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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马一浮在一九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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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马一浮

 

 

 

 

马一浮在一九三九
       
            --叶圣陶所见复性书院创业史

作者:朱维铮

拙文《关于马一浮的“国学”》,述及“马一浮与复性书院”(参看拙著《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承黄裳先生示知,七十年前叶圣陶先生对此已有“的论”。于是重读叶氏《嘉沪通信》(此据《收获》1983年第1期重刊),见其一九三九年自四川乐山致“孤岛”上海友人夏丏尊、王伯祥、徐调孚、郑振铎、周予同等函,言及马一浮与复性书院初创过程的实况甚详,确属难得的第一手史料。遂草此篇,以续前文。冗务颇纷,引证限于叶氏通信,述史限于一九三九年复性书院创业实相,供方家批评。

一  马一浮初到乐山

前揭拙文已说,我对马一浮缺乏研究,所据马一浮的传记资料,主要依据马镜泉先生所编《马一浮卷》(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卷前小传、各篇说明和后附学术年表。 我对《马一浮卷》的文本整理不敢恭维,仅在通读时信手圈改的误标漏点破句之类,便至少有上千处。但我想编者既为马一浮专家,写其人行状应该不会出错。因而前揭拙文,说马一浮出任复性书院主讲,乃由重庆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向蒋介石推荐,院址设在乐山的“乌龙寺”,便是引用马编。岂知这回一翻叶圣陶《嘉沪通信》,顿感吃惊。

第一,叶圣陶一再说马一浮赴乐山创设复性书院,乃由蒋介石和重庆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聘请,没有提到陈立夫。

第二,复性书院院址在乐山的“乌尤寺”,而不是“乌龙寺”。这个低级错误原可避免,因为我见马编多次提到院址,均称“乌龙寺”,却有时作“乌尤寺”,以为“龙”字由繁化简,不可能与“尤”字混淆,作“尤”必是“手民”之误。岂料致误的竟是文本编者,而我却未作查核,也想当然致误,惭愧!

二  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的由来

叶圣陶早就享誉学术文化界。抗战初入川任教,先在重庆,后应流亡在乐山(昔称嘉定)的武汉大学聘,任该校中文系教授,以后又兼任复旦大学等校教授。他与“大后方”文教界有广泛联系,并与留守“孤岛”上海的开明书店友朋鸿雁往来,今存《渝沪通信》、《嘉沪通信》,均成那时代学术文化史的珍贵实录。《嘉沪通信》报道马一浮与复性书院初创内情的十多通信函,便是例证。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叶致夏丏尊信:“马一浮先生近应蒋先生、孔院长之聘,即将来乐山创设复性书院,马与贺昌群兄为浙大同事,贺介弟于马,到时当来访。”由此信可知,重庆国民政府拟设复性书院,必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前。古怪的是出面聘请马一浮的,乃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而非合法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或许蒋委员长自感以军代政有点不妥,于是命其连襟孔祥熙以行政院长身份在聘任状上署名。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叶致诸翁信:“马一浮先生已来,因昌群之介,到即来看弟,……其复性书院事,想为诸翁所欲闻,兹略述之。先是当局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拟办一书院以济之,论人选,或推马先生。遂以大汽车二乘迎马先生于宜山,意殆如古之所谓‘安车蒲轮’也。(马无眷属,唯有亲戚一家,倚以为生。)接谈之顷,马先生提出先决三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释奠于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大量,--赞同,并拨开办费三万金,月给经常费三千金。而马先生犹恐其非诚,不欲遽领,拟将书院作为纯粹社会性的组织,募集基金,以期自给自足,而请当局诸人以私人名义居赞助者之列。今方函札磋商,结果如何尚未可知。”

