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刊物《书城》 》第三十七期 2009年6月号
分类:

陈怀宇: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谈起

1..jpg

图:陈寅恪

从陈寅恪论钢和泰的一封信谈起

--作者:陈怀宇

陈寅恪早年留学欧美多年,中年也曾获聘牛津汉学教授之职,去世之后西方则有多种汉学论著感谢其论述的启发之功,可说始终无法与西方学术绝缘。他留学归国之初,学术重点是德国学来的东方学,而往来最密切的欧洲学者应是钢和泰。《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收录一封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非常重要,可略窥两人之交往及陈氏对钢氏的评价。但这封信没有写明年代,落款仅注为五月四日,编者推测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前后。从其内容来看,该信实际上应写于一九二八年。陈氏在这封信中提到“钢氏已为哈佛大学聘定,不日即启程赴美。前数月,北京燕京哈佛共分得Hall遗产后,推派代表数人往英商议办法。其时钢君适得哈佛请其担任梵文功课之聘书,燕京已支钢路费等。钢君不愿久留美,大约居住数月,即往欧洲,一年后再来中国。渠现已得安南法人东方学校(L’Ecole fran?aise d’extrême orient)及英人金钱之助,可以自立门户,欲自创一Sino-Indian Institute。不知来(?)电所言为何事,然彼目前必须赴美则不成问题。弟年来居京,获其教益不少(学问不博,然而甚精)。彼虽暂去,仍可再来,似亦无妨也。” 信中提到的安南法人东方学校即当时设立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2.jpg

图:钢和泰

为什么说这封信写于一九二八年呢?钢和泰最初被哈佛聘用为访问性质的讲师是在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以后才转成教授。钢氏去世之后 ,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日文名英利世夫, 1889-1952) 在一九三八年《哈佛亚洲学报》第三卷第一号上发表文章追忆钢氏。这篇文章称哈佛在一九二八年聘钢氏为访问教授,一九二九年起为中亚语文学教授 (Professor of Central Asian Philology)。这个说法应是当事人提供的准确信息。这一信息也同样出现在哈佛官方的档案记录之中: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 DR. PHIL. (Univ. of Hal/c) 1900, M.Ltfl.(Imperial Univ., St. Petersburg) 1913. Visiting Lecturer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928-1929; Professor of Central Asian Philology 1929-. (Historical Register of Harvard University, 1636-193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37) 。这个记录很清楚,提供了钢氏的学历和受聘情况。钢氏获圣彼得堡帝国大学硕士,哈勒大学哲学博士。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间被聘为哈佛中国语言文学访问讲师,一九二九年才转为中亚语文学教授。钢和泰档案中所遗留的聘书亦已说明钢氏受聘的位置即是中国语言文学访问讲师(汉文翻译件见王启龙,《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聘期为一年,始于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

陈氏称哈佛聘书上请钢氏担任梵文功课的说法并不完全准备。教职是一回事,教学内容则是另一回事。在历史记录中钢氏的位置其实是中国语言与文学,一九二九年才改为中亚语文学(Central Asian Philology)。这一中国语言文学教职的设立与该教职的资金来源于哈佛燕京学社不无关系,但聘用的人则为哈佛校方开课,所以教课内容可以灵活一些。 虽然和聘书无关,但陈氏所谓钢氏教梵文一说亦有所本,去哈佛教梵文一事应是钢氏亲口告诉他。因为钢和泰在给哈佛校方蔡斯教授的信中提出教“佛教神话”与“《大宝积经》译释--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两门课,并提出替代方案为 “初级梵文”或“梵文或藏文《菩萨本生鬘论》摘译”等课程。大概钢氏和陈氏在讨论梵文时,钢氏顺口将自己的教学计划告诉陈氏,故而陈氏在信中提到教梵文一事。其后校方复信,准许钢氏教“佛教神话”与“《大宝积经》译释 --以汉藏文译本及释论为基础”两门课。到一九二九年,大概钢氏熟练运用梵文、藏文和汉文研究《大宝集经》的能力给哈佛留下深刻印象,结果校方给他转成中亚语文学教授。考虑到当时的学术制度,当时哈佛并无固定的中亚语文学教职,聘用钢氏完全是拿哈佛燕京学社的基金因人设岗。哈佛记录使用中亚语文学,而非梵文学(Sanskrit studies)或者印度学(Indology),以其已有梵文讲座制度之设立在先。有趣的是,尽管叶理绥在一九一七年已经取得彼得格勒帝国大学的助理教授位置,但当他一九三二年到哈佛任教时也是受聘为讲师,教授中文和日文。一九三四年重返哈佛才得以获得教授位置。在这之前的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他在法国巴黎高等实验学院担任导师。

