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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召:伐木烧炭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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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烧炭的运作机制

--作者:朱鸿召

延安时期(1937-1947),与开荒种地、大生产运动相伴随的伐木烧炭,是革命队伍的生存手段之一。伐木烧炭的过程极其艰辛劳苦,甚至还会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在当时的革命队伍里,有远识的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负面的因素,并组织专项调查,一度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改善环境。

一九三七年初,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总部进驻延安,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大量知识青年奔向延安。原来只有三千人左右的边塞小城,到一九三八年底,就猛增到近三万人口。此间,虽然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按月接受国民政府支付的军费,但遽然增加的人口,以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以后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导致古城毁坏,中共党政机关被迫搬迁到城外新开的窑洞里。这样,开挖窑洞,安装门窗,制作家具,生火做饭,都需要大量木材。从南门外杂货市场购买,已经不能缓解燃眉之急,那么,发动干部战士、师生员工亲自上山砍树,肩扛手拖,搬运回来作木料,也作柴火,就成了势所必然。

这时候,延安四野的山林,除个别属于私人所有,绝大多数都属于无主者,只要你有力气,尽可以去砍伐搬运。此前的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红军队伍,从保安回到西安途中,有一整天都走在人烟荒芜,没看见一座房子的森林里:“在这个地区里,山深林茂,大地一片秋天的棕色。我们看见了野鸡、几只鹿、野山羊和野猪。在对面的一个溪谷里,有两头老虎从一处乱丛棵子跑到另一处乱丛棵子去,那地方在射程以外。我们都打了枪,但打不中。下来我们都责备自己浪费了子弹。这是很美好的一天,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的是荒山瘦谷,而现在来到这个山深林茂的地方,自是大开眼界了。”(([美]埃德加·斯诺《我在旧中国十三年》,三联书店1973年3月版)这个具体地点,也许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在延安四野,尤其是延

安以南、以西、以东地区,分布着相当广大茂盛的森林植被。图1:红军三大主力到达陕北后的延安。

据《延安地区林业志》记载,远古时期的延安地区,曾经林茂草丰。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这里“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制造舟车弓箭,营建房舍宫室。此后,治乱易代,战争频仍,人进则林退,人退则林生。清同治初近十年间(1862-1870),捻军入陕甘,联合回民抗清,反复鏖战于陕北地区。左宗棠不敌回民,竟然放火纵烧森林,山火持续数年而不灭。延安西南至南部地区,土地荒芜,“十室九空”,“人口死亡十之八九”。随后的五十余年时间里,人走林起,天然次生林植被有所恢复。但抗战后大量人口涌入延安,对森林“进行着扫荡的砍伐”,这除了生活伐木外,还有拓荒屯田。“边区部队在一九三八年就开始垦荒种地,仅一九三九年就垦荒二点五三二万亩”。(《延安地区林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一方是努力在山上开荒,同时,一方扩大了冲毁的肥美川地,以今年(1940年,引者注)冲毁的面积来说,比新开的垦地不知要超过多少倍的价值。”再生未久的森林植被,遽然间又受到毁灭性的砍伐毁坏。
几年时间植被破坏的直接后果,是一九四○年春夏之际就发生了“六七十年来的第二次大水”。据当时人记载,“今年的大水灾主要是在洛河川、延河川、葫芦河川、大理河川以及无定河等流域,损失的肥美土地同农作物,虽然尚没有统计,但就我们这次看见的说,已够惊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见《延安地区林业志》)而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今年,边区之所以发生水灾,重要的一条,就是由于边区的森林遭到了破坏”。(乐天宇等《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1月版。此件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文字有出入)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或忧患,早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任职的乐天宇,与时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的李富春,细谈边区经济及森林现状时,“畅快而沉痛地叙述其对边区森林的意见”,让李富春为之动容,并“完全赞同其见解,极力赞助其先组织边区森林考察团”。(《李富春同志对森林考察报告的批示》,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这样,就有了一个对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森林资源和植被现状的科学考察报告,并由此而形成对于伐木烧炭的另一种意见。

这次由乐天宇主持,由中央财政经济部提供经费,从边区政府建设厅、延安自然科学院等单位抽调六人组成的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从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出发,同年七月三十日返回,历时四十七天,对整个边区的森林分布、植被状况、水土流失等进行相当全面周到的考察,并提出水土保持和森林养护建议。

