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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游览·北京·情怀

游览·北京·情怀

--作者:陈平原

《走马观花》自序

春天来了,百无聊赖的农夫一时兴起,在荒郊野外抛洒下若干花籽。未曾想到,有“贵人”慕名前来参观。于是,一纸令下,为求悦目赏心,将满山遍野正疯长着的闲花野草,“剪裁”成错落有致的花园。这可苦煞了农夫——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挣扎了一番,最后决定:丑媳妇总归要见公婆,干脆素面朝天。

这个寓言,指向本书的编纂策略——当初随意挥洒,如今非要整理成前后呼应井然有序的“著述”,实在没这个本事。承认这只是旅途中或旅行后的东涂西抹,确证作者曾兴致勃勃地东游西逛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虽未刻意经营,二十年间,除本书外,我另有《阅读日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大英博物馆日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以及《日本印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三书。其中的《日本印象》,乃是截取《阅读日本》前两辑,配上若干精美图像,属于“删繁就简”,加上“更新换代”。此外,在诸多愉快的旅行中,我还撰有不少草稿、日记、书札等,只是无暇整理成文。此类旅行文字,有无称心的笔墨尚在其次,关键是需要“从容把玩”的心境。

读书之余,喜欢游览,管他东方西方、国内国外,只要是大好河山、名胜古迹,我都能访则访。至于是否撰写游记,端看“机缘”——有一见如故、浮想联翩的;也有厮混甚久、毫无感觉的。在《<阅读日本>后记》中,我曾提到:“在一个恰当的时空,碰到一个契合你心境及趣味的阅读对象,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及知识准备来仔细品尝,这样的机遇并不常有。”作为学院中人,面对“与国际接轨”的考评压力,撰写并发表游记,不但不加分,还可能给人不务正业的印象。好在本人不在意,二十年间,居然断断续续,时写时辍,留下了若干旅行文字。

明知是上不了台面的小文章,仍敝帚自珍,因其真实地记录了当初的欣喜、惊愕与感慨。选择《走马观花》作为书名,看中的正是这成语的歧义。没错,对于东西方任何一座都市或乡镇,像我这样的旅行者,其观察必定是“浮光掠影”,与专门家之“鞭辟入里”,不可同日而语(本书多处在此意义上使用“走马观花”一词)。可单是这么界说,过于谦虚,不够真诚。其实,“走马观花”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喜气洋洋——典出唐人孟郊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

因缘际会,有了旅途中的小憩,于是,顺手采撷点花草,给自己保留记忆,给朋友提供娱乐。不用说,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但在讥笑其“浮浅”的同时,请体味文章背后的“得意”——在我看来,对于旅行者来说,这种“喜气洋洋”的心情格外值得珍惜。

单说“走马观花”,似乎还不够;再配上一句“信马由缰”,感觉上更完美些。我之游历山川名胜,有兴致,但无计划——可古今,可中外,可雅俗。如此“观花”,希企的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偶尔舞文弄墨,说实话,已属第二义。

二○○七年六月五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五方杂处”说北京》自序

将《“北京学”》置于全书开篇的位置,颇有“做学问科”的嫌疑。其实,没那么深奥(或曰:没那么无聊),只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编排方式,各辑文章按写作时间排列。如果以此推断,试图从“学术”角度加以评判,那可真是“文不对题”。那文章的题目很吓人,实际上不过是一则随感。说到天上去,也只是预感到“北京”作为学术课题的“伟大意义”。据说,此文乃“北京学”这一话题的最初文献(参照马万昌《对北京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1期);但谁都明白,“话题”与“成果”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

相对来说,我对《“五方杂处”说北京》《想像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以及《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三文,稍有信心些——虽说文体驳杂,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的研究思路、学术趣味和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前者缘于我六年前在北大为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的“北京研究”专题课,后两者则关涉我和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现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共同主持的“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及相关论文集。其实,关于“北京”这座城市,我还真撰写过若干专业论文,只是有的已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有的将收《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故只好割爱了。这样也好,本书于是得以轻装上阵,不必整天端着“学问”的架子。

“为什么是北京”,很多喜欢谈论北京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追问。记得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中,我是这么解答的:“为什么是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不成问题。住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就好象生于斯长于斯,没什么道理好讲。当初只是凭直感,觉得这城市值得留恋。久而久之,由喜欢而留意,由留意而品味,由茶余酒后的鉴赏而正儿巴经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茶余酒后的鉴赏”多,而“正儿巴经的研究”少。也正因此,本书的定位是“随笔”——或者说,是一种人文性质的“北京阅读”,而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北京研究”。

书分三辑,分别讨论城、人、书。为什么谈论北京时,非要收入在京访书、买书、读书的文章不可?当然是与这座城市的特点有关,也与作者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说白了,“本书的主角确实是北京,但那只是以学术文化为主轴的北京;而且是透过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学者不无偏颇的目光以及略嫌芜杂的笔调,所隐约呈现出来的”——这话出自我为台湾版《人在北京》所撰“自序”。
二○○三年底,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刊行了我的随笔集《人在北京》。书出版后,不断有热心的编辑前来打听,建议刊行该书的简体字版。之所以谢绝,是怕跟我在大陆已刊各书的选文重叠。这一回,拗不过三联书店郑勇君的再三催促,抽去一半旧作,增加一半新文,让其“改头换面”,粉墨登场。

