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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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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镜头中光怪陆离的上海街头

上海往事:一九九○年代(一)

---作者:吴亮

“我不需要太快的速度,”二○○○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这么写道,“我顽固地把思想遗落在一个逝去的年代。”

一转眼,六年过去了。我坐在计程车里,窗外霓虹如海。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她们说这就是上海,这我知道。我仅仅是有点儿恍惚。太快了,你说什么?变化,景象,还有速度,一切。只有汽车队伍浩浩荡荡如蜗牛在衡山路爬行,它们的尾灯闪闪发亮。前面就是徐家汇吧,应该是。接一个电话,四川花园拆了。换一家怎样?去新弘基广场,多利,还是川菜。无所谓啊,我可以接受辣,无非水煮鱼,我都行。罗纳尔迪尼奥在巨大的广告牌上龇牙咧嘴地微笑。

“关于上海,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断的回忆,以及对回忆的回忆。就像费里尼在他《我是说谎者》中对里米尼老家的回忆,夫玛卡利路,他父亲带他坐马车经过,说“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马车疾驶而去,年幼的费里尼什么都没看清,那年他七岁。一九九三年初春,萧全把我拉到淮海路去拍照。地铁一号线正在施工,马路统统挖开了,满街泥泞。我悲伤地对萧全说“我的淮海路被摧毁了”。萧全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他看见了我,却看不见我记忆中的淮海路。几个月后,萧全将照片寄来了:我穿了件黑不溜秋的老棉袄,冷冰冰地站在长乐路街角的废墟前,愤世嫉俗的表情。现在,当初我站立的地方已经变成一大片绿地。那天拍完照片我和萧全去淮海路康绥公寓旁边一家私人饭店喝加饭酒。这家小饭店,我常常独自坐在靠墙的角落涮火锅吃毛蚶。那时候,毛蚶是违禁品,一种因危险而愈加令人垂涎欲滴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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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全镜头中身穿老棉袄、一脸愤世嫉俗的吴亮

我并不热爱上海,当然也不至于讨厌上海。奇怪的是,人们总是时不时地问我一些有关上海的问题。早在一九九○年夏天,台湾《中国男人》杂志的两位女编辑到上海来采访我,就要我谈谈上海。她们干劲十足,计划一连做十个“上海男人”的专访。这个下午我们坐在波特曼酒店的大堂吧里聊天,我对她们说,上海仍然是停滞的,上海的发展必须等待中央政策的改变。雍和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其中的一张不久就用在《中国男人》上面。这本杂志现在不知塞哪了,我记得上面还有陈从周、程十发、刘旦宅和沙叶新的照片,可能都是雍和拍的吧。雍和是一个兢兢业业的摄影记者,我想他一定是上海变化的见证人。关于摄影,我还要不断提到。那个夏天波特曼生意清淡,大堂吧空空荡荡,整个上海的酒店旅馆业都非常萧条。想想看,懒洋洋地把身体埋在宽大的沙发里,你能预料得到上海几年之后会上足了发条疯狂奔跑吗。

几乎可以肯定,陈从周眼里的上海与沙叶新眼里的上海是迥然有别的,不信去读读他们的著述。保护老建筑就是热忱地保护过去的时态,我们把从事这种工作的人称之为文化守灵人。别太抒情,文化!现实比文化更紧迫更尖锐,权力!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大约这么说过,赞美自己有违谦虚的美德,检讨自己则易被政敌利用。对上海,我没有如此责任。上海外在于我,它从来不是我的骄傲,也未曾让我为之羞愧。我虽为它的住民,骨子里却是过客。我既非陈从周也非沙叶新,对新建筑的疯长和对新腐败的疯狂,我的平静已经不能使我自己惊讶。

“你首先得生活,哪怕你并不喜欢你现有的生活。我一直生活在上海,没有想到要离开它,但这不意味着我留恋上海。因为我写作,所以我旁观。让别人去赞美好了。我一点不喜欢现代城市,这倒是真的。”

