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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辉:马国亮与《良友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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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良友忆旧》

马国亮与《良友忆旧》

--作者:李 辉

老人与书——一直想写这样一组文章。

我与不少文化老人的交往,时常与书有关——写书、借书、藏书、编书……

特别要提及的是编书。这些年来,创作之余,我曾主编过多种丛书,因而也就成了一些文化老人的作品的编者或推荐者。因人而编书,因书而结识人。或一帆风顺,快乐无穷;或一波三折,柳暗花明。偶尔,因某种缘故,与某一老人的力作失之交臂,留下错过的遗憾。

因此,对于我来说,老人与书本身就是说不完的话题。

海明威有小说名篇,曰《老人与海》。一片孤云下,寂寞而倔强的老人穿行于浩淼烟波中。一切都将远去,惟独生命的守望与大海同在。喜欢这一诗意浓郁的意象,将之转换为“老人与书”。也许显得有些牵强,颇为夸张。不过,对于那些终生与书为伴的文化老人们来说,他们与自己的作品之间,还真有一些特别的意味。

诸事千变万化,难以逆料。经久不变的是书,是书里书外那些色彩斑斓的记忆。

——作者题记

动笔写“老人与书”,首先想到的是马国亮先生与他的《良友忆旧》。

第一次翻阅《良友》画报,还是在八十年代初的大学期间,当时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开始研究巴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良友》画报,以及与它同期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与许多作家的名字相伴随,是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必然会涉猎的对象。记得有段时间,每个星期我都会用上一两天时间,从复旦大学的所在地五角场,骑上自行车,前往上海图书馆位于徐家汇的期刊部,查阅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旧刊,其中就包括《良友》画报。

当时翻阅旧刊,主要是寻找与巴金有关的史料,譬如,巴金曾在一九三三年的《良友》画报上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玫瑰花的香》。

后来才知道,其实在世界上,《良友》堪称领图象刊物风气之先的佼佼者。它创刊于一九二六年,早于美国《生活》画报。在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间,《良友》俨然已是中国最为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画报。天下的风风雨雨、世态万象都在上面留下了生动、形象的影子。

《良友》关注时事,有着灵敏的反应,而这种现实的感应能力,又是以历史感为支撑的。它所编辑出版的《孙中山纪念特刊》、《北伐画史》、《日本侵略东北》等,今天来看,无疑是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荟萃。至于当年的政治风云人物,从宋庆龄到宋美龄、从蒋介石到冯玉祥、张学良等都在上面一一亮相。新闻虽早已变为陈迹,照片却日显其新。这便是画报的优势,而《良友》更将之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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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良友》封面之一。图为郑苹如女士。

环顾当时种种报刊,新闻时政当然并非《良友》独家拥有的特色。日报自不待言,其他如《国闻周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等,都有其独到之处。《良友》的风格更在于它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文化、文字与图片、高雅与流行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契合点。战火前线的现场目击,并不影响好莱坞明星的中国之行、西北妇女的服饰与民俗等相继登场。漂亮的封面女郎一期期款款走来,突然间百岁老人、教育家马相伯也成了封面人物,却是有石破天惊之妙。政界人物纷纷亮相时,文坛名家们的频频出场,显然增加了刊物的文化品味与分量。像极少愿意公开发表照片的鲁迅,破例答应《良友》为他拍摄了《鲁迅在书房》的照片发表。由《良友》策划的“名人生活回忆”系列,广揽政界、文化界等各界名人加盟,恐怕是第一次打出了名人的牌子,自创一类新文体。自述与图片相得益彰,为后人留下了那些名人的生动故事……

“上海地方生活素描”系列,尤显《良友》匠心独特。它约请文学名家写上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曹聚仁写风行一世的回力球及其赌球、茅盾写证券交易所、穆木天写弄堂、郁达夫写茶楼、洪深写大饭店……每篇妙文因有照片烘托,五光十色的上海生活,更显得生动而形象。除此之外,《良友》还策划了“西游记”等民俗考察与旅游系列。因有这种策划与创意,《良友》才在新闻敏感性之外,凸现了文化的丰富性。这样的《良友》,无疑堪称当年上海文化的出色代表。