考察的结果,情况很不乐观。整个边区森林面积约为四万平方里,即一万平方公里,占边区总面积九点八九余万平方公里的百分之十点一一,并且分布极其不均匀。“因为近年人口的增加,正在进行着扫荡的砍伐呢!主要的便不是砍伐数量的大,而是砍伐的不平均——集中于一点,尤其是各河流上游的松柏林,因为材料较佳,砍伐的特别残酷(不留种树)。”其结果是森林的外线面积在缩小,北方沙漠日渐南侵,森林的内部出现孔状破坏,引起局部气候不调。里应外合,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得边区自然环境恶化,蒸发量加大,霜降期增长,气温变动剧烈,旱涝、风雹、瘟疫等灾害并致。所以,考察报告最后警告,如果对目前仅有的这四万平方里森林资源不加以专门的管理和保护,“仍任其像近年来的任意砍伐滥伐、焚烧等,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整个边区将不免陷于极端气候的恶化和闹水荒的境遇。” (《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见《延安地区林业志》)

在此基础上,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四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办法》和《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前者规定,“凡公共土地上所植造树林为公共所有,凡私人土地上所植造树林归私人所有;凡造林有成绩者,经建设厅考核后予以奖励。”后者规定,“凡公路两旁、沿河两岸及公共建筑周围之树木,无论其属公有私有,任何人不得砍伐和损坏;凡公有森林,因公需要,伐五棵以下者须经区政府批准;伐五棵以上十棵以下者须经县政府批准;伐十棵以上者须经建设厅批准。”((转引自《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5月版)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份相当严格的森林保护条例。

一年未到,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重新颁发《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和《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对上述两个条例做出更细致的规定。其中有“每年植树造林时期,分为春秋两季举行,其造林计划须于春前一次决定之”。要求“各级政府组织森林保护委员会”,具体负责贯彻执行这些森林条例。(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与此同时,还专门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规则》,明文规定,“凡各机关、部队、学校、群众需要砍伐树木时,未入山以前的十天前,先将砍伐树木的数量(分板材、圆材、薪炭等)、砍伐地点、人数、时间详细开列,通知建设厅或附近县区政府”。“由建设厅及附近县区政府派出森林保护员与砍伐树木的各部分的负责人商定砍伐办法(地点、树类、期限、人数等),并先共同入山号定应砍树木,通知当地乡政府与周围群众,方得令砍伐人员入山砍树。”不过,允许存在的例外是,“如有军事上之急需,当不在此规则限制之内,但须视其需用之性质而决定其砍伐法。”((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

这样,曾经一度时间里,延安减少开荒,生产运动“放弃以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方针,代之以依少数人生产,并以商业为主的方针”。(李富春《更向前一步——1944年1月25日在中央直属生产运动总结会上的结论摘要》,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印,1985年10月)在讲究科学管理的舆论环境下,开荒减少了,植树护林多了。但这些措施仅仅维持了约两年时间。

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抽调部分人员组成一个烧炭队,进入安塞山区的石峡峪突击烧炭。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张思德不幸在挖窑烧炭过程中,被塌陷的炭窑掩埋牺牲,引起毛泽东对于一个普通战士生命的高度重视。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九月二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毛主席亲致哀悼》为题,报道追悼会情况,并转载经毛泽东审阅过的讲话内容。随后,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被各根据地的报纸先后转载,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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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正在和战友一起烧炭的张思德(左)

陕北冬季漫长,寒冷难耐,当时窑洞取暖只有靠木炭。生活供给制下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每年从十月到次年三月,共计约半年时间里,都要在窑洞里用木炭生火取暖。木炭,如同小米、衣被、卫生纸一样,都按一定的等级标准,统一供给。

一九四四年五月制订,七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公营工厂的普通工人生活共给标准中,“烤火木炭每年每房九十斤”。按当时度量衡标准,“秤一律以小秤十六两一斤计”,(《陕甘宁边区政府批答——公营工厂工资制度及制造费核算等应予照准》附件三《全面工资标准规定之根据》,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六个月,每月十五斤,每天八两。普通工人白天都在工厂里劳动,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最低的木炭供应标准。大生产运动中,木炭由最初的全部供给,逐步改为半供给,直至由各机关单位全部自给,(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为发送“1944年度各机关、学校、部队一般的生活及财政供给标准”》附件一《1944年度各机关部队学校一般的生活及财政供给和节约标准》,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这个统一供给的标准也就名存实亡了。所谓“半自给”或“自给”,就是由各机关单位自行组织人力进山,挖窑,伐木,烧炭,大体上依照一个供给标准,但普遍都要超标准,这样就可以多分配些木炭,冬季的窑洞里更温暖些,温暖的时间更延长些。并且,更有多余部分还可以驮到延安南门外新市场上去出售。