除了上述叶理绥和哈佛大学记录提供的聘用证据之外,还有两点可以证明陈氏的信写于一九二八年。其一,陈氏信中提到燕京和哈佛得到霍尔基金的事发生在一九二八年(樊书华:《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与哈佛燕京学社的缘起》,《世界历史》,1999年第二期)。霍尔基金会与哈佛燕京的谈判开始于一九二五年,但这样一笔大捐助一定不会立刻成交,旷日持久的谈判持续到一九二七年终告结束。哈佛燕京学社则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正式成立。陈氏信中所谓“前数月”哈佛和燕京得到霍尔基金,应该指一九二八年年初的事。这封信中陈氏还提到他“年来居京”获钢氏教益不少,这个“年来”显然指一九二六年他到清华任教以来大约一年多时间,即他从柏林归国后与钢氏交往的时间,他们都曾负笈德国大学学习梵文,自然容易找到很多共同语言。如果是一九三五年,则不应该说年来。钢氏在一九二八年九月赴美,符合陈氏信中所说不日即启程赴美。第四,钢氏逝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五年的时候没有去哈佛,因为叶理绥在纪念文中提到钢氏最后五年身体很差。钢氏一九三六年夏曾短暂访问日本,因健康恶化迅速返回北京。《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亦云一九三五年钢氏住北京,任哈佛燕京学社所属中印研究所(北京)所长,哈佛大学中亚语文学教授。彼时人并不在美国。综上种种理由,可以肯定这封信完成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

陈氏说钢氏学问不博,然而甚精,主要是认为钢氏仅注重印度学和佛教学,而不像他那样不仅通晓四部典籍,亦研究中亚古代历史文化,举凡梵、藏、汉、蒙、突厥、回鹘、西夏、诸语言文献无不涉及。钢氏早年即对印度感兴趣,曾亲至印度巡礼,与印度吠陀学者联系很多。他在德国哈勒大学学的是古典印度学,博士论文在皮歇尔(Richard Pischel, 1849-1908)指导下做古典印度学中的显学吠陀研究。他到北京来主要是为了寻找藏文和蒙文文献,和很多喇嘛接触频繁,当然他也在北京研究汉文文献。他于一九二六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宝积经大迦叶品梵藏汉六种合刊》,这部作品融汇梵、藏、汉多种语言文献,引起了当时国际印度学界的瞩目。他当时约四十余岁,可算学术盛年,被哈佛聘用正当其时。陈氏在北京与钢氏交往,也曾在德国柏林大学追随吕德斯(Henrich Lüders,1869-1943)学习梵文,了解当时德国古典印度学的主流,当然也熟悉钢氏的学术出身。根据Valentina Stache-Rosen所撰写的《德国印度学家》(German Indologists, New Delhi: Max Müller Bhavan, 1981) 一书所载吕氏的传记,吕氏早年便主要从事吠陀及《摩诃婆罗多》研究,后来才转而研究中亚出土梵文写本和碑铭。一直以来,德国古典印度学的主流是吠陀研究,甚至今天哈佛大学的梵文讲座教授亦聘用非美国本土培养的学者,而是出身德国的学者Michael Witzel,其专业领域也主要是吠陀研究。美国早期古典印度学也重吠陀研究。陈氏在哈佛的梵文老师兰曼以研究《黎俱吠陀》中的梵文名词获得博士学位。兰曼、皮歇尔、钢和泰都曾游学印度,可见印度对古典印度学家的吸引力。陈氏对古典印度学尤其是吠陀研究一向没有特别的兴趣,他研究梵文和西域古代写本均是为了研究中国。他后来发表的文章都多少发挥了熟悉汉文文献的特长,关心的问题也是中印古代思想和文化的交流。这一点其实俞大维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亦有提示,俞氏给他读因明学著作特别是法称的作品,他兴趣索然。法称研究目前却是佛教研究中维也纳学派与京都学派的重点。从Erich Frauwallner到Ernst Steinkellner,再到他们的弟子,已出版许多著作。他们和日本学者也举行过多次国际法称研究讨论会。Steinkellner的弟子中有两位做中古中国佛教史,分别是陆扬和船山彻。后者也曾发表有关法称的论文。

