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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 张琳敏: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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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保罗.伯希和(1916)

 

 

 

 

 

读伯希和敦煌藏经洞笔记

--作者:周振鹤 张琳敏

中国人常讲“福无双至”,但在前一世纪与上一世纪之交,中国文化显然是福有双至的。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发现,一九○○年敦煌遗书出世。只可惜这两个年份都是事后人们的追溯,一开始,许多人怀疑甲骨文。一开始,敦煌卷子只是王道士有时拿来赠给有权势的人的礼品。在八年的长时间里,没有任何官员与学者关心过这个不可思议的藏经洞以及其中的大量宝贝。敦煌遗书实际上是在伯希和把藏经洞翻了个遍以后才引起轰动的。

去年是伯希和到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法国吉美博物馆出版了《保罗.伯希和旅途笔记:1906–1908》(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以资纪念。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在中国已经算得是家喻户晓,不必多作介绍。从一九○六年到一九○八年,他由负责自然科学事宜的医生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以及摄影师查理.诺威特(Charles Nouettes)陪同,进行了一次穿越中亚以及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探索之旅,当时正值法国和德国、英国、俄罗斯以及日本在这一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竞争的年代,而其时法国人已经落后了,所以急起直追。伯希和在这次旅行中每天所做的笔记一百年来始终没有整理出版过,现在公开面世,颇有点出土文献的味道,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3.jpg

图:《保罗.伯希和旅途笔记:1906–1908》(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

笔记手稿的整理难度不小,由于使用了好几种语言,所以仅在输入方面就动用了三个专门家,分别担任法语、汉语与俄语部分的输入工作,再由一名专家进行校订,一名进行统筹协调,才得以顺利出版。伯希和在中亚的科学考察笔记过去经人整理,已经出版了一部分,但是他本人排日记事的原始笔记,亦即今天看起来很“原始粗糙”的文本却是首次与大众见面,友人谢海涛年初从法国带来一部,让我们深有先睹为快的感觉。

据编者介绍,伯希和的整段旅程写在了不同的笔记本中。文本从一九○六年七月十五日的撒马尔罕开始,结束于一九○八年十月一日的河南郑州。当然其中还有或长或短的缺失。

虽然伯希和的这些笔记跨度是两年有余,但今天的人拿到这些笔记时,最想看到的是什么?我想必定是他在进入敦煌藏经洞前后这段时间的记事。这样想也许并非君子之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是这样做的。其实当伯希和本人在乌鲁木齐听到有关藏经洞的信息时,也迫不及待地缩短了在新疆的考察过程,急急忙忙跑到敦煌去。这个心态与我们今天一拿到这本书,马上就想看敦煌藏经洞的事是一样的。

伯希和花了二十来天的功夫细致地清理完藏经洞,之后就立马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派遣他到中国考察的法国地理学会会长塞纳,详细介绍他的工作过程与感受。信的前半段说的是考察石窟的情况,讲完后,接着就说道:“我最终要讲最大的新闻了。”接下来就是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历数其在洞里的发现。他真没有理由不激动。想想看,发现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石洞里竟然堆满了一两万卷千年以上的写本,会是什么感觉?芝麻开门后的情景也不过如此吧。此信后来发表在当年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已被耿昇先生译为中文。虽然该信内容十分详尽,但到底是事后所写,如果有每天的笔记存在,当然我们更想读读这些笔记。人类共有的窥秘心理,让我们更想知道此信未讲到的一些幕后情况,我们尤其想知道伯希和是怎样与王道士打交道,才被允许入洞,并以那么低廉的价格拿走了那么多的卷子。但很显然,伯希和一百年前就在提防着我们了。在最能表现细致行为的排日记事的笔记中,他竟然不肯透露过多的细节。显然,他是一个读书人,他清楚地知道用那样的价钱换取那样的宝物乃是迹近于抢劫的行为。据说日后他在北京学人宴请他的酒席上,对着某些人的责难,急急辩解道,我那是用钱买来的呀。

