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札记︱ －－－《书城》编辑部（E_mail: shucheng@99read.com )
一八七○年，不满二十六岁的尼采被巴塞尔大学聘为正教授，讲授古典语言学和希腊戏剧，座下最多时有十二名学生。
其时学院派的“反刍类”正忙于从日耳曼东进历史中发掘披荆斩棘的光荣叙事，学术和教育在合力打造国家意识形态的神圣谎言，所谓“庸人理想”快速发酵。少年得志的尼采未有得意之日，校园生涯竟如楚泽行吟。正是那一年，德国人在普法战争中赢了法国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成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轰轰烈烈的登基大礼故意摆到了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俾斯麦的大国崛起真是风光无限，朝野上下一时欣喜若狂。照尼采说来，一八七○年代的德国像是患了“民族官能神经病”。
后来，尼采说“早在我二十六岁时，我就怀疑德国人的性格”。后来，他在一系列论著中还不断抨击德国人引以自豪的教育体制和文化现状。从一八七三年开始的几年内，尼采撰写了《不合时宜的观察》四篇论著，其中第二篇即《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针对盛极一时的好古之风，提出历史教育对人生是“有利”还是“有害”的问题。他嘲讽现代人重知识而不重人格，人人拖着一大堆消化不了的“知识石块”，弄得内外相悖，知行分离。他还认为德国的史学不啻是促进时代妄想症，甚而将历史搞成了“永久的隐身神学”。当然，许多问题要追究到黑格尔的历史观，人们对于成功的崇拜几乎成了一种顽疾，他忿然指责那些在“历史的威力”面前折腰点头的德国人——“就像中国人机械地向每个威力都点头称‘是’，不管这威力是一个政府，是一个舆论，或是一个大多数。”
骂了自己的同胞，转过来又拿中国人开涮，这尼采也是个逮谁灭谁的主儿。其实，他未必知晓一八七○年代的中国是何等状况。“同治中兴”已从中兴走向末路，趸来了知识主义的儒学复兴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玩了个底掉，士大夫重温古典荣耀之际，庞大的帝国已是病入膏肓。
苍苔断碑，记忆犹在。当日曾国藩刊布《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左宗棠马不解鞍地转战陕甘；王闿运致函出使英伦的郭嵩焘，俾其如何在彼邦传授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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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琪：寻找政治，罗岗：中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刘绍铭：书评本是无情物，董桥：我集藏的《鲁拜集》
书间道：林行止：希望高人一等的高跟鞋悲剧，陈恒：是可译，孰不可译，彭林祥：新文学广告与文学传播
李辉：老人与书之一：马国亮与《良友忆旧》，吴亮：“休假中的死者”，方宽烈：多才多艺陈蝶衣，倪匡：记老友二题
书间道：王淼：“美景之美，在其忧伤”，黄德海：老而困学，思伽：死于笑声，三皮：退步的麦田守望者
王炳根：私语的品格与价值，曹怡平：尚未结束的审判，许志强：《幽灵之家》：美与罪孽，铁舞：文学可以让人猜想，老丁：我不是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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