钢氏被聘为哈佛中国语言文学讲师,说明其汉文程度为哈佛重视,不仅有上面提到的直接证据,也有一些旁证。其一,一九二三年胡适翻译钢氏著《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发表在《国学季刊》,曾引起中国旧学家的群起而攻之。但以梵文和藏文佛教文献译本来研究中国古音的方法在中国学者中影响甚大,汪荣宝、罗常培的古音研究都受到钢氏治学方法的影响。陈氏在一九三三年撰成《四声三问》大概也受到钢氏启发。其二,哈佛出身的艺术史家舒斯特(Carl Schuster)在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北京随钢氏学习汉文。虽然二十年代哈佛汉学水平尚不高,但哈佛对钢氏的汉文水平相当信任。其所谓中亚语文学教职可能重点是汉藏语言学。同年被聘为哈佛访问教授的还有燕京大学的洪业,讲授中国历史(张凤:《哈佛燕京学社七十五年星霜》,《汉学研究通讯》22:4 (2003),23-34页提到洪业、博晨光、伯希和均在1929年受聘到哈佛任教,但这个名单中不见钢氏)。从当时哈佛的学术发展来看,哈佛当时有自己的梵文教授,即克拉克(Walter Clark)。他在一九二七年接替陈氏以前在哈佛的老师兰曼,担任梵文研究的韦尔斯讲座教授。此人精通吠陀梵文 (Vedic Sanskrit)、佛教梵文(Buddhist Sanskrit),也懂一些藏文和汉文。哈佛当时并不缺梵文教授,钢氏被聘到哈佛做访问,恰恰可能是因为克拉克也对梵文、藏文、汉文都感兴趣,因而对钢氏的汉文、藏文很看重。后来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写有关密宗三大士的博士论文(Tantrism in China)在克拉克指导下即充分利用了梵、藏、汉文文献。这样看来,一九二九年钢氏担任中亚语文学教授时一定和克拉克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一九二八年去哈佛时曾将自己在北京喇嘛庙搜集的资料整理了一箱寄到福格艺术博物馆转交哈佛的联络人蔡斯教授。后来保存在哈佛图书馆的两件喇嘛教众神像由克拉克整理出版。钢氏带去哈佛的其他一些藏文文献近些年则由美国学者Jonathan Silk整理刊布。钢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著作也多和藏文文献有关,这反映了他被哈佛任命之后的主要研究方向,按照美国的学术制度,一般校方对受聘者在其主要研究领域有一定的学术研究和出版要求。另外,钢氏还曾是中国学者于道泉的藏文老师,可知其藏文能力已有相当程度。