以上“略述”,极为有趣。叶圣陶先生以忠厚著称,致“诸翁”即在上海全体友人,所透消息难保不漏泄于敌伪,因而用语煞费推敲,存实相于字里行间。“当局”无疑指蒋委员长及其“智库”兼文宣把头如C.C.派的陈立夫之流。“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早由抗战前蒋介石强迫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尊孔读经号召所公表。但通过军政首领下令特设以尊孔读经为宗旨的旧式书院,在国民党当权后则是“创举”,难怪耸动文教界听闻。“论人选或推马先生”,一个“或”字,暗示蒋介石们曾有其他人选考虑,因为论倡言“国粹”的名望,马一浮决非首选。然而“当局”还是选了马一浮,如前揭拙文已说,他与蒋介石、陈立夫为浙东同乡,在当局的“择贤”天平上,压倒了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当然,同乡只是马一浮在书院山长角逐中胜出的一个原因。假如一瞥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的种种言论,特别是与复性书院开讲当月同时发表的《三民主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39年9月《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大讲继承“道统”,盛称孙中山先生思想体系契合张载的四句教云云,与马一浮从宜山讲到乐山的那些说法很像唱和,那就可知同乡关系何以成为马一浮入选的一个砝码。)

那时马一浮远在千里之外的广西宜山。蒋介石“当局”,特派“大汽车二乘”,犹如后来特派专机,将马一浮连同依附他生活的亲戚全家,迎至陪都,那沿路地方官僚也必如恭迎钦差大臣,自不消说。叶圣陶先生很幽默,找出《汉书》所记汉武帝用“安车蒲轮”(用可以坐卧的豪华马车并在车轮上缚蒲草以减轻颠震),恭迎其祖刘邦接见过的申公入京充当独尊儒术傀儡的古典,用“意殆如”三字形容蒋介石当局的复古丑剧,怎不令人失笑?

但据叶氏描述,马一浮似也刻意模拟前辈申公,到京晋见天子,就大摆帝师架子,提出充当帝师的三个“先决条件”。那意思无非是既为帝师,就应有高于世俗学官的特权,可以自我作古。这其实很合蒋介石们树立活着的儒宗以压制民主吁求的隐衷,也料定马一浮没有煽动舆情的能量,于是“居然大量”表示赞同,却使老实的叶圣陶很诧异,由此对马一浮很有好感,在通信中称其“言道学而无道学气”,“至足钦敬”云云。(叶氏又屡言马一浮说到“他的本行话未免迂阔”,“于其他皆通达,惟于‘此学’则拘执”,表明他并未将马之为人与迂说相混。)

三  关于复性书院的组建经费

前引叶圣陶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致在沪诸翁函,已云蒋介石们许诺给复性书院开办费三万元,月给经常费三千元。按照叶圣陶自述,他全家在乐山月支六十元便可丰衣足食,其月入或为二百元,那么重庆政府每月给复性书院经费三千元,至少可聘教授十名。

然而现存复性书院史料,没有发现它组建定型后,除马一浮外,该院还有别的教师。不是有贺昌群、熊十力吗?但贺昌群在书院筹备中已退出,熊十力在书院甫开讲便绝裾而去,均详后。好在书院学生很少,“有一二十青年”(1939年5月9日叶致伯翁信),只消马一浮一人主讲,便足以应付。不是么?半世纪前康有为设万木草堂,自封总监督兼总教授,实则一人唱独角戏,那先例大可仿效,况且“当局”已许诺月给经费三千元呢。

不过马一浮既为帝师,却唯恐同乡蒋介石食言而肥。按照逻辑,上了贼船,要自高位置,必须声言将跳河,所谓以退为进。他分明已受蒋介石大张旗鼓地拉拢,也分明已知蒋介石不可能封其为帝师便随之将他打翻在地,因而他表示拒领蒋介石恩赐给复性书院的经费,还宣称欲将复性书院办成“纯粹社会性的组织”,要自募基金“以期自给自足”。这都足以令舆论对其刮目相看。可惜他附带声明,募集基金,还要“请当局诸人以私人名义居赞助者之列”。

