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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亮:休假中的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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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胡河清

 

休假中的死者

--作者:吴 亮

我虽对历史不怎么感兴趣,不过重温往事,把无足轻重的轶闻翻出来,包括那些让人伤心的,快要湮灭的,甚至不怎么值得炫耀的小事,不特别隐私的隐私,严肃的,感慨的,令人发笑,或可充作谈资的,却还始终怀有偏爱。

九十年代末以来私人回忆录越来越盛行,这倒不一定意味人们不再相信历史教科书,所以必须站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为真实历史作证,不,他们没有这么伟大。私人回忆录开始盛行的原因是:借怀旧强劲之风,人们终于敢说,个人经历是独一无二的,渺小日常才是生活的真谛。自己写自己,即便零零碎碎,庸庸碌碌,也是基于对个人生活的热爱与肯定。以我一己之管见,拜那几年时风所赐,当时普遍流行的,没有比肯定个人生活的价值更高的其他价值了。

能得出结论说个人主义在那时已经是一股汹涌思潮了吗,别忙。个人主义很容易变成集体主义。历史教科书说,那些狂热的文学青年,那些浪漫主义者、失恋者、动摇者、怀才不遇者,那些顾影自恋喜欢自我表现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总是在革命洪流中融入集体主义的大熔炉,从此心甘情愿地被改造为庞大革命机器上的一颗镙丝钉。当然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法国,不仅仅在大革命时期。施密特曾经这么形容倘徉在日内瓦湖畔的雅克?卢梭:在他那儿,人民已成为强烈情绪化的对象,它被说成是一个感情的共同体。这位以个人主义的反叛者起家的浪漫派,看上去像个集体主义者。

从小我就害怕“集体主义”。在我的学生手册和以后的档案鉴定上,“不关心集体”和“不靠拢组织”这两条始终与我形影不离。我从来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师生们”和“无产阶级工人师傅们”,我只相信我见到的每一个具体的人,不论他是我的同学老师还是班组工友。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不慎丢失了红领巾,大队辅导员训导我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它用烈士的鲜血染成”,我低着头,心里压根就不相信,红旗被剪去一角,缺只角的红旗怎么处理?多少年了,仍恍如昨日。那时候我才十岁,已经晓得当一个称职班干部的秘密:拍老师马屁,遵守纪律,说大话,伪装积极。还有一次,我问教我们算术的李老师,一幅提倡节约的宣传海报上说,如果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每人节约一分钱,就能够让农民伯伯购买多少台拖拉机,我的问题是,如何集中分散在全国六亿五千万个人手里的六百五十万块钱?要是我把一分钱寄到北京,邮票还要八分钱呢!李老师笑笑说,这是告诉你积少成多的大道理,没叫你真寄。我知道了,一分钱永远是一分钱,积少成多不过是说说而已的大道理。啊,还有还有,历史课就是政治课,全班排队去南京路,大太阳底下接受现场教育,哈同花园五卅惨案顾正红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准入内跷脚犹太人沙逊大厦人民广场跑马厅统统回到人民手里……没曾想,三十年后再作冯妇,尤其是外滩,朽败之事物和逝去的帝国之远景开始复活,九十年代,外滩再次成为上海的时尚重镇,幽灵归来了。当那些曾经令人惊异于它们的暧昧历史和命运多舛的老建筑,正不断被分离出种种可供时尚设计师自由发挥的片断,并重塑成真幻莫辨的新空间时,一种趋向已成燎原之势:迷恋历史知识的时代迅速变成迷恋历史符号的时代。

对不起,我本不打算在这里谈论严肃问题,但现在忽然如骨鲠在喉,那就请允许我简单说几句吧:九十年代初在少数文人、学者以及电影导演那儿兴起的怀旧情绪、读经注典和借古喻今之风,一开始是被现实中的倒退与停滞力量推到过去的消极产物,他们背转身去,假历史以逃避现实,隐射现实,抗拒现实,或者说,他们挟持历史亡灵,来同挟持现实的强力进行春秋笔法式的抵抗。但这种以隐喻的、含沙射影的方式所进行的抵抗对现实的触动力几乎为零。到了九十年代末,

