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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生:动外静里说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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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名门闺秀》东方蝃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6月版

动外静里说东方

--作者:王鸿生
 
感谢还有像陈子善、吴福辉这样的学者,在现代文学史料的钩沉中打捞出了东方蝃蝀(李君维)先生的作品。其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人们对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上海市民生活的了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们的文学史记忆。当我们的记忆被各种意识形态或删繁就简的历史叙述控制时,最能打破控制、祛除记忆虚假性的,不啻是史料工作所发掘、所擦亮的被遗忘的事实。尤其当几位健在的作为李君维同代人、好朋友的老先生,以各种鲜活的细节带我们进入这位张爱玲传人的生活世界时,一种久违了的上世纪四十年代海派文学的历史现场就恍惚再现了。不管沉默还是开口,老人本身就是历史,一如那些尘封的纸页和文字,总是能让我们呼吸到业已消逝的时光的气息。

 “半新不旧”这个词,是我读东方蝃蝀小说的整体感受。他使用的汉语是半新不旧的,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是半新不旧的,流露出的生活哲学也是半新不旧的。 这些印象自然隐含着后设者的感知距离。但在叙事话语层面,这“半新不旧”却意味着传统文化和摩登时尚所构成的一个矛盾的张力空间,其中当包含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相互拮抗的文化信息。有趣的是,动于外、静于里,东方先生的文学感知方式乃典型的东方思维,并不追随动荡不安的时间步履来为故事赋形。所以,这“半新不旧”又不表现为由“旧”到“新”的过渡,反而是亦古亦今、亦中亦洋,呈一派混和、淡定甚至有点儿怡然的文化随意状态。谁说穿长袍就不能抽雪茄呢?

这里,不妨把现代海派文学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城市书写做一个简略比较。例如上世纪四十、五十 年代出生的程乃珊、陈丹燕等女作家,她们所追忆、所想象的老上海生活,和东方蝃蝀那一代人所亲历的生活之间的距离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想,主观投射之强弱大概是一道美学的分水岭。一个就站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写,决无什么“现代性”、“都市文化”之类的观念预设;另一个却要打听着前人的生活写,且不得不在重构和想象的过程中添加若许意愿成份,——两相对照,至少文学真实性的成色就有了分殊。不难感到,无论生活还是笔调,东方蝃蝀都延续着传统文化的风神,而先经“文化革命”再经“西风洗礼”的后一代人下笔,传统文化的底蕴就少多了,韵味也不对了,甚至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点追慕昔日中产阶级神话的俗气。东方先生也写上层公馆生活,但你感觉不到有任何炫耀的地方,不会产生那种甜腻腻的感觉,读着读着,反而有一股苍凉的东西漫洇开来。这东西才是真正的文学的东西。这种对人生的苍凉感受一旦抹去,文字格调便高下立见。王安忆的《长恨歌》之所以打动我们,在我看来,多半也是得力于弄准了王琦瑶故事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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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伤心碧》东方蝃蝀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6月版

可能和明清小说的影响有关,东方蝃蝀的小说并不讲究透视、聚焦,而是采用“随手拈来”的取材方式。这样,不仅为织入丰富多样的生活细节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造就了一种叙述人和人物的平等关系,它不是站在上面审视、批判,也不是站在底下仰望、揣度,而是好像环绕在故事和人物的左右,亲切从容,娓娓道来。这种特别东方化的叙事距离,当然也有问题,虽然含蓄、隽永,往往开掘不深,但好处是不易主观化、掉书袋,把小说变成观念的摹本。颇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东方蝃蝀写这些作品时才二十多岁,语言上却已经非常老道、纯熟,完全没有青年人的乖张或生涩之气。今天二十多岁的人,可能文化知识水平、外语能力未必比他差,但一写东西,漂浮、放浪、学生腔、概念化、为赋新诗强说愁等等就出来了。

同样受现代教育,为什么那一代人的中文功底那么好?又那么有平常心?这真是让人欲说还休的问题。大概说来,素朴与奇巧,入心与入理,生活在此处与生活在别处,当缘于隔代人完全不同的社会遭际、审美风尚和语言涵养。不擅于强烈刻画,不怎么爱发议论,一切好像显得很平淡,但又渗透着若多人生况味,二十多岁的人一起步,就能一脚踏到汉语小说的门径,其法门何在?乃在于经验的具体性,故事和人物的可触摸性,用东方先生自己的语汇来说,就是“文字的潮湿”,“感觉的潮湿”。

其实,东方蝃蝀的创作量不是很大,但就现存的作品来看,他所提供的上海在开埠以后形成的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已表达得相当完整。他们那一代城市白领,年轻时也属于挺贪玩的人,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寻找和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虽然离“革命”有点遥远,但对生活、对社会、对个人的理解,已经有了一些比较自觉的东西。他们的自由主义的生活哲学,在以后漫长而激烈的生活变动中将遭遇什么?他们将如何建立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又如何保持或调整这样一种生活哲学?都是一些很有趣的话题。就拿大家注重的《名门闺秀》来说吧,这部小说的后半段显然已经离开他固有的味道了,无形之中,意识形态对他的改造和限制已经起了作用,以致艺术表达上出现了裂隙,甚至不乏牵强、生硬之处。可是,当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君维拾笔写《伤心碧》时,他居然轻松自如地捡回了那个曾经的“东方蝃蝀”。

在我读来,他写得最好、风格也最统一的作品,便是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初期和晚近九十年代的作品,这之间的距离是五十年。人是太容易为外力所左右,也太容易修改自己、改变自己了。试想,若不是由于内心世界的顽韧,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五十年里,把早先练就的语言、视角、文笔、感受方式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呢?尤其是考虑到这半个世纪里,他还写过无数公文、报告,又处于思想、生活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叙述惯性”的谜。如果要揭示这谜里春秋,自可列出方方面面,但窃认为,与此最具干系的还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恒久性,往具体处说,也就是上海市民哲学的稳定性。说起来,谋生打工、恋爱结婚、饮食男女、生老病死,毕竟是谁也逃不脱的,于此亦可见,人生有几多无常之变幻,便有几多恒常之不变。东方先生的小说之旅始于日常又归于日常,究竟幸耶?非耶?其间得失自难一言以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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