的确,伯希和是付了点钱的,但他本来打算付得更多,只要王道士肯将卷子全部卖给他。在进洞的头一天里,他就计划付出三千两银子买下所有卷子,这笔钱可是斯坦因付出的整整十五倍。但王道士虽然愚蠢,却也不想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不把所有卷子都卖给伯希和,正像他先前只卖一部分给斯坦因一样。一来怕动静太大,他担不起干系;二来或许其他部分还可待价而沽。而且王道始终就不想让外人知道此事,过去就交代斯坦因不得走漏风声。果然,这位斯洋人信守诺言,没有对人透露半个字,所以伯希和在到乌鲁木齐之前,一点风都没有摸到。当时洋人的同行竞争是很激烈的(按:在搜索完藏经洞后的三月二十八日,伯希和读了瓦扬带给他看的一本la Revue scientifique——《科学杂志》,刊载有斯坦因在尼雅与罗布泊考察的报告。之后他在笔记上写道:“显然,我们的同行收获巨大啊。”不无酸溜溜的味道)。伯希和知道敦煌藏经洞的事是得之于在乌鲁木齐的一些中国官员,而不是那些外国同行。但是,尽管伯希和在笔记中没有把什么情况都说出来,却也吐露了不少真实心声,这点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到,这就是当时的笔记给读者的现场感与事后公开的文章的官样化的差异。

伯希和是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到达敦煌千佛洞的:“傍晚六点,在走完这走不完的一程的最后一段,我们到达了千佛洞,我自然是那里的不速之客。”第二天起,伯希和就开始对千佛洞的石窟进行仔细的考察研究,一天之内就看遍了十个洞,并很得意于自己纠正了徐松对一通碑文的考证错误,可见他事先做的功课有多么充分。第三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去找前晚刚从外地回来的王道,但却没能看到任何卷子,因为钥匙还要再过一天才能拿到。当然,伯希和并不浪费时间,他一刻不停地在石窟里工作。此后每天如此,有时兴奋,有时感到没有“新鲜刺激”。终于在三月三日,伯希和得偿所愿,不止是看到卷子,而是进入了藏经洞。我们不知道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二日之间,伯希和采用了什么手段搞定了王道,他一点没有透露。笔记中所表现的他头一天进入藏经洞极其亢奋的心情,让人读了印象深刻:

“一九○八年三月三日:我过了整个封斋前的星期二,整整连续十个钟头,蹲在放手稿的洞里,十尺乘十尺的地方,三面都是二到三尺深的卷子;实在没法把一页页分开,只能趴在地上;我腰酸背疼得厉害,但我对于这一天一点也不后悔。这些就是那个王道在一九○○年发现的成千上万的卷子了,还有无数页藏语手稿。汉文和藏文都有大量文献,还有六百多卷玄奘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密多经》占了让人难以忍受的一大块地方。但所有这些都乱七八糟。在汉文和藏文旁边,还能发现少数婆罗米文和回鹘文的东西。…所有这些都属于从六世纪到十世纪的一个时代。有些翻译可能是现在的《三藏》中所没有的;可我随身既没有南条也没有藤井(按:南条指南条文雄,他写有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the sacred canon of the Buddhists in China and Japan, - Oxford, 1883. 即《汉译佛教三藏目录,中国日本的佛教经典》;藤井其人则著有《现存日本大藏经汉字目录》,京都, 1898)。我只仔细研究了在大蕃国甘州的修多寺所做的翻译,因为在吐蕃人统治的时代里,这些翻译有更大的可能是新的。我还找到一个唐朝某年的详细日历,前有一个切韵补正,我觉得这个切韵补正是新的。还有几个印刷的图像,带有藏汉对照的说明。…可以肯定地说,整个图书馆般的洞窟必定是由于处于某种困境中而用石头封死的,我想大概是西夏战乱之类的困境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任何西夏时代以后的东西。
那个道士对我说,斯坦因付了寺里二百两银子,而后(按:此词写了但被划掉,不知何故)他被准许--县长也同意--带走一定数目的卷子;他还--道士直言不讳地补充道--亲手又给了五十两银子,以便多带走一些。最终他应该拿走了五六十件卷子,显然他喜欢选婆罗米文和藏文的。他在洞里工作了三天,但原件一扎扎的状态向我表明大部分东西他翻都没翻。至于汉文,他只能胡乱地拿。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人家会卖给我们一定数量的手稿,但我很愿意出价三千两银子把全部藏品都买下来,并答应给东京的那家出版大藏经的出版社一个完整的复本。如果这里的人怕因此受牵连,也许还要把一些卷子赠给官员,那我想出价一千五百两银子买下所有非汉文的部分和那些有历史价值的汉文卷子。真奇怪,这里有如此大量的历史文献,却没有任何中国学者前来探一探。”