不过,当年虽颇为喜欢这一刊物图文并重和装帧考究的形式,但我对刊物本身并没有太关注,没有留意编者的大名——马国亮,当然,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与他建立联系,并促成了《良友》回忆录的出版。

我注意到马国亮的大名,是在一九九六年前后撰写《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的过程中。

两位老人经常提到他们的朋友马国亮,讲述他的故事。从他们那里,知道了编辑《良友》画报的马国亮,是个多面手,写报道、写随笔、写小说、画素描、画漫画;知道了他与黄苗子一样,一九五七年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经历了多年的磨难;知道了他在八十年代初移居香港,然后,又去了美国旧金山,与孩子们一起生活……走进我的视野里的,就是这样一个经历坎坷而创作力丰富的文化老人。

惭愧的是,对于他,我过去居然一无所知。

在《人在漩涡》中,我写到了马国亮。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随即广州沦陷。当时在广州省政府任职的黄苗子逃出了广州。    是年十二月四日,住在连县的黄苗子,给在香港的朋友、《大地画报》杂志的主编马国亮写信,把自己的见闻和思考向他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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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任《良友》第四任主编时的马国亮

马国亮与黄苗子都是广东人,前者是顺德人,后者是中山人。黄苗子在信中与马国亮探讨的是:平日异常自信的广东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丢失了广州?

收到黄苗子的信后,马国亮将之发表在《大地画报》一九三八年第四期上。在发表黄苗子的来信的同时,马国亮发表了《与苗子论广东精神》,就黄苗子提出的对广东人精神和性格的质疑与思考,展开进一步论述。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马国亮写给黄苗子的信,但是,烽烟滚滚,邮路艰难,黄苗子总是处在流亡波动中,马国亮不知道信是否能够到达他手中,就以公开发表的方式,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到他们彼此的思考。

马国亮在《与苗子论广东精神》中说:

你我都是广东人,地方人物的特质当然都很明白。我们不必自己夸张,也无须隐讳。广东人的长处诚如一般人所批评的是劲直刚强,任事敏捷。更因地理上三江所汇,土壤膏腴,物产丰饶,同时海航发达,交通上的便利,不但使广东人得风气之先,且在经济上更造成广东的富庶。但在这一方面的成功,同时也养成了自负甚高的自大性格。人人要在意气上争第一,结果往往是自相倾轧,于实际的事业仅能功过相抵。广东十数年来内政的无法整顿,民风性格上有极大的原因。
……

无论信不信,应该不应该,广州是失了。如果是广州暂时的失守能够给我们广东人以一个反省的机会,一个从新做人的方法,如你所说的一样,“让这事情作为最后一个教训吧!让它永远刻在每一个青年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广东人的心版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了。

我在传记中引用了马国亮的这篇文章,这算是我与马国亮先生最初的笔墨关联。

一九九七年冬天,经黄苗子先生介绍,我给远在美国旧金山的马国亮先生写信,希望这位《良友》当年的主编、年近九旬的老人,能够写一本关于《良友》的书。随后,我又寄去一册拙著《风雨中的雕像》请教。该书主要收录我当时所写关于老舍、邓拓、赵树理等一批“文革”受难者的文章,其中包括对他的朋友黄苗子郁风夫妇七年秦城监狱生活的描写。
马先生回信了。

李辉先生:

前信谅悉。读了大作,感慨万千。……文革是一场古今中外所未见的荒谬、把人性变成兽性的残酷的灾劫。我们这些深受磨难的,和你们这一代才能确知世间竟有这样的、使人难以相信的事。我怀疑后世的人是否会相信。巴金先生提议要建“文革馆”,让后世代知道有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我想到,您的某些雕像前面,如果能简单地、具体地叙述一下他当时所受的折磨,后世的读者才能理解著作更清楚,正如我们读《史记》,读了《××列传》以后,才能更体会“太史公曰”的话,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曾嘱香港开益出版社寄上拙著《浮想纵横》及《女人的故事》,不悉已收到否?

