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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劳:书中自有偷着乐--从“溪西鸡齐啼”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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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劳之父吴华德(1900—1943),字秉彝,号梅溪,别号半月砚斋主。工花鸟画,写得一手恽(南田)字,当年在沧浪亭苏州美专执教,不幸英年早逝。

 

 

书中自有偷着乐——从“溪西鸡齐啼”谈起

吴劳

最近读陈福康先生的文章《八音、八居与溪西鸡齐啼》,勾起了父亲当年对我的教诲。原来家父十七八岁结婚后,竟每年生一个孩子,一连生了七个才打住!先是两个女的,接下来生了我哥哥,一九二三年生了我,八字才只四个不同的字:癸亥、戊午、戊午、戊午!酷爱算命的大伯说我的命特硬。今天,我们姐弟四人都已年过八十,而下面三个早被我克掉了!但父亲非但不怨我,反而把我当宠儿。我小时候,他带我到苏州太监弄“吴苑深处”茶馆的四面厅喝茶,自有书画界同行前来同座,还有“古董鬼”来兜售扇面册页古玩什么的。我一边吃干草梅子黄连头,一边吸收古董知识,懂得了什么叫“春册”,什么叫汉玉中的珍品“屁塞”,而田黄图章要讲究什么“坑口、包浆”!家父为人方正,循规蹈矩,但私下常告我一些旧文人搞的文字游戏,却都是“儿童不宜”的!且听我细细道来。

先谈“溪西鸡齐啼”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作为制作乐器的材料,我早知道,但从没听说过拿来押头韵写诗,至于八居诗,更是摸不着头脑了。父亲当年告我的却有两句: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看了陈福康文才知道“溪西鸡齐啼” 出自明代文人徐希之手,后来被用在“八居诗”中,以此为韵,增加了难度。但“屋北鹿独宿”的“北”字,读北方音和其他四字押不上韵,看来该是苏南文人的戏作。我当时才十三、四岁,不知道这些,只是纳闷:为何只有“西北”而没有“东南”!当时全家已逃难来到上海,住进黄陂路我家“小三房”共有的梅兰坊一号双幢石库门楼房。小脑筋一动,有了!东——“弄东龙共动”如何?意为“弄堂东面那些水龙(消防车的俗称)一起出动了”。妙口伐 ?那么“南”呢?

这下子不行了!想来想去只有这么一句荤的——“岸南男□断!”这打□原是我国特产艳情小说出洁本时常用的手段,尤其是那部“不似淫书,胜似淫书”的《金瓶梅》中曾大量运用。早听说红卫兵当年冲击上海市图书馆时,发现绝不轻易出借的馆藏古本《金瓶梅》的借书卡上竟写满了“旧市委”宣传部门所有头头的名字!这毫不奇怪,因为“闭门读禁书”正是我国长期专制统治下文人的独特癖好!倒是有些真正用得着该书做学问的高知不得不买到了洁本想方设法从私人藏书家手里借来抄录删去的部份。

然则“我岂好删哉,我不得已焉!”在吴语中代表那话儿的方块字确实是有。八·一三后,苏州桃坞中学迁上海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上课,我好像在厕所单间的板壁上见到过这个字,配有所谓“不堪入目”但毕竟被如厕的男生人人入目的业余画师大作的“细部”!可惜那部在捍卫祖国文字纯洁化和规范化方面立下汗马功劳的《现代汉语词典》至今未收,我也不便形之笔墨!但这一句不如“弄东龙共动”,因为“男□”两字都是名词,和其他三句对仗不够工正。也许这“东南”两句确实难度不小,历来的文人雅士都搞不出来,倒让我这苏州书香门第的“小阿官”斗胆填上,这番斗胆初次公诸与众,实为抛砖引玉之举,请读者诸公有以教我!

