所画题花

黄永玉说,《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发表后,应该给表叔寄去过报纸。编辑《沈从文全集》时,可能没有发现这篇文章。

读《我们这里的人只想做事》,可以参阅沈从文一九四九年七月左右另外一封写给友人刘子衡的信(《沈从文全集》19卷,第45页),其情绪、思路及表述均相似。突出的一点是,沈从文强调自己“与群游离”,在新时代中被毁废是不可避免之事。将个人以往完全抛弃,无条件地消融于群体之中,这是沈从文在历史转折之际走出幻灭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且不管他是否真的能做到。

根据黄永玉回忆,在七月十六日这封信之后,沈从文还有来信。由于原信已毁去,只能在他的《这些忧郁的碎屑》中读到转述的片段。如沈从文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工作被安排至历史博物馆,他在信中这样告诉黄永玉:

……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可知解放广大人民之不易……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我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亦算为人民小作贡献……我得想像不到之好工作条件,甚欢慰,只望自己体力能支持,不忽然倒下,则尚有数万数十万种文物可以过目过手……

沈从文写给黄永玉的信,总是充满投入新时代的热情,并为新的北京描绘出勃勃生机。他详细描述准备转向工艺美术史研究的计划,鼓励黄永玉从香港到北京来,与他一起开始新的生活。表叔的召唤,令黄永玉为之向往。
一九五○年三月二日,沈从文进入华北大学,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这一年夏天, 黄永玉、张梅溪夫妇从香港来京探望。这是他们夫妇第一次来到北京。他们一方面要探望表叔,一方面也是要实地感受北京,以便决定是否离开香港到北京来。

黄永玉在《太阳下的风景》中这样记述此次的北上:

解放后,他是第一个要我回北京参加工作的人。不久,我和梅溪背着一架相机和满满一皮挎包的钞票上北京来探望从文表叔和婶婶以及两个小表弟了。那时他的编制还在北京大学而一人已在革命大学学习。记得婶婶在高师附中教书。两个表弟则在小学上学。

我们呢,年轻到了家,各穿着一套咔叽布衣服。充满了简单的幼稚的高兴。……表叔的家在沙滩中老胡同宿舍。一位叫石妈妈的保姆料理家务。我们发现在北方每天三餐要吃这么多面食而惊奇不止。

我们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不到就返回香港,通信中知道表叔已在“革大”毕业,并在历史博物馆开始新的工作。(《太阳下的风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第一次来到北京,带有相机的黄永玉与梅溪游遍北京名胜,拍摄了一批风景照,更为难得的是他与沈从文的合影,为我们留下了此时他们的影象记录。

北京之行与表叔一家团聚,亲身感受新时代的兴奋,黄永玉做出了以后来北京生活的决定。返回香港后,他们写信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沈从文,沈从文于一九五○年九月十二日给梅溪写去一封约三千多字的长信,这封信有幸被保留下来,收录在《沈从文全集》中。了解沈从文与黄永玉转折之际的变化,这封信值得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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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沈从文与香港来的表侄黄永玉在家门前

沈从文在回复梅溪的信中说,他们的来访为自己一家带来了快乐:

你俩小夫妇来,给孩子们真带来一份永久的春天!到现在,我们和石妈总还是把你们的善良和活泼,当成一个“漫谈”说下去的。……永玉为孩子们作的画相,看到的朋友都觉得自己如被画一下,十分幸运。因为几个专家也认为是“杰作”的。都欢喜的,可惜不为我画一个。(《沈从文全集》,19卷,第83页)

得知他们已有计划将到北京来生活,沈从文尤为兴奋。他说,愿意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黄永玉,还为他们两位从文学和艺术两方面设计发展方向,鼓励他们以自己的创造而尽快融于新的社会。半个多世纪后读此信,仍然可以强烈感受到沈从文似乎全然抛弃旧我之后的镇静与从容。他这样写道:

读你们的来信,说到将来会来北京住下去,我是如何高兴!趁我头脑还能得用时来,有些对于工作的本质理解,有些看法,有些未能完成的理想,有些具发展性和延续性的工作经验,一定会对于永玉有用处的。

……
正如毛主席在文件所说,共产党到了都市,一年来有些事都闲下来了,有些事生疏了,有些新事又得重新学习。你们这一代最要更加深加强学习的,似乎应分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新还是离不了从“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出发,有关这一点,北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国家一切工作的推进,都要从这二点出发,才可见功。(同上,第85页)

沈从文甚至还向黄永玉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永玉将来还得到东北去走走,西北走走,看看云冈敦煌,和黑龙江的黑土,鞍山大铁矿,以及内蒙古包中的大小蒙古人,这一切对你们都需要,学画和文学全需要。可得先有个准备条件,即把身体弄好。你们两人都得在健康上也努点力。

加强学习,是爱国家一个条件。国家事情多,要一个人敌十个人用。要鼓励永玉多作点事,这也就是你的创作的一部分。我两年来写信能力全丢失了,不知可说得对不对。

收到此信,一年零五个月后,一九五三年二月,黄永玉带着妻子梅溪和刚刚七个月大的儿子黑蛮,离开香港,前往北京。

火车抵达位于前门的北京火车站。年过半百的沈从文,一个人站在月台上迎接他们。至此,沈从文和黄永玉叔侄两人的历史转折都已结束,他们即将一起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

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历史转折之际,曾发表过一首轰动一时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时间开始了”——一个富有激情也富有历史感的表述。对于在北京二月寒冷中重逢于前门火车站月台上的两代凤凰人——沈从文与黄永玉——来说,时间真的重新开始了。
 
完稿于二○○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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