上述这段话,是我十二年前回答杭州一家青年杂志的编辑孙昌健采访时说的。昔日杭州,一座真正停滞破旧的美丽城市。一九九四年,杭州还素面朝天,墙门依然。岳坟对面有家面馆,大黄狗穿梭桌椅之间,满地污秽,面条不冷不热每次我都要剩下半碗。连名声赫赫的知味观三鲜面也马马虎虎从水里捞出,加半勺浇头撒一小蔟葱花了事,真真工农兵遗风,返朴还淳。杭州的奢靡九十年代末渐渐后来居上,直逼盛世长安汴梁。钱塘江畔不是新造了个“宋城”吗?追寻逝水年华的,可不是一个普鲁斯特。

近朱者赤,沪宁杭是一家。怀旧之风越刮越猛,我有一阵频频往返于沪宁线。朝天宫或夫子庙,鸡鸣寺或秦淮河,那里没有时间概念。有歪诗为证:“鼓楼痛饮醉无度,半坡梦醒拿酒来”。没有今天明天,只有阴晴雨晦;没有白昼黑夜,只有酒醒酒醉。又拼凑对联曰:“定林雨中有春茶,举杯月下无古今”。离开上海,且忘了时间,却是何等美妙?

有一次我去南京住在马台街汤国的家里。午后下雨,我们正喝着玄米茶,依稀有摇铃声由远而近。汤国说:想算个命试试吗?好啊,闲着也是闲着。汤国开门,请瞎子进屋,收伞,坐下,简单提问。我不说话,在一张纸片上写下我的生辰八字,让汤国念给瞎子听。算命先生掐了掐手指开始口吐莲花:“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有脚走四方,有嘴吃四方,有酒等你喝,有钱大家花”气都不喘说了一大串,声音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我听着怎么觉得有点象上了水泊梁山,除了蒙对的几句,其它全是模棱两可的陈词滥调。很好啊,医生的话我会记住吗,老师的话我会记住吗,教科书,考试试卷,真理,报纸社论,我会记住吗,不会,肯定不会。我们总是倾向于记住离奇的和荒诞的,为什么?因为后者富有戏剧性,前者缺乏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就是一种“难忘的不可能性”。唉,忘了请算命先生为一座城市占上一卦,比如上海,看他能胡说些什么。

一九九五年,我在一篇题为《使你闲暇更多的要诀》的随笔中劈头写道:“不知为了什么,现在的人跟丢了魂似的,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一再拖延不做,或只说不做,或不做也不说,可还是忙碌得一塌糊涂。也许,忙碌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安慰,说明那些忙碌的人们至少还“被需要”。生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疲劳战和争夺战,如果你想休息,你就出局了。还有什么比出局更可怕的?加缪写《局外人》不等于他就是局外人,他的《西绪福斯神话》才道出了我们的生存真相。把石头推上山,然后滚下来,再推上山,再滚下来,永远没有尽头。在同一篇文章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休科一九八七年画了一幅画,题目叫《他们如此匆忙》,画的是狂乱的人群正奔走着去赶地铁。我一想起这幅画的场面,至今都会头疼。”

好了,十一年过去了,现在我几乎每天要挤地铁,当然,我不再头疼,我已经习惯。一只养尊处优的猫看见一群老鼠挤在地洞里想象它们要发疯,猫多虑了。其实只要把猫关进地洞,猫也可能慢慢习惯的。猫的生活和老鼠的生活迥然不同,它们都认为自己看到的世界即唯一的世界,它们的各自经验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它们的结论对吗?

文德斯一九九一年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说:“我爱城市!但有时候你必须离开它。从远处观望它,发现你喜欢它什么。”有道理,不过要看是哪个城市,上海吗,我不得不说,我的态度十分犹疑、暧昧、模棱以及似是而非。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按这个逻辑,上海何止有一千个!真的你采访了一千个上海人,太多了,减掉五百怎样,可能你就完蛋了。他们告诉你的东西越多,你就越没法判别。真正知道一座城市秘密和灵魂的人,按照卡尔维诺的说法,就是“一个位置在边缘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怀有好奇与热忱的人”,而决不是陷在自己生活里,那些要么洋洋得意的人,要么到处埋怨诉苦的人。

新弘基广场,一半是瓦砾遍地的废墟,一半仍是灯影晃动的醉乡。凭栏而坐,遥望窗外的霓彩流霞,竟有身居空中楼阁之感。再也不会有一家新的酒肆变成百年老店,不会了。走马灯般地换招牌换老板,还有厨师,装潢,甚至房子也被连根拔起。快速淘汰,一夜之间突然消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物共同的命运。徐家汇,这埋葬着多少尸骨与幽灵的繁华之地啊!