《神童诗》的小人物版

我国两千多年来的一部改朝换代史,其中不乏草莽英雄得天下者,但为了要坐稳江山,尽管像刘邦那样,早年曾把读书人的帽子取下当溺器,依然会重用他们来治理国家。因此才有人撰写《神童诗》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它总结了封建王朝的教育政策,阐明了“士农工商”这排行榜的由来。哪知物极必反,时至上世纪中叶,竟有人扬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亲自发动一场实为“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号召“停课闹革命”!尽管后来传下“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但还是出了一个公然“交白卷”的当代英雄张铁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多亏小平同志把这“十年浩劫”的历史颠倒了过来,但时至今日,历史的巨摆似乎摆向了另一极端,从当年的“打倒孔家店”,中经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直到今年的祭孔大典,近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如同“摇路牌九”,使一贯“冷眼看人间”的老夫为之瞠目结舌,用一句今天在文艺界得到“扶正”的上海方言来表达,叫做“想勿落来想勿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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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英雄”

难道历史正是个乡下大姑娘,可让人随意妆点不成?半世纪内这第二次历史大颠倒的结果似乎正在向第一次被颠倒的历史全面回归。其实任何正经八百的事儿在任何历史时期总会零敲碎打地被人加以颠覆,用今天的时髦术语来讲,就是解构!《神童诗》以天子的名义号召青年读书,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可是我父亲又来教导我了:不知哪个穷书生为了赶赴“秋试”急来抱佛脚,夏日炎炎在破庙里挑灯夜读,竟根据现场切身感受,把第二句篡改为“蚊子叮□泡”!这次简单了,此□即是上文的那□,也读吴音(基本上和法语中的阳性定冠字le同音,而法语中pi这音节又和吴语中女人那东西同音,因此约大的医科同学周念椿曾告我:法语最最难听,不是le,就是pi,还有雨伞,竟叫le parapluie,难听哦!我至今在电视上听到法国政要在国际会议上坚持用法语讲话,免不了暗暗好笑!),看来又是苏南文人的杰作!

现在通译为“现实主义”的realism一词,早年曾更确切地译为“写实主义”。今天,似乎只有王安忆还坚持用“写实派”来称呼自己,实在深得我心。不禁又要言必称海明威了。他老人家提倡凭个人体验来写小说,从不侈谈什么主义。《神童诗》被这无名之辈这一开涮,立马从“庙堂文学”变成“大众文学”。看来王朔并不是“一千年才有一个”的鬼才!

司空养率子晋启拜

话说意大利共产党内出了一位身兼现代派诗人、小说家和电影导演的奇才帕索里尼。此公似乎有露阳癖,不,该说是窥阳癖,因为他动不动在影片中展示别人的那话儿。根据西方电影分级标准,只消一出现男人那东西,哪怕处在六点半的静止状态,也有望被定为X级,而不是R级(即港台盛行的三级片)。可帕索里尼并不在乎能不能在一般电影院内放映,连《天方夜谭》和《坎特伯雷故事集》都拍成了X级片。所以上文的那两个□当属X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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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帕索里尼

“司空养率子晋启拜”用的是旧社会(也许港台及广大华人世界今天还在用!)礼尚往来时红白帖子上的文体。父亲当年用苏白念给我听时,把末一个“拜”字拖得老长!小孩子嘛,听到“屎孔”这类下三路的词儿总觉得好玩,长大后才明白这句玩笑话实在暗指鸡奸行为,在旧社会,平头百姓犯了是要被处极刑的。多亏在上世纪中叶的美国,天上掉下一位金西博士,通过抽样调查,发现这乃是当代男同性恋者之间的常规性行为,不是性倒错行为,才为之正名为肛交(anal sex)。美国随即掀起了性解放运动,六十年代初,英国企鹅丛书版纸面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问世,说明英国文化界也不敢后人。又是我们这位电影怪杰帕索里尼,竟根据法国十八世纪作家萨德侯爵的性施虐狂小说改编,于一九七五年抛出《所多玛的120天》一片,写一群法西斯分子,劫持了未成年的八男八女,关在乡间一别墅中,大搞施虐受虐及其他性摧残暴力活动。片名中的所多玛典出《圣经·创世纪》第十八、九章,相传耶和华要天降硫矿和火来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罪恶城市,执行此任务的两位天使高抬贵手,吩咐好人罗得带家人朝山上逃奔,不要回头看,但他的妻子不争气,回头一看,立马变成一根盐柱!英语中的鸡奸一词(sodomy)即源自所多玛(Sodom),而萨德的姓氏(Sade) 也演变为施虐狂(Sadism)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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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所多玛的120天》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

我国的四书五经原本没有标点符号,学童在启蒙老师的领导下,一遍遍齐声朗读,据说自会心神领会,边读边用朱笔圈点,叫做“句读”。英语中的动词educate(教育)源自拉丁语educare(前缀e=out,词根 ducare=lead,合起来意为“引出”),这源自以柏拉图为代表的教育思想,认为真善美这一类永恒的真理(eternal verities)乃是人的不朽的灵魂从冥冥之中带来的,所以教育的任务是“引出”而不是“灌入”。今天西方教育仍然强调用“启发式”,恐怕就是这个道理。最近消息传来,我亲爱的故乡苏州竟有人办起私塾来,看来也有他的小道理!