这一招在中国人并不陌生,俗谚早形容为面子夹里都要。果不其然,“当局”已心领神会。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叶圣陶致王伯祥信:“复性书院已决定开办,开办费三万,经常费月四千,孔院长又为拨基金十万。”看来马一浮与重庆“当局”,历时两个月的“函札磋商”,主要集中在经费上讨价还价。就效应来说,马一浮似乎如愿以偿:蒋委员长许诺的“开办费”一分不少,“经常费”每月增加一千,更其是官居首相的孔祥熙,率先以行动支持马一浮为书院设置“基金”的要求,一次便“拨”给他现洋十万,--叶圣陶用一个“拨”(拨者,发也)字,且点明孔祥熙是用院长身份所“拨”,无异指出那笔巨款出自国库,并非孔财神“以私人名义居赞助者之列”,--超出“开办费”两倍以上。

如此一来,马大师还能不知恩图报吗?其实,马一浮获蒋介石“接谈”之后,刚由重庆抵乐山,便开始为书院开张忙乎。这年四月初叶圣陶就报道说:“院址已看过多处,大约将租乌尤寺,寺中有尔雅台,为犍为舎人注《尔雅》处,名称典雅,马先生深喜之。”待到蒋、孔开出高价,书院更需早日开张。同年六月初,即经费到手不过个把月,马一浮已写定“复性书院缘起章则”。同时确定乌尤寺尔雅台为书院“讲习之所”。马一浮于是诗兴大发,赋得《旷怡亭口占》五言八句,遍示叶圣陶、贺昌群等索和。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叶致诸翁信说:“马先生近作一诗,很好,录与诸公一观……诗曰:‘流转知何世,江山尚此亭。登临皆旷士,丧乱有遗经。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长空送鸟印,留幻与人灵。’前六句于其胸襟、学养及最近之事业均关合而得其当,表现之佳,音节之响,无愧古人。”

岂料好事多磨。先是书院三公内讧(详下节)。继则乐山流行霍乱,有武大学生病死,无疑影响书院生源。更可怕的是自同年八月十九日起,侵华日军开始对乐山狂炸,全城被炸掉一半,令叶圣陶一家失去住所,也殃及才开办的复性书院。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叶圣陶致夏丏尊函,描述道:“马湛翁已移居乌尤寺,当被炸时甚危险,一边是炸弹,又一边是烧夷弹,而居然于夹缝中得全,大是幸事。熊十力先生则为瓦片所击,受微伤。”

处此险境,马一浮仍坚持复性书院如期开讲,那精神很可佩服,当然也以此向重庆当局表明,“人以义来,我以身许”(借用唐朝柳宗元《祭万年裴令文》语)。可惜叶圣陶《嘉沪通信》所存仅至上举致夏函为止,没有留下书院开讲日的实况纪录,以致我们不知道来学诸生有没有一二十人?到场的“创议筹备诸公及来院相助诸友”(马一浮《开讲日示诸生》),除熊十力外,还有谁?

四  马一浮和贺昌群、熊十力

读《嘉沪通信》,有一个疑问,就是从未提到复性书院的董事会。而据马编所附马一浮学术年表一九三九年条下,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复性书院于四川乐山乌龙寺(按:龙乃尤字之误)正式建立,董事会正式聘请先生为复性书院主讲。”据此,则书院董事会至迟在这年九月以前已存在,并享有“正式聘请”主讲的权力。那么,始终注视书院创办曲折过程的叶圣陶,怎会只字不提这个重要事实?我不想臆测,希望《马一浮卷》编者赐告出处。

有一点无可置疑,那就是贺昌群、熊十力参与了书院筹备过程。4.jpg

右图:熊十力

熊十力小于马一浮两岁,但在学界的知名度不次于马一浮。两人结识于一九三〇年,同年马一浮再辞北京大学邀他出任国学研究所导师,便推荐熊十力代己。一九三二年熊十力引发佛学界争论的《新唯识论》出版,作序并题签的又是马一浮。