前信曾嘱写有关《良友》的回忆一事(近接郁风来信也转及此意)。事实上十年前我已写了。一九八四年《良友》在香港复刊,我应邀往香港参与顾问,其实我对编辑工作从不过问,我认为我三十年代的办报经验,不一定符合今时的新潮。当时除问一些老朋友如徐迟、吴祖光、秦牧等(当然还有苗子、郁风夫妇)为《良友》提稿以外,自己也写一些稿子。当时想到,《良友》在香港复刊,与创刊时相隔逾半个世纪,让目前的读者了解一下从前的情况,似有必要。因此便写了《良友忆旧录》,在画报上陆续发表,大概总有十万字以上吧。当时旧《良友》的影印本尚未全出,仅就一些现有的残本为基础,挂一漏万难免,但大致上还能概括的,现另邮,将复印一份寄上,请赐正。

收到后请来信。专此,即请

著安!

马国亮
 一九九八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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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浮想纵横》

其实,在写来此信的前一天,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日,马先生已经先行寄出了他的回忆录复印件。他附信如下:

李辉先生:

寄上拙稿《良友忆旧录》复印一份,请指正。

如有出版可能,拟改名为《回首当年——从一本画报看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或其他较佳的题名均可。

余详另函,即请

著安。

弟 马国亮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日

马先生写得很精彩。随着他的朴实而生动的叙述,我走进了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他所叙述的人物和场景业已远去,但这种历史距离反倒让人对它们感到亲近,因为,贯穿于他的回忆的是文化兴趣,是文化留恋,是现实出版业的映衬。过去,中国还没有过专门关于一本刊物的回忆录,马先生的著作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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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马国亮先生致李辉先生信

万里而来的重托,老人暮年的期盼,书稿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我清楚知道,像他这样的老人,能看到回忆录的出版,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愿望。

当时,拙著《风雨中的雕像》是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这是一家新起的出版社,注重图文并重效果,而关于《良友》的回忆录,图片选用极为关键,我当即向该社予以推荐,并获首肯。
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马先生。很快,他来信详细谈到了出版细节。

李辉先生:

来示奉悉。尊嘱,分复如下:

一、书请先生全权代为处理一切。

二、书名亦请先生认为合适的另拟。

三、稿酬问题可由该出版社按照它的常规处理,本人没有任何意见。

四、附上给《良友忆旧录》补充的两节:《郑伯奇》和《白色恐怖》。此两节当时写《忆旧录》时没写进去。最近因应上海鲁迅纪念馆之约,为该馆筹备出版的《赵家璧纪念文集》写了一篇《家璧和我》,提及此时,觉得有必要在《忆旧录》中叙及,因俯记如另纸。《家璧和我》全文,为《香港文学》取去,据说先拟在二月份该志发表。

五、书名是否请人题字,也请你酌情办理。

六、相应照片,手头上全没有了。寄去复印稿中的,也只是全由《良友影印本》中翻过来的。原有的数以万计的照片,抗战后已不知踪迹,十分可惜,需要时也只好从影印本选用了。

拙作《良友忆旧录》,承向山东画报出版社推荐,至是铭感。当年我写此稿在香港复刊的《良友画报》发表,无非想让新读者了解一下过去《良友》的情况,没想到要把它结集出版。因为它只属于文史资料,销路不会很广。在目前经济效益摆在第一位的今天,是不易为一般的出版社接受的。虽然我写作是尽量不枯燥,力求通俗较能入胜,到底不像一般文艺性读物,有较大销路的希望也。因此能出版与否并不抱很大希望。如获接受,倒是意外了。

前曾嘱香港出版社寄上拙作《浮想纵横》散文集及小说《女人的故事》,不知已收否?如未收到,望示知,俾再函促。

潘际埛先生返美已转告尊注,至感。明晚将再与于他及罗孚先生共饭,届时将代达问好。
专复,即祝  春节快乐

马国亮
一九九八年一月三十日

当年四月,他再来一信。

李辉先生:

昨奉手书,知承将拙著《忆旧录》已交山东画报社出版,至为欣感。

兹寄上拙著,在香港出版的《浮想纵横》及《女人的故事》各一册,请惠正。
苗子郁风闻已抵京,想得快晤了。

匆祝,即颂

著安

马国亮
一九九八年四月六日

就这样,我和马先生之间的通信围绕着这本书的出版得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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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马国亮早期作品《偷闲小品》书影