钢氏和陈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东方学在华的主要代言人。钢氏尤其是推动中国国内梵、汉、藏文本对勘之学的倡导者,在这方面他也算是陈氏在中国的老师。当时陈氏虽然在中国学界呼声很高,但表现尚不多,他一九二七年才开始发表文章。他在一九二九年说“盖现在佛经之研究为比较校刊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可是到一九三三年,他虽然发表多篇文章,似多利用汉文文献优势,利用佛典比对其异同,而罕有长篇巨制,更未能写出钢和泰那样以梵、藏、汉文本全面校勘一种佛经的作品。同为吕德斯的学生,他在柏林大学的同学Johannes Nobel (1887-1960) 后来则花了三十年时间整理出版《金光明经》的梵、藏、汉对照的校勘本,一九三七年刊布梵文本,一九四四年刊布藏文本,一九五〇年出版梵、藏、德文对照本,一九五八年出版该经的词汇。他后来长期在德国马堡大学教梵、藏、汉文。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陈氏恐不足称国际东方学界的领军人物,难怪当时伯希和仅推重已出道多年的陈垣。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整个学科的发展,陈氏的汉学水平确实是佼佼者。但从整个东方学来看,他的对材料的使用和研究方法都来自德国,开创性方面和很多东方学家尚有差距。仅以佛教研究而论,他对于汉文佛典固然很熟,但以梵文、巴利文、藏文文献综合而言,则其语言背景和成就似不如在巴黎不幸英年早逝的林藜光。当然,陈氏的领域很广泛,他真正奠基性的成就其实是确定了现代意义上中古史研究之轨则,这可以从当今学术界其学术传承的谱系看得更明显。

如果以学界常常推崇的陈氏之语言能力而论,与当时国际顶尖东方学家相比,陈氏似略欠火候。学语言,看和听最容易,写作最难。即使具备英、法、德等西欧主要语言流利口语者,在东方学界恐不算杰出。陈氏因只是选课,不读学位,大约在语言训练的严格程度上,不甚突出。有学者称陈氏能写典雅的拉丁文,这实在难以想象。很多欧美学者从初中即开始学拉丁文,大学入读哈佛大学古典系,也不一定能写典雅的拉丁文,更不要说陈氏出国留学之后才开始学拉丁文。二十世纪初欧美大学已经有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之划分,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古波斯文都算古典语言。欧美现代语言则包括当时日常使用的英、法、德、俄、荷、西、意、葡等语言。以古典印欧语言训练而论,欧美学术制度上一般要求以梵文为主修的研究生入学前应有相当的希腊文、拉丁文水平作为基础。兰曼、白璧德、吕德斯、钢和泰都是中学即开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虽陈氏是天纵英才,但先天不足,故在语言方面恐怕难以和当时东方学界顶尖的学者相提并论。现代语言,陈氏也没有优势,西欧、北欧学者自然不必说,芬兰、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学者都会说临近国家的语言,而英美学者四会法、德、意等语言也不稀见。当前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一般都是双语,因为大多数是二战后的外来移民,除了希伯来语之外,他们多半也说原出生国的语言。陈氏的哈佛校友,在科幻片《星球大战》 中扮演艾米拉公主的女演员娜塔丽.波特曼系以色列来美的犹太移民,肯定说双语,本科在哈佛读心理学,后来在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读硕士。据报道她能说六种语言,除了英语、希伯来语,还会讲一点法语、德语、日语等。以哈佛的多种族多语言氛围和开课条件,加上波特曼天赋异于常人且秀外慧中,又常常周游列国出席各类文艺活动,学习这些语言不但可能,亦并非难事。美国的汉学博士学位课程一般要求学生除开中文和英文之外,在参加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前必修一门东方语言和一门欧洲语言,东方语言基本以日语为首选,欧洲语言则要求能通过阅读能力考试,通常大家在法语和德语中选。周一良先生在《史语所一年》中说到所长傅斯年建议他学德文,然后他为了在哈佛拿学位,突击过关,后来不用,又还给老师了(《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学语言需要环境,钢氏曾游学印度,常常向苦行僧请教,梵文因此了得;到了北京,又与很多喇嘛成为朋友,藏文也因此上去了。陈氏不和番僧往来,则其语言程度较钢氏欠火候也在情理之中。