但好端端的经文自会有歪嘴和尚跳出来加以“戏读”。父亲又教导我了:有位“读白字老先生”竟把脍炙童口的这一句念成“孟子见梁惠王王四嫂不远千里而来”!毛病恐怕就出在没有“新式标点”上!

写到这里,不由想起桃坞中学的王老师。他自称为章太炎的弟子,尊他为“太炎太师”。每年新生入学,自有老学生来开导他们:等课文讲得差不多了,你们要怂恿王老师讲他所谓的“野史”,他总会乐呵呵地答应。据说他曾告诫学生考试千万不要作弊,因为,他点着自己的鼻尖说:“我是老枪哉!唔笃(你们)逃不过我的眼睛!”所以我们背后都管他叫王老枪。四十年代初,我进入高中,我们趁他“野史”讲得起劲,时常逗他:先生,如果还在科举时代,我们算什么?答曰:当然是秀才或举人啰!因他常说《古文观止》是三家村冬烘先生教拖鼻涕孩子读的,我们乘胜追击:那么我们读什么?答曰:《昭明文选》!其实当时高中用的课本已比三十年代相差甚远,《古文观止》有两百多篇,加上他的“野史”,哪里来得及教啊?记得他特别推崇《永州八记》,说柳文妙在只用“兴”,不像袁枚的《游黄山记》,通篇用的都是“比”。这和西方修辞学中的隐喻(metaphor)和明喻(simile)相对应,但翻译时我们往往只能把隐喻译作明喻。

他最得意的是到大世界去打灯谜。想想看,由国学大师的弟子出手,不等于老虎拍苍蝇吗?一般可得一包白锡包香烟,弄得好竟是一听五十支装的“茄立克”!有一条的谜底为“鸡骨搭钮”,乃是老式房子门窗上的一个零件。谜面是一句古诗什么的,记不得了,只记得为谐声格,得用苏白念才讲得通。王老师解释道:那是说有个姬(鸡)在那边(骨搭)扭呀扭的(钮)!说着竟摆了一个甫士,我们大笑。

最精彩的一则又是荤的,得等他讲得忘乎所以时才会抛出来。谜面是“大姑娘看春宫”,打《左传》一句。原来是“食指动”那一段中的:“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这当然难不倒他,又是一听“茄力克”!这时下课铃响起,师生们才在一片笑声中作鸟兽散。

“持其柄而摇之,……”

    今年四月发“老慢支”,加上心脏早搏频发,在干部病房住了二十来天。一连多天挂青霉素什么的,仰卧着要小便时,得由护工把塑料便壶放两腿间。这全过程由护工挡着便壶,扭过头去等待。我后来习惯坐在床沿上小解,亲自挡着夜壶,到最后关头,不由想起家父当年教我的最精彩的一句文言引语:“持其柄而摇之,则其存焉者寡矣!”这原是老少爷们在日常排水过程末期的最后一项操作要领,又是旧文人在长期实践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其可操作性堪称“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但富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得一九六二年十月底我从皖南军天湖劳教农场回苏和母亲团聚后,因是原来没有工作单位的“散装”右派,任何单位都不愿接受,只能托户籍警徐同志转致上海民盟市委一封信,询问苏州是否有相应的民盟组织,可提供学习机会。其实当初戴上右派帽子后,已被开除出盟!果不其然,徐同志用苏白答覆我曰:“俚笃勿要(意为“他们不要”),倷就在居民里参加学习吧。”我想想来日方长,便去市图书馆领了一张借书证,把戴帽前在静安寺新华书店订的只分期领到了四、五册而来不及看的《鲁迅全集》一册册借来阅读,竟发现原来朱熹曾对拨浪鼓(苏南叫“摇荡鼓”)下定义曰“持其柄而摇之,则其两耳会自击。”看来上文的那句“小便指南”是什么“促狭鬼”对这位迂夫子的戏仿,但两相比较,迂夫子的下半句太差劲了,像是一般学童把白话文倒译为文言文的习作,但把那话儿称作“柄”却是万万不妥的。据那部大陆文化人人手一册的《现代汉语词典》,“柄”者乃是“器物的把儿”焉。握住了扫帚柄,可以挥动自如,握住了茶壶柄,可以提起倒茶或甚至凑在嘴上吮饮。可男人那东西,就算你是“潘驴邓小闲”样样俱全的西门庆转世,服用了“不似春药,胜似春药”的伟哥,也不可能让家奴握住了把你提起来,更不用说像茶壶那样朝你的宠姬“浇铸”了。因为那话儿恰恰不像是茶壶柄,而是茶壶嘴般的东西啊。但是下半句“则其存焉者寡矣”却是绝妙好辞。“存焉者”是正宗文言,而“寡”字不但用得妙,同时说明那作者起码已人到中年,前列腺多少有点异常,深知随你怎么摇,总有一些会滞留在膀胱中,所以用“寡”,就像孔老夫子眼中的“君子”和孔乙己眼中的“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