出版一本关于著名画报刊物的回忆录,自然需要选配大量图片,未曾想,这却成了《良友忆旧》一拖再拖,迟迟难以出版的一个直接原因。在把书稿推荐到山东画报出版社一年多之后,插图事宜还未能解决。

一九九九年,马先生为此事专门写来两封信。其一:

李辉先生:

苗子、郁风夫妇来美,谈及先生为弟所写关于《良友》回忆的拙著挑选插图。据弟所知,解放初期,赵家璧先生曾将原版《良友画报》全套赠给北京图书馆,此其一。

另外,数年前上海书店曾将《良友》由一九二六年创刊至一九四五年后重新影印出版,全套共二十三钜册,除供应台湾外,国内已销出九百套,购者可能都是文化团体,例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可能都是买家。先生不妨试为打听,当不难觅也。

又谈拙作付印时,需否写一些简单的前言?便中望示告。即祝

近好!

弟马国亮上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

其二:

李辉先生:

潘际坰先生带来大作《人在漩涡》转收,至为感激。正在诵读中,你博采多方面材料,行文不落一般传记窠臼,自成一格。我和黄、郁相交六十余年,读时更觉亲切。五月就曾邀他俩到美国加州小住二日,得图快晤。

拙著承您为此奔走,既感且歉。记得解放前后赵家璧曾送北京图书馆原装《良友画报》一套,其中有一大部分用影写版印刷,图片清晰,比近年上海书店出版的影印本更好。如能借出制版,效果会不错。

您十分繁忙,劳您为此费神,不论事成与否,都应谨向您致谢也。匆祝

即请

著安!

马国亮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找一套马先生提及的影印本并不难,但图片质量差,不宜再度扫描。而要从图书馆借出一套原版《良友》使用,谈何容易,几乎不可能。因此,拖延了两年,山东画报出版社也无从操作。

几经周折,二○○○年有了转机。北京的三联书店承接了这本回忆录,并在范用先生帮助下,借出一套原版《良友》。书名最后确定为《良友忆旧——一家画报与一个时代》。

得知这一消息,马先生喜出望外,特地从美国旧金山打来远洋电话聊了许久。此时,他已九十二岁。他说因病不便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但他的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听不出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人。

不过,书的设计、排版进度很慢。我很着急,老人也急。二○○一年八月我到美国东部逗留一个月,但未能亲往西部拜访他。我们通了几次电话,告诉他书的设计已到尾声,很快就会见书了。他很高兴,说他等着。

回到北京,终于看到了该书的校样。我当即给他发去一个传真——我因此才留下了唯一一封写给他的信:

马先生:

我刚刚看过二校,用了几百幅图,很讲究。根据您的意见,我写了一篇序,忝列于前,特传来请阅正。根据目前流程,春节前后出版应该有可能。抱歉让您期盼了。

另外,请速寄一张近照,以放在书中。

祝长寿!

李辉
二○○一年十一月八日

时间紧迫,来不及等照片寄来,便与责任编辑郑勇先生商定,选用了丁聪先生为他画的一幅肖像漫画放在封面勒口上,并配上了他的自述:“左派变右派,抗日该劳改,欲辩已难言,耸一耸肩,我自逍遥自在。”马先生为这一自述做了这样的注解:“一九五二年以左派为香港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境,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抗战时期在昆明美军总部任职作抗日宣传工作,文革时被定案为‘美蒋特务’,囚禁一年,下放监督劳动改造五年。”这一自述可说是对他一生坎坷的高度概括,只可惜对主编《良友》的文化创造只字未提。

几经周折,费时四年整,《良友忆旧》终于由三联书店于二○○二年一月出版。可是,谁能料想,我刚刚收到样书,还未来得及打电话报喜,把书快递寄往美国,却传来了马国亮先生突然去世的噩耗,时间仅仅相隔几天!图7:丁聪画马国亮肖像。

老人最后的期待,在我手里竟成了泡影!

我曾设想,有一天坐在他的对面,听他讲述书中没有写到的一些往事,但我再也听不到他洪亮的声音,更无从见面了。

唯一可以告慰老人的是,编排考究、印制精美的《良友忆旧》,一经问世,即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关于一本刊物的回忆,成了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录,作者马国亮的名字从而将永远留在读者的记忆里。

完稿于二○○七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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