这种怀旧图像、修辞和符号就逐渐扩散到报纸副刊和形形色色如菌类般疯狂生长的软性杂志中,随着世纪末降临和商业化大面积凯旋而为现实与媒介所吸收,无害地转换成未来生活时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复古主义标签大杂烩。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避免地被许多不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经历的生活,并为自己的经验与视角所决定……可是这十几年的变化真快,快得都没法看清楚这变化的来龙去脉,新的一代出现了,更新的一代紧接着出现,街上的年轻人以加速度更迭着他们的季候服装和代际表情,他们令我不安:年轻人来了,他们将占据大部分生存空间,我们却离坟墓越来越近……我们的述说还会有人倾听吗,我们不愿遗忘的一切对年轻人根本就不存在,何况我们的述说远远做不到尖锐、透明、真挚和无所畏惧。外滩的命运同样如此诡秘,它已经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中具有时间深度的传奇故事。新一代不需要从沉重的知识岩层下解脱出来,他们直接面对一个非历史的物质空间和符号世界。历史已死,在南京路和淮海路,在城隍庙和外滩,目之所及,不过熠熠华灯而已。上几代的故事终结了,年轻人登场了,年轻人!以一种时髦感受性,轻盈态度与跨国梦想,仅仅将它们(仍然以崭新的老外滩为例吧)看作文化自恋的新主题——不,准确地说,并没有什么新主题,新一代只是将它们视为一个“时尚位所”,即一个刚刚掀开幕布的新迷宫罢了。至于那些外国商贾、外交官、淘金人、投机家、观光客,或来去匆匆,或乐不思蜀,他们在远东国际贸易邂逅和假日寻欢中希望碰见的不外乎浮光掠影式的奇遇,而不绝是诚恳聆听一座城市的悲欢与沧桑,尽管在他们的同胞中,不乏博识多学的远东考古家,他们也许比我的大多数同胞更了解这座城市。灯红酒绿的派对,每个夜晚都在上海的老建筑里举行,不为人知的角落,浓荫深处,摩天大楼楼顶,他们在社交生活的愉悦氛围下消费着曾经是历史要津如今又被牵强附会地解释为传统文化的陈腐遗产,这种愉快的消费过程不妨称之为一次享乐主义的轻松复辟。而怀旧,不过是一种用来助兴的催情剂,由于老建筑在此时此地唤起的不再是真正的记忆,作为从历史僵尸身上提取的迷药,良辰美景的妙用不过是诱发现时的瞬刻微醺……怀旧死亡了。

九十年代死了许多人,人固有一死,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和平年代同样如此。我这里只说五个,也算怀旧吧:顾城、邓丽君、胡河清、余纯顺、龚建庆(都是意外之死:自缢、猝死、坠楼、迷路、溺水),别的,年迈的老人,久病不治的,自然死亡,我就不提了,愿上帝让所有的死者灵魂安息。

顾城的死,使所有认识他的朋友为之震惊,一个如此文弱的诗人,执斧诛妻,令人殊难置信。消息陆续传来,场景渐渐浮现,细节也开始清晰了:新西兰激流岛,木屋,想象中的牧场,儿子木耳,拮据,自闭,毛利土著,英儿,三角恋,嫉妒,伤害,婚变,暴怒,疯狂,完全失去理性……这一切要素,多象一部好莱坞电影!一九八七年圣诞节前我在香港认识了顾城,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谢烨。顾城目光温和迷离,轻声细语,身着中山装,剪了一截旧裤腿做帽子;夫妇两人每天早晚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里散步,谢烨挽着顾城,默默行走,好象护士扶着她的病人。顾城恍若生活在另外的世界,在此岸,他可算是一个无用之人。本雅明在日记里写道:“对我来说,做一个有用的人是件可憎的事情。”这话听上去有点狂,其实隐含了自责与自卑。同样的意思,我猜想顾城一定也说过,区别在于,本雅明是个有罪感的人,而顾城不是。我无意在这里批评一个已经死去十多年的人,况且他还和我聊过天,他说他的理想是拥有一片牧场。牧场,顾城诗里经常出现的意象。后来他如其所愿地去了新西兰,在那个世外桃源养鸡,砍树,写诗,还画画写小说,结果,为宿命之故,一九九三年十月八号,一个黑色的日子,他带着利斧与绳索,以流血的方式,与他的妻子一起进入了永恒的黑暗之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终于成了顾城一生的预言和绝唱。

两年后,有关邓丽君一九九五年五月初在泰国猝死的消息我是在南京听说的,我想我当时肯定没有任何反应,更不要说悲痛了。香消玉殒,脑子里就闪出了这么四个字。我虽不怎么爱听邓丽君的歌,但还算熟悉她的那个带有叹息味的柔软调儿,旋律,歌词,满大街商铺一路的播放,想不听都不成,好,听熟了。最早,我一九八五年春天赴厦门开会,与李庆西去鼓浪屿淘水货,我们拾阶而上,沿途小店“何日君再来”、“路边的野花你不要採”、“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遍接一遍,香艳之极,此起彼伏,不带歇。后来,上海九江路华亭路也东施效颦播放邓丽君的磁带,一度把那儿的气氛弄得很台湾很广东。我不喜欢任何流行歌曲,包括流行读物,凡所有人喜欢或者大多数人喜欢,通常我就决不会喜欢。那么我怎么会记住邓丽君的呢,告诉你,那天和我一同听到这条消息的还有徐累和黄峻,我看见他们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仅仅一瞬间,他们的眼睛里似乎往日重现,青春骚动的八十年代,南京艺术学院,邓丽君的歌声陪伴了他们四年时光,郊游、爱情和失恋、周末舞会、枕边的安抚。一个在我生活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人,在另几个人心目中却留下终生难忘的烙印,而此刻,他们近在咫……一年过去了,我又到南京玩儿,他们说,他们一帮人刚刚为邓丽君做了周年祭,顺便对各自远去的青春岁月行了注目礼。