贺昌群较马一浮小二十一岁,却在学界早就知名。“七七事变”,他就离北平南下就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一九三八年浙江大学辗转迁至江西泰和,马一浮“往教”,其寓所成为文学院教授们高谈阔论的场地,其中便有贺昌群(贺昌群《归蜀行纪》)。

一九三九年暮春,马一浮被重庆当局重金礼聘赴乐山筹设复性书院。他延请已在成都讲学的熊十力共襄盛举,在外人看来不足为奇。可是出人意表,贺昌群忽然辞去浙大教职,追随马湛翁的足迹,从广西宜山跑到四川乐山,据叶圣陶向上海诸友报告,“书院若成,彼殆将佐理事务。”(1939年4月5日叶致诸翁信)在上海的郑振铎、夏丏尊、王伯祥、徐调孚等,曾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与叶圣陶、贺昌群,共同联名发表反对国民党政府尊孔复古的宣言《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因而他们得悉贺昌群居然投奔重庆当局树立的现代“独尊儒术”的样板马一浮,且甘当其人副手,怎不哗然?据叶圣陶提及的回应:“振铎兄不赞成昌群兄去浙大而来此,调孚兄以为此举系开倒车,弟均同感。”只有老成持重的夏丏尊,似乎对贺昌群的行为表示理解,说是马一浮倡导的“六艺之教”,乃指礼、乐、射、御、术、数,非指自汉至清的官定孔门六经(1939年5月9日叶致伯翁信)。

贺昌群的家人在多年后针对郑振铎、徐调孚以及叶圣陶“同感”的批评,辩护说:他们并不知道,“贺昌群苦于家眷不能同往宜山,遂应马一浮之邀,将至乐山佐理书院事务,与家人团聚。”(《贺昌群生平及著述年表》一九三九年五月,《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据贺集“编后”,其集编者三人,由贺氏三女贺龄华领衔,故知此说乃贺氏家人意见。)的确,贺昌群夫妻感情甚笃,已有三女二子,都远在成都,为亲情舍弃浙大教职,是合乎情理的。问题是贺昌群为同家人团聚,以他的地位名望,要到蜀中可有多种选择,何以非追随马一浮而博朋友骂名不可呢?因而我以为夏丏尊的解释,较合情理。岂知情理未必合乎历史实相。5.jpg

左图:贺昌群

由贺昌群先前自述,以及他到乐山后的表现,都证明他曾为马一浮“言道学而无道学气”的谈吐所吸引,相信思想可能澄清腐败现状,正是他早有的追求。既然马一浮为“当局”所重,既然马一浮有机会一试身手,何不予以支持呢?况且此举可以公私两全。

至于熊十力,当时在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讲学,已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军界博得大儒声名,那么“当局”要办尊儒重道的复性书院,能够忘记他吗?

叶圣陶究竟忠厚而不迂执。他与贺昌群一样,很佩服马一浮的个人品格,一再称道马氏“人极好,除说些他的本行话未免迂阔外,余均通达”。然而朋友与君臣分属二伦。交友需平等,一旦朋友化作上司,双方变成“你打我通”的君臣式关系,情形必变。曾经参加辛亥革命的前武昌新军伍长熊十力,从来桀骜不驯,当然不会对马一浮唯唯诺诺。贺昌群为马一浮在浙大同任教授而示人谦和的言行所吸引,以为此老既能要蒋、孔待以“宾礼”,那么充当他的“佐理事务”副手,当然不是主仆关系。岂知非也,据叶圣陶记,贺昌群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抵乐山,随即往成都接眷,履职当在此月底。但不过半个多月,就因在马一浮与熊十力关于书院宗旨的争论中间,赞同熊十力的意见,而遭马一浮冷遇,发生悔意。不妨照录六月十九日叶致夏丏尊信的陈述:
   
