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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八十年代琐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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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周介人、程德培、李劼、吴亮,摄于上海作协院内

 

八十年代琐记(三)

---吴亮

一次,我们之所以总是记住“一次”,没有别的理由,就因为它只发生过一次。我知道,许多人在期待,他们对我“下一次”将写些什么有一点点好奇。是啊,有许多人物还没来得及在我的写作中出现,也许其中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出现。

一次,在圆明园福缘门外的小饭馆,有人悄悄告诉我,坐在对面桌子喝闷酒的那位是某著名诗人,他接着说,所谓著名诗人,就是那个他假装他已经是、其实他还不是的“那个人”。我当时也在闷头喝酒,这句复杂的话我没有马上听懂。

一次,北京西苑宾馆的一个房间,黄子平和我在背后议论某位新锐批评家的修辞风格。我说,此人常常用“我们一向认为”, “我们历来主张”这类句子。黄子平说,我猜他边写边在拍大腿为自己喝彩:写得好!我说,此人还频繁用“毫无疑问”、“由此可见”或 “总而言之”这类词开头作最后总结。黄子平说,我猜这时他的大腿可能已经被他拍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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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子平与吴亮

一次,我与程德培在旅顺公差,趁便参观旅顺炮台和旅顺监狱。旅顺监狱除了收门票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去看空空荡荡的死囚牢房时,程德培说他有点恶心。后来我们穿过一片空地,那边散布着几栋两层楼的小木屋,进去才知道那是死刑室。我爬上二楼,站到绞刑架下,伸手抚摸包裹着牛皮的绞索,只听见德培在背后大叫“吴亮你下来!”我回头一看,德培木立在楼梯口,面如死灰。
 
一次,去暨南大学拜访殷国明。宿舍残破不堪,他从黑黝黝的蚊帐里钻出来,上身赤裸满地找鞋,手里还持一本书不肯放下。

一次,蔡翔父母回家乡过年,作协也已经放假。春节刚过半程,蔡翔就邀请我们去曹杨新村打麻将。那天真是尽兴,四个人从下午一直玩到第二天天亮。半夜我饥寒交迫曾去老蔡家厨房扫荡,看见煤气灶上炖着一锅五花肉百叶结水笋丸子。我手都来不及洗,伸出“二指馋”便把一只大肉丸子叼进嘴巴。没曾想这玩意儿其烫无比,我差点把它吐在地上!

一次,在太湖西洞庭山开笔会,我和唐铁海共住一个房间。老唐嗜麻将,无论输赢。那天夜里老唐、我、姚克明还有沈宗洲四人凑一桌。才玩到十一点,老唐居然间隙性地轻轻打呼噜,轮到老唐摸牌出牌老唐就睁眼,轮到别人摸牌出牌老唐就闭眼,真是厉害!

一次,在常州陪高晓声打麻将。高晓声戴上老花镜斜叼着香烟眼袋浮肿,好几次看错手里的牌。那个晚上我一直走神东看西看:房间家具十分简陋,没见几本书,床底下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空酒瓶子。

还有一次,那是一九八九年深秋,去愚园路茹志鹃家里打麻将。我的上家钱谷融下家是王西彦,茹志鹃坐在我的对面一手摸牌一手持烟。我略感拘谨,牌桌上没有什么话题,注下得非常小每把不到一块钱,而且王安忆和王西彦太太还在旁边观看。王啸平在亭子间读书,时不时走过来问:谁胡啦?大家把输的钱集中在一只小篮子里,茹志鹃说你们下个礼拜来玩我们用这钱吃饭。后来天暗了,沉闷的牌局终于结束,王西彦夫妇穿上大衣钱谷融围好围巾,我们鱼贯而出。在愚谷村弄堂口,钱谷融突然停下脚步问我:有李劼消息吗?我摇摇头。

一次,我对李陀说我正在写一本新书,一本叫《麻将之道》的新书。他说好啊,拿来瞧瞧!不久,其中的两章就发表在《北京文学》。那真有点不可思议。这本书我写到一半就无心恋战,现在手稿不知放哪了。五百格的大稿纸,好像写了一百四十几张。一九八八年那会儿,我兴趣太杂,精力也真是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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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与吴亮

说说建国西路的那幢房子吧。我忘了它的弄口号码,却记住了门牌:十一号甲。象北京胡同里的门牌。走进弄堂,右手第二条支弄拐弯到底,一扇小门,按一下右侧的电铃,有人出来了。一个老头用浓重的苏北口音问:找拉勾?(“找哪位”之意)假如我说我找马原,假如我的嗓门响亮,假如马原正在二楼呆着,(我模仿了克里斯蒂小说的口气)我就会听见马原的声音:吴亮快上来!知道马原的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吗?它就诞生在这儿,建国西路某弄十一号甲。

