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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根: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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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文革中的冰心文(1975年)

 

私语的品格与价值

作者:王炳根

书信是冰心善用的文体,她的大量的写给少年儿童阅读的作品,便是以“通讯”的方法,即书信的文体。从《寄小读者》到“再寄”“三寄”以及诸多的单篇文章,都取书信体,冰心七十年余的创作生涯,从未间断给孩子们写信,书信这个文体,将她与“小读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冰心还有大量的一般意义上的书信,写给她的家人、她的朋友或报刊社、出版社的编辑。目前搜集到的这类书信,最早的一封是一九二八年写给《真善美》杂志的编辑张若谷先生,最晚的一封是一九九五年写给巴金先生的,前后的跨度为六十七年,书信的总量大约有三百余封。这些书信一部份收入《冰心全集》,大部分则还散落在外。由于收入《冰心全集》中的书信和其他作品按编年体编排,往往是短短几行字的书信,容易被大量的其他作品所淹没。在冰心其它的《文集》《选集》中,也没有“书信”卷与集。

一般说来,书信是私人空间的话语,但这并不表明只限于私人之间的琐事与私房话,这种受法律保护又是在家人与亲朋之间展开的话语,往往记录着时代的浪花,反映出社会的变迁。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阅读,还有一种毛绒绒的质感。冰心的书信有这种鲜明的特质,有些书信确实是记录了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以及知识分子在变迁中的操守。八年抗战的胜利,一般以为是狂欢、是兴奋,我们在多种形式的记录中(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与当时的报告后来的回忆等等)看到了这种情绪,同时还看到了国共两党的磨擦、争斗与民族的危机。冰心的信为我们记录了这样的一些信息,“胜利到的太突然了,心理上不但不平静,而且反乱了。我本打算秋天好好写点东西,而且已经开始,这么一来又扰乱了。刚听到胜利消息,有千万种计划,如今一个计划都没有,只等交通工具允许时,慢慢回到北平去。”八年的抗战,使得像冰心这样的知识分子都适应了战时的生活,胜利到来了,却打乱了生活的节奏,心里不能平静,文章不能写了,工作与未来的归宿,也都涌到了跟前。这种从书信中所传递出的信息,让人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战争以及战争给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冰心在重庆结交的好友赵清阁女士先去了上海,这一段时间她们的信件来往频繁,从中可以看到冰心那一段时间的生活与对未来的选择:先是在重庆市区找房(因要从歌乐山上搬下来),要想办法弄出川的船票、机票,孩子的教育,丈夫的安排,回北平留南京还是去上海等等?这些战后非常实际的生计问题,在冰心的信中都有了最原始的记录。

冰心的书信,较多的是写给文坛中人,胡适、梁实秋、老舍、巴金、萧乾、臧克家、王安忆、铁凝、李辉、袁鹰、刘心武等等,当然也有一般的读者与编辑,因而涉及较多的是文人之间的事情,保留着她对文坛上的一些人与事基本看法与立场,有的还很独到、尖锐。一九三一年徐志摩在山东飞机失事,无疑是当时文坛上的一个大事件,纪念会、纪念刊、纪念集等等,一时间几乎形成了一种文化景观。冰心与徐志摩也都是彼此熟悉的人,就在出事前不久,徐志摩还对冰心说“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这个话既有调侃的成分,也有自嘲的意味,撇开其他因素勿论,仅在作品中对爱情的描写、现实中爱情的观念与行为,冰心与徐志摩几乎处于两极状态,若有机会,自然会有一些话要说的。但是公开发表文章却又未必了。机会是在飞机失事一年后那个隆隆烈烈纪念的余音中,在留学欧美同学的小圈子里,冰心说话了,她给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梁实秋先生写信,基本都谈徐志摩:“志摩死了,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得到一个归宿了!”“志摩死了”,“一个归宿”,这好理解,可那“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班人的欢迎的人”,所指可能就不是一个人了吧。冰心说的“一班人”,类似现在所谓的“圈子”吧,是他们圈子里的人,利用了他并断送了他。冰心此话一出,颇有些石破天惊,但当时仅是梁实秋一人知道而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梁实秋在台湾公布了此信,引起人们的惊叹,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冰心有些不地道,对一个新死的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表示不能理解。实际上这封信保留的是冰心一个真实的看法、独立的品格及批判的精神。有意思的是,冰心还对徐志摩作了分析,说他十几年间都在“蕴酿”一种很不好的情绪,他的心灵实则是“绝望与寂寥”,冰心说她这个感觉是从徐志摩的诗中得出来的,“志摩的诗,魄力甚好,而情调则处处趋向一个毁灭的结局。”与徐志摩的诗相随相生的另一种现象,“志摩是蝴蝶,而不是蜜蜂。女人的好处就得不着,女人的坏处就使他牺牲了。”真是一些不客气很难听的话,这些话到现在还不被一些人理解,如果当时不是在书信中而是写成了文章,纵是冰心也要被口水淹死。