由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等院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迄至一九四四年五月,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总计人数二千一百二十四人,其中学员一千三百〇二人,教员四十三人,职员五百三十二人,家属小孩二百四十七人。(参见王云风主编《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版)如果按照普通工人的烤火标准计算,学员每五人一房(窑),教职员工及家属每三人一房(窑),合计大约五百三十五间房屋(窑洞),一年需要用炭四点八万斤。但是,据当年鲁艺学员,曾经直接参加延安大学烧炭队的林冬先生介绍,该校一九四四年“大概需要十一万斤左右的炭” 。 (林冬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2002年4月26日)这个数字除去学校知识分子用炭标准高于普通工人的部分外,还有多余部分应当就是额外分配的数量了。而当时各单位各部门大多采用这种操作方式,进山前也都办理相应的树木砍伐报告审批手续,进山后则尽量多砍伐多烧炭,超额完成任务指标,既受领导赏识,又得群众欢心,甚至还有一定的个人回报。

伐木烧炭,远离延安街市,深入沟壑山林,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生活近乎筚路蓝缕。对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来说,从来没有过此番经验,确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和人生的挑战。整风运动前,各单位各部门抽调烧炭人员是有些困难的。但整风运动后,人们开始意识到 “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二要住窑洞,三要背柴米,四不发饷。”这是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考验,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接受的人生挑战。“你们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了知识分子与工农隔阂的一堵墙啊!”( 赵海编著《毛泽东延安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伐木烧炭,同样也是革命事业,是为人民服务。

于是,伐木烧炭就有了可圈可点的革命内涵,就有了形诸笔墨的艺术价值。

于黑丁的小说《炭窑》,真实记录了一九四一年夏秋之际,位于蓝家坪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抽调四人随中央财政经济处组织的烧炭大队,深入安塞山区伐木烧炭的情景。按当年中央财政经济处关于冬季木炭供给办法的通知精神,“文抗”计划所需木炭一点二万斤,中央财政只供给三分之二,另外部分必须自给,即抽调人员进山烧炭四千斤。于黑丁时任“文抗”秘书长,这种生活供给问题属于他的工作职责。所以,在经过一番矛盾踌躇后,决定亲自进山。“一个搏斗的开拓的欲望在他的脑海里萌芽了。于是他面前展开一片丛郁郁的山林,而他又以笑容面向着那取火者的劳动的英姿。”艰苦的劳动在如此神圣的精神想象面前,一切都获得了升华,伐木烧炭的全部过程得以进入艺术创作的文本。在土坡上挖出高五尺二寸,宽六尺的炭窑,留好烟囱和观火眼;然后是砍伐树木,“十几个人分散开,每人手里挥举着一把发亮的斧子,在陡峭的山腰上爬动,随着斧子的响声,树木如山崩地裂似地仆倒了”,斩头去梢,将其中段砍成五尺长不带枝叶的材料,拖到窑里,按一定的层次程序装窑;接着就是点火烧窑,灰烟冒三天,转青烟,待到一缕缕蓝烟出现,就可以用土把烟眼和风洞完全封闭,七天后开窑透气,再冷却三天,大功告成;接下来的活计是扒窑出炭,“工作开始了,一阵难闻的烟气从炭窑里喷散出来,使人立刻感受到窒息的咳嗽起来了”,赶快把嘴巴闭紧,挥汗如雨中享受着劳动收获的喜悦吧;出窑的炭需要马上打包,防止阳光下长期裸放而被氧化;最后的工作是将打包过的木炭从山里运输到延安。
   
不远的山坡上和炭窑里,一阵喧闹,叫骂,欢笑,和杂乱的声音,突然在人们中间波动起来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哪一个不以自己的生命,欢呼着自己的最大的快乐?又有哪一个不以自己的生命,背负着一个斗争的命运,而唱出自己心灵中的一支劳动的歌?大家不是曾经听到有人讲起多年以前炭窑倒塌所发生的一个悲惨的故事吗?彭云华被诱人的声音激动着,他以爽朗的心情在火窑里也唱起来了。他的歌声,流动在这小小的低暗的火窑里,停息不住,终于从窑门口,从窑左边一个饭碗一般大的小风洞飘送到山坡上,飘送到炭窑里去了。一个劳动的人,不是有永远唱不完的生命的歌吗?”(于黑丁《炭窑》,《谷雨》第4期,1942年4月15日)

融入个人生命体验的劳动经验,经过艺术的升华,细化并强化了关于伐木烧炭的话语强势力量。整风运动后,这种以知识分子改造,为人民服务为题的话语强势,更加为知识分子所接受。伐木烧炭也就因此而更加成为革命队伍里锻炼人,考验人,改造人的一个好去处。