伯希和的学生很多都是多语言学者,出身东欧而执教美国的学者早期有叶理绥,后来有塞诺(Denis Sinor)。叶氏之语言超强表达能力,似远胜陈氏。叶氏仅大陈氏一岁,但俄语是母语,因在法国留学,追随伯希和,在讨论和写文章方面受到伯希和的正规训练,法语口语和写作均不成问题。据赖肖尔为《哈佛亚洲学报》所写纪念文章,叶氏是最早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并取得正式学位的西洋学生。他在东京交往的名人颇多,其中包括夏目漱石和犬养毅。其实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已经和许多旅德日本学者有交往,包括新村出和 桑木严翼。而这位桑木不是旁人,正是对王国维研究德国哲学影响很大的日本新康德主义者。叶氏日文之好,在写作上亦得到日本学者的肯定,他定期为《朝日新闻》的《文艺栏》撰写评论俄国小说的文章。他虽在柏林已经开始学汉语,开始研读《孟子》,但在日本受到更多日本传统汉学家的熏陶,阅读汉语古文的水平也不错。哈佛大学邀请伯希和任教,伯氏推荐这位弟子,看来对他颇器重。叶氏在一九三四年出任哈燕社社长及哈佛东亚系正教授,这一地位是和其学术背景、学术表现与成就分不开的。

陈氏、钢氏、叶氏均有在德国、美国、日本或求学或研究的经历。钢氏和叶氏都曾做作过外交官。钢氏服务于俄国出使印度的外交使团,这一任命完全改变了他的学术方向,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在印度走访了不少佛教古迹圣地,因为疑惑才对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感兴趣,更进而想到中国游学。一系列机缘使他在异国他乡的北京成就了他一生不朽的学术事业,并因在中国的成就而从北大被聘到哈佛,其学术轨迹横跨三个大陆,堪称二十世纪初的奇迹。叶氏曾留学柏林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巴黎高等实验学院,学术经历之复杂,视野之宽阔,对当时东西方学术的把握,甚至在陈氏和钢氏之上。其在巴黎其间,作为翻译官服务于日本驻巴黎的外交使团,以外交服务补贴其在法国求学和研究费用,也利用机会练习了法文和日文,最终得到伯希和赏识,这才有后来在哈佛开创汉学和日本学的成绩。陈氏虽出身政治家庭,从未做过外交官,曾短期担任蔡锷的秘书,可是他当小公务员的短暂经历对他学术发展和训练似乎没有像钢氏和叶氏那么有影响,终其一生,他基本上是书斋中的学者。

文章版权归《书城》所有,转载请与《书城》编辑部联系
(Email:
shucheng@99read.com )

思想.文化.书评月刊 定价:人民币12元
目录
第四十一期 2009年10月号
第四十期 2009年9月号
第三十七期 2009年6月号
第三十六期 2009年5月号
第三十五期 2009年4月号
第三十三期 2009年2月号
第三十二期 2009年1月号
第三十一期 2008年12月号
第三十期 2008年11月号
第二十九期 2008年10月号
第二十八期 2008年9月号
第二十七期 2008年8月号
第二十六期 2008年7月号
第二十五期 2008年6月号
第二十四期 2008年5月号
第二十三期 2008年4月号
第二十二期 2008年3月号
第二十一期 2008年2月号
第二十期 2008年1月号
第十九期 2007年12月号
第十八期 2007年11月号
第十七期 2007年10月号
第十六期 2007年9月号
第十五期 2007年8月号
第十四期 2007年7月号
第十三期 2007年6月号
第十二期 2007年5月号
第十一期 2007年4月号
第十期 2007年3月号
第九期 2007年2月号
第八期 2007年1月号
第七期 2006年12月号
第六期 2006年11月号
第五期 2006年10月号
第四期 2006年9月号
第三期 2006年8月号
第二期 2006年7月号
第一期 2006年6月号
---- 待续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