复性书院尚未筹备完毕,而贺昌群兄已有厌倦之意,原因是意识到底与马翁不一致。昌群兄赞同熊十力之意见,以为书院中不妨众说并陈,由学者择善而从,多方吸收,并谓宜为学者谋出路,令习用世之术。而马翁不以为然,谓书院所习为本体之学,体深则用自至,外此以求,皆小道也。近来他们二位谈话已不如在泰和、宜山时之融洽。马翁似颇不喜熊十力来,而事实上又不得不延熊来,将来两贤相厄,亦未可知。弟固早言马先生于其他皆通达,惟于“此学”则拘执(理学家本质上是拘
执的),今果然见于事实矣。

这不清楚么?第一,书院筹备初期由马、熊、贺三人共同组成核心。第二,熊十力就任书院讲席,并非马一浮主动邀请;谁能使屡拒蔡元培、陈百年、竺可桢聘任教席的此老,“不得不延熊来”,致使预伏“两贤相厄”的危机呢?可惜至今这一“事实”,未见马一浮论者有只字道及。第三,倘说马一浮虽不欢迎却不得已同意延聘熊十力共事,则邀请贺昌群担任书院“常务副山长”,必出此老本意。他是否想以贺制熊?未便妄测,但由此形成书院“一国三公”的鼎峙局面,却是“事实”。第四,信中说到三公意见分岐,必指前引叶氏六月六日函所云“复性书院缘起章则”引发的争论。由时序来看,那份章则由马一浮写定并已呈重庆当局(否则不会于此前抄示叶圣陶并寄给上海友人)。不想熊十力有不同意见,而贺昌群履职后,却赞同熊十力的意见,于是大起内争。第五,叶圣陶于六月十五日致上海诸友信,还介绍贺昌群和马一浮诗,谓其中“娓娓清言承杖履,昏昏灯火话平生”二句,“身份交情俱切,而余味不尽”。那“余味不尽”四字,是否暗示贺昌群对马、熊之争感到困惑,却希望马一浮不要固执己见,如往常示人平等的通达态度,认真考虑熊十力的意见呢?第六,看来马一浮没有理会贺昌群的谲谏,并错误地估计贺昌群不为身份交情而放弃“意识”自主的品格。于是仅过数日,贺昌群便在马、熊之争中站到熊十力一边,是不奇怪的。第七,显然马一浮没有料到贺昌群不顾“身份”改变,竟公然支持另一下属反对己见,或许还认为贺昌群忘恩负义,在争论中连带指斥贺昌群。这当然使未及“不惑”之年的贺昌群大惑,对于当初辞职以助马一浮的决定表示懊恼,所谓“已有厌倦之意”。第八,至于熊十力与马一浮,道虽同也不相与谋,反而可以理解。这位熊公是辛亥革命老战士,终身不怕任何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任何当令权威。马一浮对此早有觉察,观其为熊著《新唯识论》所作序言可知。在这一点上,贺昌群似有判断失误,他于马、熊之争,以为但计是非,却不知马氏最忌熊氏可能染指他的帝师地位的焦虑,及得叶圣陶、郑振铎、徐调孚诸友提醒而恍然。

于是贺昌群急流勇退。同年七月六日叶致上海诸友函谓:“昌群兄已与马先生分开,声明不再参与书院事。其分开不足怪,而当时忽然发兴,辞浙大而来此,则可异也。”

那可异理由,是另一问题。然而贺昌群辞书院副职与三个月前辞浙大教职一样果断,效应却不同,因为这回意味着失业。他怎样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呢?我们但知,他与马一浮“分开”后仍居乐山,“靠教育部每月补贴一百二十元度日,几与外界隔绝往来,一意撰述《魏晋南北朝史稿》。”(《贺昌群生平及著述年表》1939年9月)好在同在乐山的叶圣陶、刘永济几位朋友,还相濡以沫。古怪的是力邀他来乐山的马一浮,却对贺昌群离开复性书院筹备处的境况不闻不问。这或许可算刘梦溪先生盛赞的马一浮“高蹈独善”的一种表现吧?但至少令人怀疑这位“可谓神仙一流人物”(《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自己安享蒋委员长、孔行政院长由国库拨给的万千巨款,却为何不管仍食人间烟火的故友或旧僚度日维艰。