胡河清生前与我往来不多,他是一个渴望朋友却又似乎害怕交际的人。一九九0年的一天下午,胡河清到作家协会来找我,办公室里光线本来就暗,他从更暗的走廊进入房间,面容模糊,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他,一时间,他仿佛有些局促。那时节我在程德培的海上文坛杂志社拥有一张办公桌,它摆在明亮的阳台上,我坐在桌子边,胡河清挎个书包,由远而近,从昏暗里无声地飘到明亮之中,他瘦弱,面色苍白,他说他不吸烟,坐下便开始和我聊贾平凹钱锺书陈寅恪,不一会儿,他显然发现我对这几位所知甚少,即改变了话题,聊起我非常熟悉的钱谷融李劼陈村,烟雾袅绕,室内阳台一隅,胡河清脸色渐渐潮红,颇为兴奋。我知道,胡河清需要听懂他说话的朋友,遗憾的是我并不能令他满意。这一年的岁末,我收到了胡河清寄来的一张贺卡,他称我为“学友”,然后是祝福和勉励,这张贺卡我至今还保存着……又一个寒冬来临了,在枕流公寓二楼冷冰冰的过道,我和李劼叩响了胡河清的房门。黑咕隆冬的房间,飘来一丝有气无力的羊膻味,胡河清一个人猫在大书橱背后的狭巷里,用一只电热锅正涮羊肉片呢。“天太冷,去去寒去去寒,一起吃点吧。”他热情邀请。我抬头环顾,四周全是书,除了几只顶天立地的大书橱,就一张单人床和三四把椅子。快要过年了,可这儿没一点过年的气氛。一个没人照料的房间,孤独者的寄生之处,他的灵魂,棲居在那些发黄的书中,在空气里,在他深不可测的内心。“朱大可给我的房间看过风水,根据他的建议,我刚刚把床和书橱互换了位置,”胡河清说,“现在感觉好多了。”天黑了,北风在窗外呼呼直响。三年之后的一个雨夜,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九日,胡河清离开自己的房间,纵身跃出枕流公寓四楼的公共过道窗口,坠地而亡。

一九九六年六月,余纯顺死了,死于神奇的罗布泊,死于迷路和六月高温,死于新闻追踪的镜头之下,死于过度自信,死于高科技保护中的松懈,死于一场直播真人秀。一架直升飞机几天后在沙漠里找到了他的遗体,发现他其实并没偏离正确路线有多远,看来这是他的劫数。余纯顺死了,一顶色彩鲜艳的帐篷包裹着他赤裸的身体,他被安葬在罗布泊,这符合他的意愿,他不想归来,他不属于上海,他是孤魂。余纯顺喜欢泰戈尔的诗句,最后一次出征前夕,在复旦大学,他还给学生们背诵:天空不留痕迹,鸟儿已经飞过……许多年后,我在青浦福寿园赫然见到一座余纯顺的衣冠墓,为好奇心驱使,我移步向前,将那塑像,碑文,落款,均细细读了。哦,这墓,这碑,这像,系数位余纯顺生前好友为了拜谒斯人英魂所建,他们不可能每年清明节去罗布泊啊……乃出陵园,释然离去。

最后,轮到我的朋友龚建庆了。一个狂热的画家,醉心于卢奥、苏丁和培根。极少看到如他那样纯粹的艺术家:执着、热情、贫困、不顾一切。龚建庆极少获得生活的惠顾,他临死之前依然是一个工人,他业余画画,他为梦想而生,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是勇气和信念,而且这种勇气和信念还悲剧性地以夭折的形式展现在他的命运之中。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龚建庆在富春江游泳,不幸溺毙于严子陵钓鱼台附近。噩耗传来,我胸口一阵剧痛……我们拥有的一切,并非都理所当然,生命,健康,才能,荣誉,还有种种额外的恩惠,要失去它们,只不过转瞬之间!命运的无常迫使我们正面迎对,连死亡都是存在的另一种形态。好几次,夜深人静,我一想起龚建庆就禁不住潸然泪下,他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下一刻又会向我们展示什么,我们一点儿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命运,

根本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这无依托的存在,这无凭据的存在,一条游丝般的细绳,在我们身旁拉起围栏,脚底就是深渊,随时有坠落的危险可是我们一无所知……不是我们投身于生活,而是生活把我们一把拽进它的旋涡和虚空。尤根?列文说:“我们都是休假中的死者,”只有这句话可以慰藉我因朋友早逝而带来的心灵伤痛。龚建庆就是去富春江度假的,那一年夏天来临之前,他贷款在莘庄颛桥刚买了房子预备做画室,画了许多草稿与素描,正计划大干一场呢……现在,他去了一个永久的休假地,而我们,迟早也要去那个地方。

就这样吧,我不能再写了。还活着的人,你们当中必须要有人留下来,为已死和将死的那些人写墓志铭。至少,像我那样,写点回忆录吧!如果我的文字能够打动你们,那你们也可以做到。我向你们保证,下一次,我的上海往事不会再如此沉重,因为历史距离不仅带来力量,它还带来梦幻般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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