各辑文章的排列,意思显豁,无须作者饶舌。惟一需要多说两句的,是《生于忧患》一文。二○○三年的四五月间,面对满街白花花的口罩,还有电视里“抗击SARS,打赢首都保卫战”这样悲壮的标语,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真的“面不改色心不跳”的,不能说没有,但肯定很少。课堂上,我将刊有此文的报纸复印给同学们,据说很是“鼓舞人心”。这大概是我近年所撰文章中,惟一真的感觉“有用”的。

二○○七年六月七日于圆明园花园

《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自序

去年年底,我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刊印了一册三十六万字的《学术随感录》。明明是“小文章”,竟弄得这么厚,实在有点反讽的意味。将这些随意书写、不登大雅之堂的短文结集成书,除了留下自家精神探索的印记,更希望从一个特定角度见证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的变迁。在“自述”中,我曾提及:

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二十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专业著述不说,已完成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辨析文化思潮的,有《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反省大学体制的,有《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追忆学问人生的,有《当年游侠人》(三联书店,2006年)。再有,就是这本当初随意挥洒、如今则必须“苦心经营”的《学术随感录》。

这一尝试,最早开始于一九八八年的七八月间;可那组刊于《瞭望》杂志的“学术随感录”,以及此后陆续撰写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学术史研究随想》等,因收在珠海出版社原刊、“即将由三联书店重印”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中,为避免重复,只好割爱了。

在我先后出版的十几种随笔集中,珠海版的《学者的人间情怀》(1995)印数不多,影响却最大。十二年前初刊,印数五千,此后未再重印,可在论者的引述或评议中仍不时露面。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为书题的那篇文章。

《学者的人间情怀》最初发表于一九九三年第三期的《读书》杂志,日后被收入各种选本,如《另外一种散文》(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五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90年代思想文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北大百年散文精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白话的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世界华人学者散文大系》(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等。集中其他各文,也有承蒙选家错爱,进入各种读本的,但像此文这样四处奔波,且出入于“散文”选、“作家”论以及“知识分子”研究等不同类型的选集,绝无仅有。

在关注学术规范建设的学者看来,我的《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是此话题的始作俑者(参见杨玉圣等编《学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余三定《新时期学术规范讨论的历时性评述》,《云梦学刊》2005年1期);而有考据癖的“北京学”专家,也将我的短文《“北京学”》,视为此话题的最早文献(参照马万昌《对北京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1期)。类似的“思想火花”还有好些,如《“文摘综合症”》、《学术史研究随想》、《走出“五四”》等。我当然不会愚蠢到以为自己真的开创了一个什么学科。设想多而能力小,兴趣广而功底薄,也就只能“随感”而已了。这既暴露了大转折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迷茫,更体现其不服与抗争。如果不过分苛求,这些虽则浅薄、但仍属真诚的思考,也自有其可爱之处。

有序跋,有游记,有随笔,也有谈话,当初的定位是“关于当代中国学术的‘随感’”,故体裁归属不是很重要。如此“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之中”,必定“并不特别注重散文的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正是从这一角度,谈论诸如《学者的人间情怀》这样的“学者散文”。

除了是“另外一种散文”,还牵涉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家偶尔论及时,褒贬不一。出于好意,两年前,北京的三联书店建议重刊《学者的人间情怀》,理由是保存一种“历史文本”。我同意了,而且,还专门撰写了题为《学术转型的见证》的“新版自序”。可事后想想,还是觉得不太妥当。除了原刊文体驳杂,还有重复收录之类的问题。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撤稿。辜负了朋友的一片好心,实在抱歉;可如此决断,与其说是对读者负责,不如说是对自己的警醒。

在《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的“自序”中,我谈到过自己时常罔顾学科边界,贸然谈论已成“专家之学”的“当代中国”:

囿于“观察者”立场,加上会议论文或专题演讲的文体特征,使得本书的论述“鲜活”有余而“深邃”不足。就近观察一个生气淋漓、充满动感的社会,好处是“真切”,缺点则是容易流于“浮泛”。

这回也不例外,依旧只能扮演有浓厚学术兴趣的“观察者”形象。某种程度上,这是“论述姿态”所决定的——既然你选择了课堂讲授、学术演说、会议发言、随笔、答问以及文化评论等,那就只好随意挥洒,而不太可能像专家学者那样旁征博引,追求“每下一义,泰山不移”。

虽说只是“观察者”,并非驰骋疆场的“斗士”,但如此不顾专业设置,撰写诸多无关“业绩”的文章,也算是一种对于社会生活的“关注”与“介入”。没能力叱咤风云,只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学者的人间情怀”。只是因兴趣及能力所限,这一“观察”,基本上局限于与自家专业接近的思想文化、新闻出版以及文史之学。除第一辑按写作时间编排外,其余三辑的划分,兼及论述主旨与文章体式。

本书新旧杂陈,按篇幅计算,大约是对半开。第一辑全属旧文,选自《学者的人间情怀》(珠海出版社,1995);其余三辑,也有些录自《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掬水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和《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此四书原本印数就少,以后也不打算重刊了。不以“文采风流”著称,我的随笔集,希望适应读者阅读趣味的变迁,还是“专题化”为好。

选择集中二文,凑成正副标题,不完全是偷懒,也自有深意在——前者指向学术精神,后者关涉论述策略。所谓“学者的人间情怀”,就是我文章中再三表述的,“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至于谈论当下的“文化选择”,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喜欢“跨世纪”,回到我所熟悉的清末民初,则带有明显的专业印记。集中各文的长处与短处,均与此学术思路相关。

这么说,等于是亮出了自家底牌;接下来,便是祈求读者批评指正了。

二○○七年五月三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走马观花》,将由上海书店刊行;《“五方杂处”说北京》、《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将由三联书店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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