请允许我再一次援引我自己,“留住时间是所有人的梦想,”我在一九九四年曾经这么说过,然后我援引艾斯特斯“照片的最大好处就是将一切停止”,援引巴赞“电影就是为时间涂上香料”,援引浮士德援引雷诺阿援引托尔斯泰,援引一切已经从时间中消失掉的人。然而那个一九九四年在哪儿,那个写作时分,和此刻,又区别在哪儿?我有点晕眩了。

让我想想,一九九四年还有什么事情发生。哦,对了,乔治那年来上海,在汉宫宴请画家们。席间他问我:在座的谁是未来的梵高?我说这个问题我们要交给时间去回答。乔治说他预感上海的经济在未来十年里会有迅速发展,那么艺术呢?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座的都是优秀的艺术家,我不考虑上海经济问题。那天在座的有李山、余友涵、孙良、宋海冬、丁乙、薛松、何暘与龚建庆。两年后,龚建庆在严子陵钓鱼台附近游泳淹死了,时年三十七岁。梵高也是三十七岁死的。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来临了。上海的变化跳跃,猛烈,大规模,极具震荡性。乔治是个犹太商人,他的预感很对,就像我对艺术家的判断也总是对的一样。由于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圈地开发,许多人的生存状况被强行改变了。当然也有不少人仿佛置身事外,依然生活在原有的时空之中。一九九六年温普林带着中央台《美术星空》摄制组到上海,委托我为他主持做一个节目,采访十几位艺术家,围绕的话题是“关于上海”。孙良依旧在他的“马厩画室”里喝冻顶乌龙,宋海冬栖身真如新村吃素斋,申凡呢,一个人租了北新泾的农民房子闷头画画。申凡对着摄像机镜头慢条斯理地说,上海到处拔起的新高楼就像农民窗台上种的葱一样,一付满不在乎的腔调。那时候,北新泾一带还是一派郁郁葱葱的田野风光。申凡大概没有想到,几年后,他不仅住进了“像葱一样”的万科城市花园,还邀请我们去参加家庭派对,房间布置得很有格调呐。

临近世纪末,人们纷纷回望过去,为二十世纪作总结。我所在的《上海文化》杂志开设了一个栏目叫“世纪回眸”。为了这个栏目,我先后认识了唐振常、李天纲、朱维铮、周振鹤与葛剑雄。玩得比较好的是李天纲唐振常,他们爱美食,餐桌上,因美食而轶事,因掌故而学问。十六铺德兴馆,唐振常评说本帮菜如数家珍。葛剑雄话更多,基本一言堂,天文地理人物正史野史秘史,虽博闻强记,却统统和吃不靠谱,直把饭桌当书桌。1996年秋天我去过一趟唐振常的家,苏州河北岸,一幢结实的公寓大楼。这一次,是我带着杭州钱江电视台摄制组来上海,想在唐振常嘴里掏点历史花絮。是啊,花絮,而不是什么历史内幕。电视台,还能有什么观点可表达,遑论地方电视台。

要专门说说照片了。有几年,徐累常来上海,去福佑路地摊淘老照片。徐累喜欢老照片,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形象来源就是照片,后来还包括电影。徐累有一次抱怨说,以前老照片相当便宜,一九九三年张艺谋拍《摇啊摇》,到处收购旧上海照片,把价格抬高许多。是吗,那赶紧买,补仓,以后会更贵。老照片啊,不可再生的古董,又是一张薄薄的快要腐朽的纸,坏一张少一张。陆元敏的苏州河,尔冬强的老房子,这两位拍的照片以不同的风貌与触觉向我揭开了上海的帷幕和表皮。时间这个词,最直接的震撼,撩拨,勾引,伤痛,均来自照片。罗兰巴特的《明室》让我重见光明,从此任何照片都可能打动我。照片不是空间纪录,而是时间之一瞬。这个观点对我是全新的发现与启蒙。时间被凝固在照片中,里面的影像,是一种“不在之在”,我恍然大悟。