那么熊十力呢?他可能不满马一浮的专断,又同情贺昌群的遭际,于是不顾在日军轰炸中负腿伤,事先起草长篇说辞,提出自己关于办书院的全面设想,实为对马一浮所定规章的全面反驳,即已收入《十力语要》卷二的《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显然,马一浮没料到熊十力竟在书院开张首日就公开唱反调。因而接着熊十力“以病辞职”,便不奇怪。他离乐山跑到璧山,对前去探望的牟宗三,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人心险得狠!”可见熊马分手,内情要复杂得多。对此,我在《熊十力与马一浮》一文(刊于《东方早报》2008年10月19日的《上海书评》)已有讨论,不赘。

五   当年学界对复性书院创设的回应

前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筹办复性书院的三人核心,已就马一浮所拟书院“缘起章则”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书院的教育宗旨,是“独尊儒术”呢,还是“众说并陈”?熊十力、贺昌群主张后一方针,“由学者择善而从,多方吸收”,用后来通行的话说,就是实行百家争鸣,鼓励自由讨论,不强迫灌输权威意识形态。不论熊十力得赴复性书院任教,是否得力于当时同军方有密切联系的高足徐复观等的帮助,但他的主张有利于引导青年学子突破蒋介石、陈立夫一伙鼓吹的“新生活运动”的思想藩篱,却是必至效应。贺昌群与熊十力“道不同”,而赞同熊说,以此。

马一浮未必与蒋陈同调,但他志希王佐,屡表钦佩李光地将晚年康熙帝引向尊朱熹道学的权术。一九三九年四月初他到乐山,因贺昌群介绍,主动拜访武大教授叶圣陶。叶“陪同出游数回”,便函告上海诸友:“马先生之言曰:‘我不讲经学,而在于讲明经术’,然则意在养成‘儒家’可知。”(1939年4月5日叶致诸翁信)这是叶圣陶于马一浮到访并“陪同出游数回”之后,报道马一浮办复性书院设想的第一封信。曾编著《十三经索引》的叶圣陶,对五经四书及汉宋诸派诠释,烂熟于胸。他初经对话,便发现马一浮的核心理念及实践取向,同函于是批评说:“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故弟以为此种书院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且择师择学生两皆非易。国中与马先生同其见解者有几?大纲相近而细节或又有异,安能共同开此风气?至于学生,读过《五经》者即不易得,又必须抱终其身无所为而为之精神,而今之世固不应无所为而为也。”

当时复性书院还在襁褓中。叶圣陶的质疑,限于逻辑推论,只可说是合理预见。但他转述马一浮自白,所谓“我不讲经学,而在于讲明经术”,却对理解马一浮制定的复性书院教学宗旨,可谓一语破的。

三十年前,我便申述一个拙见:“历史表明,自从儒术独尊以后,中世纪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学,便以学随术变为主导取向。官方表彰的经传研究,总在追随权力取向,论证经义具有实践品格,所谓通经致用。但通经标榜的是阐明孔子的基本教义,所据经传又充斥着关于历史的矛盾陈述,要使其化作粉饰或辩护现行的‘君人南面之术’的信条,需要不断重新诠释并在‘致用’上出现歧见和冲突,当然必不可免。”(说见拙著《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然而没想到马一浮早由相反角度力判经学非经术。他藐视传统经学,置于“不讲”之列。什么孔孟荀董刘扬郑王孔贾乃至程朱陆王的经典解读,在他看来都只能充当“讲明经术”的工具,合已之“经术”则是,否则便非。但细究其说,总发现未出《四库全书》已收朱熹一派道学家的范畴,即他所谓“楷定”。他尤其对清初李光地学说情有独钟,无疑由于李光地襄助晚年康熙重释朱子学并将朱熹升格为孔庙四配之次,与亚圣孟轲媲肩。他的《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等,内中充满用道学术语包装的迂见,其蓝本多袭自李光地。只是他对《榕村语录》正续编中那些揭露“本朝”政坛文坛恶斗秘史的段落,似乎视若无睹。