我当时浮想联翩,若有所悟:为什么钱锺书留学英国,不但英语基本功扎实,而且旁及希腊和拉丁文,后赴法德游学,连带学了多种西方语言,但是回到祖国,竟会一头扎进故纸堆里,就此出不来,成为国人言必称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学问家?原来古汉语自有它独特的魅力,叫人流连忘返。

反观在下,同样出身苏南书香门第,只因比钱晚生了十三年,后来的生活道路就大不一样。且说苏州桃花坞大街早年出了个风流才子唐伯虎,自称“桃花庵主”。就在大街西端朝北,城脚边有个准提庵,里面有个“唐伯虎读书处”。大概我家是大施主,故大言不惭地称为“家庵”!偏偏就在南面不远处,大街西端,美国圣公会开办了一所桃坞中学,毕业生可直接保送上海圣约翰大学。家父和五叔都曾读过一个时期,随即辍学在家学中国画,成为唐伯虎的接班人。外公浦霁轩为中国银行高级职员,先后在天津上海工作,大开眼界。我大舅在桃坞毕业后,也进银行工作,小舅浦传济则直升约大化学系,成为拿“金钥匙”的优等生,和宁波李家的同班同学结婚后,主持她家的造漆厂,公私合营后成为资方代理人,荣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文革”中理所当然地成为批斗对象,吃了不少苦。大舅先后被调至孟买和加尔各答中国银行任职,后来中印关系紧张,“起义”后回国,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弟弟竟成了资方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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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华德所绘册页

父亲受到外公的影响,请家庭教师来家教我们学习英国算,准备接受新式教育。只记得英语启蒙老师为大同大学毕业的人物画家沈寿鹏,他的读音较硬,自称为英国发音。据姐姐们回忆,语文启蒙老师为书法家余冰人,他的夫人沈寿为苏绣名艺人,常常由余书写,再由沈绣出,夫唱妇随,感情弥笃。后来张謇礼聘沈至南通主持刺绣学校,引起了书生的误会,曾自费印发文章,要求社会公道。今天,张已被尊为大企业家,此事当然也就不提了。
分家时父亲在新拓宽的景德路上买下一块宅地,自己参与设计,建成一大片工字形的平房,前后两排各七间,中间由一间餐室相连。我十岁时,和哥哥以同等学力考进路南不远马医科的美国监理公会办的振声中学附小四年级,就此被洋人牵着鼻子走,一心向往西方民主文化了。

“书中自有……”