什么是时间?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泄露的只不过是回答者的身份和价值倾向,而不会是时间的唯一本质。物理时间连续,绵延,匀速,不可切割,单向,不可逆,一次性,诸如此类。但心理时间完全不同了,它不连续,有快慢,可停顿,可逆,双向,重复,重叠,诸如此类。简单说吧,功利主义者强调物理时间,所谓“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啊,“时间就是金钱”啊,狭隘地把时间换算成各种收益与回报;审美主义者强调心理时间,他们热衷于内心感受,回忆,幻想,无谓损耗,虚拟世界。我坚决站在审美主义者这一边!我讨厌时间功利主义者!当“时间就是金钱”时,穷人就只能怪自己没有出售他的时间,啊,对不起,我无意谈论经济制度和社会问题。对不起,有点枯燥,先让我把话说完,我保证这是唯一的一次意外离题:如果时间不过是我们换取生活资料的“成本”而不再是生存本身的最主要形态,它就将同地球能源一样被迅速开采完毕。人们现在普遍抱怨“时间过得真快”的原因是,时间被榨得所剩无几,即便如此,人们抱怨的依然是外在的时间不够用,却没意识到被榨干的其实就是人们的生存形态自身。一个虚度光阴的人有负罪感吗,一个没有把自己的时间卖出好价钱的人有自卑感吗,一个透支了时间的人有成就感吗,等等等等,还是把问题搁置起来吧。总之,对时间即金钱的“拜物教解释”,纯粹是一种欺骗和蛊惑,它不但掩盖了人与人的现实经济关系和权力压制关系,而且遮蔽了时间对自然生存的唯一重要性。

一九九七年年底,叶兆言从南京打来电话,江苏美术出版社计划出一套“老城市”,他提名由我写老上海。我说我对老上海不熟啊。叶兆言说:熟的人很多,太熟了会摆谱,你感觉好,有点隔,有点距离,写出来肯定与众不同。我答应了。一九九八年三月,顾华明拿来几百张老上海照片,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翻拍的,在我家大餐台上堆成一座小山,说让我写作时用来参考。我再次晕眩了。全是黑白照片,朦雾一般,时间深处的微弱影像,一些不知出处的踪迹,轮廓正在消失,顽强的,暧昧的,淡漠而不自主,它们被多次拷贝,似乎已经习惯,并耐心等待着,等待一切对它们发生兴趣的浏览者,还有一些因某种特殊职业原因而屏息凝视它们的图像恋尸癖:历史学家,作家,画家,以及某些莫明其妙的人。第二年夏天,《老上海:已逝的时光》写完。十月,书就出版了。一起出版的还有三本:《老北京》、《老南京》和《老天津》,《老南京》的作者是叶兆言。

现在回忆往事并不恰当,请原谅我有跑题的坏毛病。我在一张纸的背面信手记下几个词组:“速度崇拜,对时间的遗忘,失忆,怀旧,时间想象,异地时间,虚拟时间,符号时间,时间的空间化,时间幽灵”。放心,我不会把它弄成晦涩的理论文章,我有数,写得尽量感性一点,放心好了。她们笑着说,我们当然放心的。水煮鱼,蟹煲,芦笋,我偏爱的烟醺鸭舌,南瓜饼小得让人难忘。这就是上海,不仅有传统的南翔小笼包,还有袖珍南瓜饼。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一点,我混入淮海路的人流。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小时。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在这条街上看灯。时光仿佛倒流。我与陌生人同在。我与往事同在。无数兴奋的面庞,就为了某个时刻的来临。那兴奋传染给了我。我随着人流缓缓移动。灯海连着灯海。中环广场,香港广场,八仙桥,西藏路,我抬头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瞬间:一个通体发光的怪物突然闯入我的视域,即那个庞大的,粗鄙的,野蛮的,丑陋的,臭名昭著的电视塔。此刻,它如此不当,混浊,不讲道理,横暴,用巨大的体积和对岸的文明对抗。它笨拙而愚蠢,它没有自知之明的原因在于它找不到一面同样巨大的镜子来照照自己。

正在胡思乱想之际,人群开始骚动,外滩的钟声和汽笛声响成一片。二○○○年从天而降!令人难以置信,只需要一秒钟,那么多岁月、人事、记忆、感受、经验、印象就全部留在“那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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