只有数百字的记述,就让我们体会到了一个学者在获睹珍贵文献时的真实感觉。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藏经洞是一九○○年被发现的,等到伯希和到达那里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他原以为必定有许多卷子流失了,结果完全出于他的意料,竟然还有整捆整捆没有动过的写本呈现在他眼前,不能不叫他有雷轰的感觉。到过藏经洞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十分逼仄的小洞,真正的方丈之地,而且只有一个洞口,空气无法流通。一个人能在那里边整整呆上十个小时,而且是深陷于满洞的破旧纸堆中,而且还要维持一盏需要氧气的油灯,会是什么一种感觉。常人一定觉得窒息--实际上伯希和自己也经常觉得呼吸困难,但满目瑰宝却能让人忘记了这一切。实际上,他在洞中并非没有觉得不适,在第三天的日记中他就写道:“将近下午二点半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头晕,心脏不舒服,显然是因为我在洞里呼吸不畅。”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他在露天休息了一会,又继续埋首于万卷文献之中了。

伯希和是比斯坦因学问大得多的汉学家,他知道哪些卷子更有价值些。虽然他是后到者,但他后来拿走的卷子却都是高质量的,试看看现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的那些藏品便可明白。除了英法两国,俄罗斯与日本人也从敦煌拿走许多宝贝,今天想起这些往事,国人当然都是心痛不已,可是当时的国家社会哪里又有保护先人遗产的能力?

一九八六年我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看过几份斯坦因劫去的卷子,其中有一份很有些意思,是两个小和尚争执而其中之一向大和尚投诉的状子。当看到千余年前的卷子至今还完好如初,甚至穿在卷子上的细麻绳仍然“健在”时,那份激动心情真是不可言状。后来又有机会到巴黎国家图书馆,也看了几份卷子,现在对照伯希和的笔记,真能回忆起自己当时在黎希留路旁的大楼里看这些卷子时的奇异感觉。当然我不是敦煌学者,纯粹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才去瞻仰这些宝贝的。虽然今天所有这些卷子都能从大型的复制系列大书里甚至从网上看到,但与亲手摩娑实物的感觉到底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以后的整整二十来天,伯希和天天钻在洞里,不停的翻阅挑选卷子,因为他知道将整个洞的宝贝全部买走是不可能的。他在头一天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奇怪这样的宝贝,何以竟然没有一位中国学者来看一看。所以他必须想法带走最精彩的部分。尤其是想全部带走非汉文的文献,因为他坦承自己功力还有欠缺,对那些非汉语文字的卷子,只看得懂字母,但并不知道其中的意思。而对于汉文,由于他精通,可以挑好的拿。但他同时也发愁,这么多的卷子,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里翻检完毕,第二天他就记道:“我不知道我该怎样干完我的整理、浏览工作;那里有一万卷呢,就算是编完我现在正在做的粗略名录,也要起码做上十天。…一方面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耽搁滞留;而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放弃这个亲手接触有趣文献的美妙机会。…我还找到了一些非佛教的书籍片断,比如《论语》的一章末尾;我有信心还能找到更好的。还要记一下几件道教文本。”

在第三天,他发现了一块雕板,兴奋异常,因为“是晋朝开运时代的产物;这是五代时期的后晋吗?如果是前晋的话,那可真是早啊。我很后悔没带一本年号表来!”当然开运是五代后晋的年号,不是西晋或东晋的。伯希和尽管学识渊博,当时也不可能背下所有的中国年号。五代时已有雕板印刷自然说明中国的印刷术发明是很早了,但如果开运是西晋或东晋的年号,那要将印刷术的发明更推前好几百年,那可就是可是翻天覆地的事了。当然至今也还没有发现早于唐代的印刷品。但伯希和对中国文明的景仰从上面这句话可以体会出来。

类似的发现是每天都有,如第四天,他自称是“对我来说特别有收获的一天,找到三个婆罗米文卷子,其中一件很长;一些道教手稿,一件有着武则天所造的特别汉字的经藏,因此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七○○年左右;三件敦煌铭文的卷子及一件特别标明是千佛洞的(抄写的字迹很丑,还很潦草,但看得清)。还有一件了不得的卷子,上面有一个后来于十世纪初加上去的印章,这是一件著名的柳公权所抄录并石刻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最后还有两块新的雕板,其中一块和昨天的那块一样,上面标着开运丁未的时间;…最后,我还找到一份完全印刷的陀罗尼复本,纸的状态--被虫蛀了以后又重新粘合起来--可以同时证明这件东西在十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不是新的了,而且印刷文件在当时还很稀有,因此人们把它留下来了。”

