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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培恒:革命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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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
陈建华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

 

革命与形式

--作者:章培恒

建华嘱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著《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0)》写篇序,我很高兴而且歉仄,赶快答应了下来。
  
在他的《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和《“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两部著作问世以前,都曾要我写序,我也都曾答应过;结果一篇也没有写。因为这两部书稿我均仔细读过,认为它们富于创见,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所以想把序写得尽量好一些。我作文本就很慢,再一求工,那就往往今天写三百个字,明天删去两百个,后天则把剩下的一百字也删光。当然如果边上不断有人提醒,我大概也不致如此磨蹭;而建华又不在国内,由得我自由操作。最后出版社急着付印了,我的序却无法交卷,就只好不了了之。这样地一再言而无信,我自己心里很感不安,但看来建华并不介意。这就是他约我为其新著写序时我“很高兴而且歉仄”的原因。
  
不过,我之“赶快答应了下来”,倒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以前的愆尤,而是早就希望看到一部研究茅盾小说的高水平的专著;而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中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有关论述来看,我相信建华是能写出这样的专著来的。

我在上初中时就读了茅盾的不少小说,而且颇为喜欢。成年以后虽逐渐意识到茅盾小说中存在着为政治而损害文学——或者说为革命而损害艺术——的成分,不独较分明地见于《子夜》,在其早期的小说中也斑斑可考——他早期的文学思想本就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不无相通之处(可参看谈蓓芳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的影响——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的有关茅盾的部分,见其所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版)。所以这毋宁是正常的事。但无论如何茅盾的小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与三十年代初叶是有其重大影响的,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页368)。这里所说的“他们”指非左翼作家;而在左翼作家的长篇小说中,至鲁迅写此信时为止,也以《子夜》最为广大读者所瞩目。此书是一九三三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在出版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印了四次,第一版印三千册,接着的三版都各印五千册,在当时可谓轰动效应。这也就意味着《子夜》确有其超越侪辈的质素在;而就茅盾自己的创作历程来看,则《子夜》正是从其早期的小说发展而来,并非倖致。
而且,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腐蚀》就受到了规模不小的批判;至“文革”前夕,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更被作为“大毒草”来口诛笔伐。这又从另一方面显示出茅盾在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小说自有其与后来的文学主流相凿枘的所在——尽管那种批判也许别有用意,但这两部电影与当时的指导者在文艺战线所要倡导的确实格格不入,而电影也并没有歪曲小说原著。

由此看来,茅盾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有其独特的复杂性,也自有其不可移易的地位。然而在茅盾研究方面,却与茅盾自己的成就并不相称。至迟从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起,大陆的研究者尽量把茅盾的创作阐释得与研究论著发表当时的文学主流相和谐;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上述的研究倾向仍在继续,但其后也出现了抉发茅盾创作中为政治而损害文学的一面的论文,可以说这是茅盾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从文学本身来阐明茅盾小说的价值——当然同时也就必然要指明其缺陷或局限——的较深刻的论著却仍很难见到。例如吧,鲁迅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给胡风的一封信中曾要胡风就茅盾小说的有关问题写一份材料,现引述如下:
    
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拜托你。即关于茅的下述诸事,给以答案:
    一、 其地位,
    二、 其作风,作风(Style)和形式(Form)与别的作家之区别。
    三、 影响——对于青年作家之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他的态度。

这些只要材料的记述,不必做成论文,也不必修饰文字;这大约是做英译本《子夜》的序文用的,他们要我写,我一向不留心此道,如何能成,又不好推托,所以只好转托你写……(见《鲁迅全集》第14卷,页2—3)。

我想,这却是研究茅盾小说的基本问题,尽管“布尔乔亚作家”这样的词语我们今天已很少用,但了解当时的左翼以外的作家(尤其是反对左翼的有影响的作家)对茅盾小说的态度也确是茅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胡风倒是很快把材料做好了,并由鲁迅转寄给茅盾;见鲁迅于同年二月二日给茅盾的信(同上书页19)。然而,英译本《子夜》后来并未出版,胡风的这份材料也未见发表,也许已经不存于世了。从那以来已经七十一年了,遗憾的是我们很难说今天对鲁迅信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已有了拿得出手的答案,特别是第二个问题恐怕更少有人注意,这跟大陆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者长期以来对形式的轻视有关;而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也就不能真正回答第一个问题,至多只能说一些浮光掠影、不着边际的空话。

正是基于上述的想法,我一直期待在茅盾研究上有重大的突破;所以,在听说了建华这部新著的标题后就想尽快读到,自然也就要赶快同意写序了。读完了此书全稿,深为茅盾研究中终于有了这样开创性的成果而欣喜。此书虽以茅盾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的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但同时也为理解《子夜》等小说提供了很好的钥匙。书中所深刻阐明的体现在茅盾这一时期作品里的“长篇小说”的现代性展开与中国特有的、植基于其对“革命”的理解上的“革命性”要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既具体、丰满地展示了茅盾小说的文学上的成就及其独特的形态,也同样具体、丰满地揭示了它们的失误及其必然性;并从一个极其重要的侧面抉发了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形式——“有意味的形式”——的演进及其与“革命性”要求的互动与冲突,由此所形成的内容上的特色;同时也必然导致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重新思考。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不仅是对鲁迅关于茅盾的上述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二个问题的很好的回答,而且其丰富性恐已远远溢出了鲁迅原来提问时所设想的范围了例如,鲁迅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还视为酒瓶与酒的关系,并认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从而认为“‘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见《准风月谈·重三感旧》),则其对形式的理解还较狭隘;建华所说的形式则已超越于此了。

至于鲁迅所说的第三个问题,固然不是此书所要研究的;但此书的第七章却也在无意中触及了这一点。如果考虑到莫言的《丰乳肥臀》,那也可以说茅盾对青年女性的乳房的描写,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开启了一种传统(张资平等的小说中虽然也有写及乳房的,但实以茅盾为最突出);所以,这一章实在也深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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