为了鼓励青年读书,除了正经八百的《神童诗》外,竟然大搞庸俗化,用“三子登科”来利诱了。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种粟”不分明是指妻子、房子和票子吗?我建国初期结识的三大文化名人施蛰存、周熙良和邵洵美,似乎有一个共性:爱好偷着乐。所以我要斗胆加上一句“书中自有偷着乐”(指乐子),用吴音念全都押韵!从上文看,我父亲就老于此道。因家母只念了几年私塾,家父每发现一条妙文,总急吼吼地要找个知音分享,因而不管什么“儿童不宜”,只好找到他这爱子头上来了。半个世纪来,我越来越玩世不恭,恐怕和家父的家教是分不开的。说来也巧,钱大阿官更是此中的佼佼者。谓予不信,请看他夫人的自述:“锺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长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俩都笑得棒腹。”(见《我们仨》第七十四页。)这种双关语(pun)正是英国文人的拿手好戏,翻译起来很困难。因钱学贯中西,他的文字游戏常带有双语性。请看这由谐音生发出的“死的路”和“生的门”,对得多妙,无怪他们要“笑得捧腹”了。但老话说得好,“勤有功,嬉无益”,文字游戏也有过头的时候。如《围城》中把英国诗人艾略特(Eliot)这姓氏戏译为“爱利恶德”,我一直认为不免有伤大雅:如果人家真正“爱利恶德”,才不会去写什么惊世骇俗的长诗《荒原》而大可到英属南非去淘金了。不知怎的,这常使我想起当年红卫兵在大字报上把刘少奇的奇字朝左扭而写成“狗”字那样,丑化得像是在开玩笑!但在下也老于此道,也曾干下今天回忆起来笑不动的事儿。上述那一贯游戏人生的老同学徐大有曾起个英文名字Hubert(休伯特),我用苏州音戏称他为“暗盘”,不幸一语中的。我一九六二年回苏后不久,听堂弟讲,他已因私生活中有什么难言之隐,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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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们仨》  杨绛著  三联书店2003年7月版

我一向自以为懂得该如何做人,不必参考任何名人传记,尤其是近年来出版的,因世道浮躁成风,不免夹杂有溢美之辞和不实之辞!但在大卖场捡起一册《我们仨》,一看写“古驿道”那三节,正是我偏爱的当代寓言。书价不贵,还可打八八折,便买下了。一旦买下了,可要精读了,发现这个家庭真怪,在杨先生笔下,她倒成了一家之主,那父女俩却在各自正经八百的工作之余,偷忙捉工夫地打打闹闹,成了两个长不大的孩子。请看第十七页,堂堂大学问家竟被宝贝女儿闹得向妻子“怪可怜地大声求援:‘娘,娘,阿囡欺我!’”杨先生随接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这样没大没小,正合我意,因为我对孔孟之道最大的意见正是它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为尊者讳”!可是在下一页上,圆圆讲了句双语话:“有这种alibi吗?”又得麻烦杨先生用括号来加注说明了。

其实近百年来,这种双语现象早已蔚然成风。就拿对父母的称呼来说吧。我们从小称呼父亲为“好爹爹”(爹读吴音),叫母亲为传统的“姆妹”,这姆字读作英文字母m(em)的尾音m而没有元音u。有个念医科的约大同学叶椿秀听了说真像“羊妈妈”叫!三十年代起,上海公馆帮家庭中,开始叫“台弟”和“妈咪”,这在当时的海派文学中有所反映,不免有人讥之为殖民地意识。看到老钱的爱女圆圆竟用上了完全美国式的爱称Pop和Mom(不用Mam!),还写在信封明片上,甚至叠床架屋地来个双语体Pop爷和Mom娘,不禁有点惊异。钱家“我们仨”完全有条件用正宗英语交谈,哪知竟和我们当年在约大时那样,时兴讲话时夹个把英文词儿。我常自我解嘲为假洋鬼子,而且庆幸正因为如此,我可以不必认真改造思想,半个多世纪来,较胜任愉快地先后干了多年的翻译和编辑工作,问心无愧地凭我的业务吃饭。当然,付出的代价是被打成了右派,但今天想想还是值的。我毕竟潇洒地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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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一家

老钱夫妇因被尊为“三高三名”,在“文革”中苦头吃得比我多。看到书中照片上他鼻架近视眼镜,手执放大镜,趴在韦氏大词典上“添补”的那副德行,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好歹有个像样的家,“夫妻双双把家还”,坐在沙发上,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想想真是不易啊!他们一向与世无争,只求能有个摆张书桌的地方,做他们心爱的学问。苏南文人的“偷着乐”传统在“他们仨”身上发扬光大,渗透在血液里,今天充分展现在杨先生的回忆文章中。我不禁得出了下列这个结论:

郁郁乎文哉,我从“吴”