还有第五天,“又是很好的一天”,…第八天,“今天一天主要有两桩发现”,第九天,“今天上午,找到了差不多完整的文选第二章,上有李善的注释,还有修订过的切韵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应该是在孙愐的修订之后,但是在以唐韵为标题的修订之前)。还有敦煌人物生平的片断以及《书经》片断。…今天下午,又找到一个《文选》片断(第二十七章或第二十八章的末尾),另一些《书经》、《论语》,以及《庄子》第一章,…”三月十三日,“今天找到两件上面有表现地狱场景的插图的手稿,有一件真是有意思。”不知道这插图是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饶宗颐先生编辑出版的《敦煌白画》里的那一幅。我记得九十年代在巴黎法国远东学院郭丽英教授家里看过此书,她当时正在诠释书上的一幅画,怀疑那是一张地狱图,但图上又只有左右九层,与十八地狱的说法有异,我看了一下,脱口而出说,大概左右两边合起来就是十八层了。她兴奋地说,很可能就是这样。

三月十六日,“今天的两颗珍珠是:一件关于沙州地区的地理片断,上面标出了州治及寿昌县至那些围场、湖泊、山丘的距离。真幸运,和我之前找到的大描述比起来,这个片断正好填补了一些空白。一件去五台山旅行的小日志,由那个在那里(按:此处划去“涂画”一词)勾画了庙宇布局图的僧人所做。应该就是他,在回程中完成了五台山的大地图,该图装饰了这里主要石窟之一的壁板背景。”

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全部列出伯希和的收获,只能借用一句粗俗不过的话来形容他这三个多星期的状况,真是“老鼠掉到米萝里了。”到三月二十五日,总算将这只米萝差不多清理完毕了:“今天只有几个卷子要看了。要完成检查了。”于是在第二天奢侈了一把,“洗了一个澡,……简单地放了一天假。我相当疲倦,与书籍的灰尘混在一起,我一直在咳嗽,喉咙也痛,半个多月来一直这样。”但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放心自己是否有遗漏,于是“下午我又去藏经洞里整理了一下。我以为一会儿就能干完,但我今天没整理完。又看了一些文件,我发现乾祐似乎在大汉之前,这可能不是大唐的一个年号。我又找到了閫外春秋的开头部分,之前我没认出来。”

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伯希和不再进藏经洞了,“重新开始研究石窟。”这以后就是与王道士谈判,以多少银子换多少卷子的事了。但详细谈判情况我们从笔记里依然看不到,只有片断的记述,或许他真是故意不讲呢。他在三月三十一日里记道:“王道士准备出让这藏经洞的一大部分,除了那些某蒙古王公会来看的藏文大手稿;但就是那部分我最想得到,后天要再谈谈。”这个谈谈的过程十分的长,直到五月八日,在伯希和“花了八十两银子买了上寺的绘画和木雕”后,他又记道:“至于王道士,他还磨磨蹭蹭,要明天早上和我说话。”显见谈判一直不顺遂。最终在五月十二日才算最后搞定:“今晚买卷子的事解决了:最终我得到了所有我另放在一边的汉文和藏文部分,还有藏文夹板中的一块(不可能得到其余了)。而王道士,他说,他还有石窟里的绘画,他从前就放在一边的;我明天去看看。”这时已在他做完藏经洞工作一个半月以上了。但他为那些卷子共付出多少钱,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只知道在五月十四日他又从“王道士那里买了三十八件来自石窟的大型绘画,二百两银子,还有少量木制的。这些绘画很有趣稀罕,可惜都是十世纪的‘常规风格’,石窟最为僵硬、单调的时代。”

当然,在五月十二日之前,还有好些天笔记已经不存。但就以上引文的连续性来讲并没有中断。照理在“最终解决”的五月十二日,他应该顺带说出付款金额的。后来传闻伯希和是用五百两银子换走了五千卷子。而前面王道士说的斯坦因花了二百两银子拿走五六十件的事并不可靠,斯坦因劫走的卷子大大小小,完整碎片有上万件之多。或许王道士是以假话来强调卷子的贵重?但即使如此,伯希和的五百两银子相对于五千件宝贝,也与欺诈掠夺行为相去不远。我常以小人之心度人,故此十分怀疑伯希和在写笔记时是留了一手的。