有一年年底,李庆西又来到上海,还是住在建国西路近太原路的那条僻静的弄堂里,我去看他竟然两个人相对无言(这房子里有太多故事)。天冷了,李庆西说,上海比杭州冷。你今年到上海来一共七次了,我说。(主说,你应当饶恕他七十个七次)有这么多?我都忘了。要我帮你回忆吗,我望望窗外光秃秃的梧桐树。我来为《小说界》修改一篇小说,郏宗培让我来的。房间很暗,谁都没想到要去开灯。只有两个烟头在一亮一亮。

一次,还是在建国西路某弄十一号甲,我遇到了莫应丰。晚饭后我和李庆西在底楼餐厅看电视,好像是一场足球比赛。莫应丰从三楼房间走下来,到厨房去热稀饭。他路过餐厅时朝里面张望,神情有些疲惫。我不认识莫应丰就把视线移回电视屏幕,李庆西开始和他寒暄……一年后李庆西告诉我莫应丰死了,他说你还记得吗,去年你遇到过老莫,那时候他已经查出来患了癌症。

一九八〇年初,卢坤第一次来我家玩。那时他的肝癌已到了晚期,脸色发暗。他送了我一只褐色的英格兰烟斗,上面还镶有银箍,刻着工匠的花式签名。他说我用不着啦你留个纪念吧!后来他请我去淮海路老松顺吃晚饭,他只吃了一点点……年底,卢坤去世了,我记得这一年去世的还有赵丹。

一次,我请父亲母亲到老松顺吃饭。出门前母亲将几件衣服换来换去,临走还擦了点口红。坐定后我让父母点菜。父亲说,简单些,我只要一个咕老肉,一个蚝油芥兰。菜端上了桌,母亲不停问每道菜的价格,还抱怨说,早知道这么贵我就不来了,这里一只菜,我可以为你烧一桌。父亲沉默了会儿,说咕老肉味道不错。记得那是在一九八五年,父亲将要去深圳。

一次,忘记应谁的邀请,去华师大给学生们讲“文学”。忘记我讲了些什么,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忘记了是不是难忘的一九八九年年底,只记得那是一个夜晚。忘记了当时的心情好不好,只记得王安忆孙甘露一同前去,还坐着旁听。好像学生会主席请我们吃了晚饭。好像孙甘露在热恋中,远道来看他的女孩子委屈地哭泣。

一次,在杭州九溪讨论“长江三角洲文学”。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没日没夜地聊,人人都揣着一肚子的写作计划。许多人走火入魔,大谈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海明威福克纳,还有算命八卦飞碟外星人野狐禅。沈善增当时比较低调,一个人闷写小说还业余闷练气功……许多年过去了,诺贝尔奖被入籍法国的高行健摘走,沈善增成了气功大师。

一次,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三楼的一个房间,我坐在莫言的床边听他聊高密。突然电灯灭了,整幢房子一片漆黑,楼道里作家班的女学员们大声尖叫。莫言点亮了一支蜡烛,重新坐下,用一把小刀慢慢地削苹果,他说这苹果来自高密。我走到窗前,大街上有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围着一张绿色长桌,在惨淡的路灯底下打斯诺克。

一次,在杭州。阿城喝醉了,抱住酒楼的一根圆柱打转,吐了满地。许多人去搀扶他,我听见阿城大着舌头说:黄酒这东西,顺口!

一九八七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我听了一次顾城的演讲,关于诗。他声音轻柔,眼睛里看到的仿佛是另外一群听众。后来我们坐车去山顶玩,谢烨与他寸步不离。顾城对我说,香港太吵。

一次,在社科院四楼走廊,我碰到裘小龙,他走到我身边朝我点头微笑,我们从来没有交谈过。他是个诗人,还翻译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后来裘小龙也去了美国,听人说他现在沉湎于写侦探小说。

一次,好像是过年前夕,文汇报在圆明园路老大楼顶层举办迎春舞会。李劼带着一个女孩,从电梯口出来,迎面碰到了快人快语的陆星儿。陆星儿热情地问:李劼你又换女朋友啦?几天后,李劼咬牙切齿地对我说:以后绝不能再让陆星儿看见我的女朋友!

一次,我看见作协二楼走廊上的一扇暗门打开了。里面堆满了弃用的稿件和撕开的信封还有发霉的报纸……随手拿起一只信封,上面写道:《朝霞》编辑部收……一道光线,穿过雾般的灰尘,从通向三楼的木梯顶部射下来。空气里,游荡着另一个年代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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