吴文化中的幽默传统,多年来突出地体现在苏州评弹中。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学作品中一贯较严格地区分正派和反派人物,《三国演义》就是突出的例子,百般神化诸葛亮,丑化曹操,以致各种戏曲竟相效尤。样板戏中把我方写成“高大全”,把敌方妖魔化,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其始作俑者恐怕还得数孔老夫子本人!“孔子作春秋而乱人贼子惧”,才开了臧否历史人物的先河。一部二十四史都是如此。名义上是为真命天子服务,如何以史为鉴,为民造福。一部《资治通鉴》,顾名思义,便是此中的佼佼者。可惜真命天子中也不乏“歪嘴和尚”,以史为鉴,一到他老人家手里,反倒成为如何精益求精地奴役老百姓的手段。鲁迅借狂人之口,说在我国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两字,在下借自己之口,扬言读出了“奴役”两字!柯灵一九三六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是革命者……但就是不甘为奴。好一个“不甘为奴”,深得我心!我国今天大小屏幕上,帝王将相占尽了风光,只听得一片“我王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和“奴才罪该万死”之声!不管风吹雨打,冰天雪地,圣旨一到,大小官员都得就地趴下。见到圣上,更得三跪九叩首,要等圣上高抬贵手,说声“平身”,才敢爬起!可见我国御用礼宾司的威力,源远流长!但这样劳其筋骨也有好处,使这些达官贵人练就一副好身骨,才能人到晚年,纷纷纳个把外来妹为妾,颐养天年。

但是苏州评弹一贯敢于不怕权贵,目无尊长。随便举例来说吧。刘天韻说到才子唐伯虎雇了小船水上追逐佳人时,借船家之口,把这急色儿的德行描摩得淋漓尽致,不敬之辞用苏白讲来,尤其入木三分。再说,建国初期涌现的好些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对《长恨歌》这部经典不免感到困惑:为什么白居易竟会把唐明皇和杨贵妃尊为“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不渝爱情的千古典范?他的“人民性”到什么地方去了?看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似乎还有点批判的味道:“重色”和“思倾国”可算是“贬词”,至少是“略有微词”吧。可是最后竟“图穷匕见”,哀叹什么“此恨绵绵无绝期”,从而点了题!但是杨振雄当年说这故事时自有办法,在“絮阁争宠”那一折中,把唐明皇的好色没大没小地加以“扦讲”,大长了平头百姓的志气!

吴文化中的这个宝贵传统使人在专制统治下能以“偷着乐”精神好歹幸存下来,真正屠刀架在脖子上时,竟有个吴县才子金圣叹,若无其事地说一声“不亦快哉!”并且不忘教导儿子:花生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味道!人活到这个份上,堪称“人精”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学中开始出现的黑色幽默,又名“绞刑架上的幽默”(gallows humor),金圣叹堪称此中高手,而且比人家整整早出现了三百年!今天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气候中,国粹派又大行其道。看来在好些方面,老子确乎天下第一。金圣叹仅仅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吴文化中的幽默往往会拿自己做对象。我们把这号爱好偷着乐的促狭鬼叫做“死猫活贼”,意为在外人面前像只死猫,但回到亲朋好友圈子内,立马变得“一寸寸都是活的”(张爱玲语),“满嘴胡说打趣”起来。也许正是靠了这一个,我们才能成为杨先生笔下的“倔强的中国老百姓”而幸存下来!
一九六一年,我们在闽北上海农场的劳教分子中的右派突然奉命到邵武县总场集中。那边有个劳教分子的演出队,其中有上海滑稽界女杰田丽丽的丈夫顾萍等专业人士。有次演出,居然台上出现一个崇公道,念起四句定场诗来: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后来因“蒋匪帮要窜扰大陆”,全场乘火车北上,夜半停靠在上海西站,天亮后一路朝西,竟一直开到皖南宣城军天湖劳教农场!六二年春节联欢会上,我登台放声歌唱: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
受苦人盼望那好光啊景!

有朝一日翻了身,
我和我的三妹子结个啊婚!

三妹子好来实在是好,
走起路来好像水上啊漂!

唱毕走下台来,走过陈队长身边,他竟夸我嗓子好!事后我跟阿庆嫂不一样,丝毫没有觉得后怕,倒悟出了一条道理:队长们头脑中阶级斗争那根弦并不是一直绷紧的。他们跟我们并无冤仇,我们也并不妨碍他们的什么利益。面对我这头笑面虎,他们不由得被解除了武装,哪里痛恨得起来啊!实在他们都不是“我要整而是要我整”。用红卫兵的语言讲,我无意中利用了“无产阶级松一松”的当口,来个“资产阶级攻一攻”,大长了在座的右派难友的志气,捍卫了臭老九的尊严!
让我们高呼,吴文化的幽默精神万岁!

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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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期 2007年2月号
第八期 2007年1月号
第七期 2006年12月号
第六期 2006年11月号
第五期 2006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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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200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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