尾声:“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我们离开千佛洞回到敦煌,在沙漠的大暴风中,风从北部、东北部来;沙丘差不多一瞬间就形成了。一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今天我三十岁了。……”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学者能有上述的发现,他的一生真是不白活了。

照理,按照伯希和的每日笔记,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以上这些详情了。但是幸运的是,吉美博物馆在整理出版这些笔记时还附上了伯希和致塞纳的几封信,其中有两封(实际上是分成三次写成)极其重要,证实了我们上面的怀疑,而且真正反映了伯希和的心理活动。所以我们不得不让读者再费一些时间继续往下读。在四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说道:“当然,在一般寄给报纸的消息中,甚至在学院的《报告》中,就我们所掌握的东西,可能不要透露得太过详细为好。那些中国人没有对王道的发现产生太多兴趣,没有说什么反对出让给我们的话。当然,在我看来,目前没必要太冒风险吸引他们的注意。他们不把这件事情搞坏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但我看,相反的情况也没什么大好处,那样我就得心情恶劣地和北京方面的当权者打交道了,接着还会不利于我想在那里干的事。同样的道理,除非您觉得本信应该公开,我是不希望这封信立刻公开的。”事实上,这些信是一直遵照伯希和的意思,此前始终没有公开过。

伯希和的确是在处处提防着的,而且在良心上也不是没有觉得不安,这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但在这封信里他除了希望巴黎方面能尽量保密外,还要求再筹措一部分资金。他在笔记里没有详细说到的与王道的“谈判”过程,在这封信里也说得更清楚了:“由于王道常常不在,所以我和他的谈判几乎没有进展。我一直处在三月二十六号那封信中所讲的那点上,也就是说,我拥有了所有那些我向您讲起的特别有趣的文本,除了藏文部分。但我又把九十扎左右的文本放在一边,坚持想要,道士答应我把它们拿出来;我天天等他行动。在此期间,佛教僧人出让给我们一些美丽的木雕,而我觊觎那些出自藏经洞的绘画,王道把它们给了上寺。”

四月三十日,由于天气的激烈变化,一下子从一个月前的二十八度掉到了零下六度,伯希和于是在这一天写的信中说道:“我们抢劫了那些古代信徒写给神明们的书,神明就这样表示祂们的愤恨吗?假如这些书写下来是为了让人读的,那么它们肯定在我们那里会比在这千佛洞的藏经洞里得到更加狂热的崇拜。我希望高层力量的介入不要提高王道的报价;原则上,得到藏文文献(除了甘珠尔)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还想压压价。”不待后来中国人的指责,他是早已明白自己的行为是迹近于抢劫的。但三十日这封信未及写完,一直拖到将近一个月后的五月二十八日才写完发出。这一天,也就是他在笔记中说,“今天我三十岁了”的那一天。

他在信里对塞纳说:“我知道我还没对您谈起我和王道的谈判。最终,一切顺利结束。我得到了所有我想要的汉文、婆罗米文、回鹘文部分;藏文部分,我也得到了所有书页形式或卷子形式的手稿,只除了大甘珠尔的十一件夹板以外;而关于那十一件夹板,我可以买三件。我同样还要带回所有的绘画、木雕、青铜制品。关于绘画,王道把最大的卷子都藏了起来;我没有在石窟中看到它们。后来他给我看了这些绘画,我全买了下来,尽管没有看到杰作;我们在中国古代绘画方面如此贫乏,所以一些十世纪的真正卷子对我们来说还是一项丰富的教学资源,无论是它们的材质、颜色还是主题。获得这些东西弄瘪了我们的钱袋,这我还要补充吗?一直到北京,我们一路上都有充分的给养,但是为了在那里再做一点什么事,我在前几封信里要求的资源并不能算太多。”

伯希和的功过是非今天已经无须再作分析,事情都明摆在这里了。但是我们还想多说一句话:伯希和本人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作为一个学者,最惧怕的就是记录人类文明的文献的损失。除了想把中国这些宝贵的遗产化为法国的财富以外,他真正是害怕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会遭受不测。因此他在旅途中不顾劳累,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抄录下来,在四月二十六日信的最后,他说:“为了以防丢失--尽管这不大可能,我抄录了最重要的文本:疑似惠超的旅行记,那件景教小文本,摩尼教残片,那些关于敦煌的地理文本。我还在继续进行这个工作,只要晚上有时间。”这种心境才真正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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