这是书信的好处,在私人的空间留下另一种声音。

从现在搜集到的信件看,冰心最早给巴金写信的时间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谈《冰心全集》由北新书局转到上海开明书店出书的事情。抗战中,北新书局切断了三卷本《冰心全集》的版税,颠沛流离中的冰心身体又不好,巴金在重庆的歌乐山上提议,为冰心在上海再出一个版本,由他亲自选编,并撰写了一篇很动人的“后记”。开始冰心被巴金这种患难中的友情所感动,之后,则为巴金为人与为文的品格所打动,到了晚年,冰心视巴金为“一生知已”与“同胞手足”,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写作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怀,甚至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为他讲真话的写作而高兴,为他的病痛而担忧,怕他累,怕他烦,怕他吃不好,怕他睡不着,真正像大姊一样呵护着“巴金老弟”。“你有着我全部的友情”,冰心这样对巴金说,巴金则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姐是我的幸运”。在冰心的生活中,有一个蓝色的丝锦盒,那是专门用来收藏巴金书信的,而巴金每收到冰心的信,心情便要好好几天。我们搜集到他们相互来往的信件,冰心给巴金有七十六件之多,现在全部收在这个集子中。《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先生曾经有过这样评价:“冰心与巴金,这两位文学大师的深厚友情,是当代文坛的佳话,是文学史上不朽的友谊之歌。”这些信件便是这两位文学大师友谊的见证。长达五十五年时间的书信往来,现代社会中还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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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冰心与巴金,一对文坛挚友,保持了五十余年的通信

冰心的家书是写给孩子们的,女儿、女婿和她的第三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冰心的女儿吴冰、吴青,女婿李志昌、陈恕,先后前往美国等地的大学做访问学者,弥补“文革”十年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耽搁。按照冰心的家庭背景,他们本应都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但是“文革”将他们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改革开放后,他们必须抓紧这最后的机会,出国深造,打造他们结实的知识平台。无论是谁出国,谁在外面,冰心都是牵肠挂肚般地想念,每每至信,除了表达思念之情便是盼望他们完成学业之后,早早回国。无论是吴青、陈恕还是吴冰、李志昌,或是第三代的陈钢、李丹、吴江,冰心没有一次鼓励他们留在国外,总是叮嘱他们要回到祖国,为人民效力。冰心将她的对祖国与人民的感情,通过书信,一一灌输到孩子们的心间。“美国是好,但那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冰心总是非常清醒地告诫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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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致家人》的手迹

一九八〇 年至一九八一 年夏,吴冰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学术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并在夏威夷大学英语系进修,一九八八 年八月至一九九〇 年五月,则在美国哈佛大学英语系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两次在美游学,吴冰都到母亲在美国的母校——威尔斯利女子学院进行参观访问。女儿的来信勾起了母亲的怀想,于是,在致吴冰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冰心在她的晚年,动情地追忆美国留学往事:“一提到卫校,我的感激和兴奋的眼泪就落下了。她给了我以毕生难忘的忆念,她以广阔美丽的美国国土和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把我年轻的心包围起来,我把我的经历都写在我的那本《寄小读者》(Letters  to Young readers)里,希望中国的广大青少年们也能感受到我所感受的一切。”现在读她给女儿的这些书信,依然可以感受到她年轻心、她深切的爱;慰冰湖、湖上的帆船、水面目望绿树中的校舍、半岛上的爱情小路……有些描写与回忆,甚至是在她早年与晚年的作品中都不曾出现过的,书信写作的随意性,将正式文章中失落的零星片断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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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致家人》的手迹

《致家里人》则是“文革”中一组特别的书信。一九七〇年,七十高龄的冰心两度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其时,他们一家人散落四方,丈夫吴文藻在北京等待发落,儿子吴平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还在河北塘沽农场劳动,女儿吴冰与吴青也都分别在江西等地的农场锻炼改造。冰心一人在五七干校,特别地想念与牵挂着散落各地的“家里人”,而她在干校的环境又特别地恶劣,五个人挤在一间农民的柴火间里,屋里伸手不见五指,纵在白天,由于窗户很小,室内也很黑,更别说写字的桌子了,只得将信纸托在腿上,蹲在屋檐下写信。外面风冷,要说的话又多,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可能给散居各地的家人一一写信,只好写上一封长信,让他们之间相互快快传看。这些信,记录了冰心五七干校的苦难:潮湿而寒冷的冬天,七十岁的老人要过紧张的集体生活,“日程排得很紧,根本没有午睡。别人比我还紧,这两天劳动,先是拾粪(牛粪)。现在又看菜地,防猪和牛来吃菜。拾粪走的很远,拾粪也出汗,看菜地好一些, 不过下雨也得走在雨中。”衣服无法洗换,因为要到好几里外去挑水,一不小心打破一只热水瓶便要懊恼好几天等等。同时也记录了冰心在苦难面前的尊严与豁达的精神,从不叫苦,从不埋怨,正视着苦难,并且在苦难中创造着欢乐。比如,春节时,冰心与郭小川从咸宁到武汉拔牙,这本不是可乐之事,但她将沉重与痛苦变得轻松而活泼:“我已于前天早晨步行四个钟头(8:40——12:30A.M.),到了咸宁。背着包儿,穿着雨衣,和郭小川同行,居然走到后也没有休息,也不觉得疲劳。”七十岁的老人步行四个小时,且背着包,穿着雨衣,其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但她不以艰难与苦难示于家人,而以亲切欢乐的语言将其轻轻覆盖,希望不要引起亲人的担忧。这既是一种处理事情的态度,更是一种对待生活尤其是苦难的精神品格。这一组信,对于人们认识“文革”那一段历史也显得弥足珍贵,二〇〇五年冰心诞辰一百〇五周年时,上海的《收获》杂志在“亲历历史”的栏目中,发表了这一组书信,上海《文汇报》发文说:“它让人们看到,即使是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冰心还能如此认真地对待生活细节,从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在这些家书中,有生活的琐事,有应对生存变故的镇定,有充满对亲人的思念。”

冰心书信的价值,从此也可见一斑。

二〇〇七年四月七日于根叶绿营

本文为《冰心文选》(书信卷)写的前言。该套文选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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