一九四四年五月,从晋绥前线到延安进鲁艺戏剧音乐系学习的林冬(张兆虎),八月底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报名与其他十几位同志组成延安大学烧炭队,开赴离延安约三十里左右的南部九源山林里,“住在一个破土地庙里面,旁边是一个老乡的场院,场院里面有两口窑,窑都塌了,前面乱七八糟了。我们的烧炭队就把土地庙当作了伙房,拿了一口锅去,旁边的土窑洞当成了我们的宿舍,没有门,没有窗户,就是大开门。所以晚上刮风,耳朵边上都是风声叫,满脸灰尘。”这些烧炭队员们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劳动也是非常艰难的。

据林冬晚年回忆,进山时每个人发一个没有开刃的斧头。依照专门请来指导的老师傅意见,第一个任务是磨斧头,大家先到河滩里去捡石头,权当磨石用。斧头没有柄,也是按照行家指示,选伐合适的树木经火烤炙后装木柄,一把斧头就做成了。然后分工,或上山砍树,或挖土打窑。打窑是需要专业技术的,大体是在一个倾斜四十五度角的山坡上,切下一块,把土面打开,整出一个平台,再在剖面上挖窑洞。先挖一个门,打进去,再挖一个洞,很深的洞,门要小,门下旁边还要修一个像牛犄角一样的边洞,外面大里面小,是做引火通风用的。炭窑上面还得挖一个出口,作烟囱出烟和水汽蒸发之用。

炭窑引火,得一天一夜才能引着。外面是干柴,塞在牛犄角洞里面,点着以后慢慢慢慢地用这个火烤里面的木头,从湿烤到干,渐渐地觉得发出火苗。三四天以后,炭窑当初冒出来的烟带有水蒸汽,是白的,几个昼夜,烟就变黄,再变青,最后这个烟是几乎看不见了,往上冒着全是青纯的气,这个时候就该封窑了。
   
对烧窑火候的把握,需要有专门的师傅看火。烧过了头,留下的都是灰,没有炭了;烧不透,封火过早,炭里面还有木头夹在一起,这叫生炭,取暖时会冒烟呛人,甚至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所以掌握火候是技术,可意会难言传。“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火的老师傅吃特灶,除了吃饭以外要专门给他炒鸡蛋,每天还得给他几两酒。为什么要给他酒?因为他夜里要看守,时时刻刻要看火候,盯着烟囱的出口。夜晚寒冷,喝酒取暖提神。”
   
据林冬介绍,为了保证木炭的质量,他们在装窑前砍伐树木,对树种是有选择的。这是在老师傅的教导下,主要选择枫树和杜梨树。“那个时候我们砍的树,树龄都在八十到一百年,有两人合抱那么粗。”“杜梨树木质坚硬,烧出来的炭质量是最好的。那年我们找到一棵两个人搂不过来的大杜梨树,砍倒以后,树干高八尺。装窑时放在炭窑中间,烧完以后,八尺树干已经变成一块六尺高的大木炭了,里边的花纹就像菊花瓣一样。我们队长说今年咱们烧炭,这棵大杜梨树炭,是炭中精品,可以向延安展览会献礼了。”
   
都是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以前基本上都没有从事过如此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进山伐木生活艰苦之外,肉体上的磨练也是巨大的。“第一天还可以,第二天手上满手血泡,都是血。我们最早用破裤衩、破衣服垫着,还是震手。大约十天以后,血泡消退,长出老茧来就不感觉到疼痛了。最初不会砍树,不会用劲,只知道抱着斧头往大树身上砍。那个老师傅说这样可不行,斧头应当从下往上砍,再从上往下砍,砍出一个梯形的口,这样,粗大的树才能斧头进得去,不然你进不去,所以开始怎么样砍树也要学一点本事。” (林冬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记录,2002年4月26日)

我们现在不知道要由多少树木才能烧出一斤炭。当时延安常住人口中享受生活供给制的“公家人”大约三至四万,按平均每三人一间房(窑)计算,约一至一点三三万间。再按每年每房(窑)用炭一百二十斤,总计每年烧炭至少一百九十二至二百五十五点三六万斤。

如果比照延安大学两千一百二十四人,一年用炭十一万斤的标准,那么,延安“公家人”全年用炭就达到二百四十八至三百三十一万斤。

此外,还有延安当地人口和不断接受的新近移民人口,同样需要伐木烧炭,冬季取暖,都不在此估算数字之内。

土地是我们传承祖先的遗产,也是后代委托我们守护的财富。延安革命圣地,伐木烧炭是拆了肋骨做火把,点燃了一代人的革命理想,也留下了需要几代人整治的山河创伤。

    但是,怀着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我们却没有权利对那段艰苦的岁月横加指责。显然,“环保主义”并不能替代具体的历史分析,历史就是这样在两难的境遇中艰难穿行。但是,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我们却可以在和平的日子里,静下心来重新保护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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