六    关于马一浮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

马一浮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初抵乐山,叶圣陶便转述他的办学理念并批评道:“至其为教,则以六艺。重体验,崇践履,记诵知解虽非不重要,但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此义甚是,大家无不赞同。然谓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乃至异域新知与尚未发现之学艺亦可包罗无遗,则殊难令人置信。”(1939年4月5日叶致诸翁信)
     
由于夏丏尊不相信马一浮竟会那么头脑不清,因而叶圣陶再对马说描述并批评道:
     
丏翁言其六艺之教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教非此六艺也,盖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最难通者,谓此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艺,如文学、艺术统摄于诗、乐、自然科学统摄于易,法制、政治统摄于礼。
其实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试问一切学艺被六艺统摄了,于进德修业、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马先生亦无以对也。弟极赞其不偏重知解而特重体验,不偏重谈说而特重践履;然所凭藉之教材为古籍,为心性之玄理,则所体验所践履者,至少有一半不当于今之世矣。好在学生决不会多,有一二十青年趋此一途,未尝不可为一种静修事业,像有些人信佛信耶稣一般,此所以弟前信有“以备一格未尝不可”之说也。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
(1939年5月9日叶致伯翁信)

还在前一年即一九三八年,马一浮在江西泰和的浙大开讲“国学”,重点就是宣扬“六艺该攝一切学术”。由今传《泰和会语》(据马一浮题识,谓这部《泰和会语》,曾一印于绍兴,再印于桂林,“旋已散尽”;及至乐山,其同处故旧及“从游之士”共七人,又集资合刻此书和《宜山会语》,“且为校字”,“刻成而始见告”。题识署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即复性书院开讲三个月后。师徒同聚乌尤寺,而门生校刊老师二书,竟不告而行,况且还擅自改错,真如叶圣陶评其“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所云,“殊难令人置信”。不知题识所说绍兴本和桂林本,尚有遗存否?无从对勘,只好存疑),可知他指六艺为六经,是新莽国师公刘歆的发明;他根本不提清代颜元已力倡“古圣之学在习六艺”,因为颜元反对把六艺曲解为六经;他称六经皆孔子所作,在清末已有皮锡瑞强调;他说孔子六经是“一切学术之源”,无非是清朝列帝御用理学家所谓“道统”、“学统”腐论的新版;他大讲“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也不新鲜,也由晚清所谓格致古微派的“西学中源”论发其端。叶圣陶熟悉“十三经”,与开明书店诸友新编教科书并编印名刊《中学生》,都旨在破除仍在被民国列朝当局强迫灌输的反科学反民主的意识形态谬见。但他憎恶假道学,却以为道学家应有发表己见的权利。因而他分明不赞成马一浮“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的反历史说教,仅指为“最难通”,同时还称道马一浮“特重体验”、“特重践履”的主观态度,只是批评其人过度迂执。

不过叶圣陶对马一浮办复性书院的前景预测,又对又不对。他预测书院学生决不会多,是不错的。马一浮标榜“直接孔孟”,在严分师徒这一点上,是很讲究的,应答及门诸生,均称“示语”。由复性书院于一九四四年三月马一浮“辍讲”前四年有半的“示语”,列名的门徒近三十人,内有多人似前浙大学生。他在此前又发布过《告书院学人书》六通,调门由高趋低,乃至伤感地自评,“平日讲论所益实鲜”,“于诸君皆无甚深益”,可窥知他在复性书院主讲的效益,只可说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示语”最多的门徒,此后名垂学史的几无一人,岂不哀哉。

可是叶圣陶预言马一浮将为理学家讲学的“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却未一语成谶。清康熙帝晚年曾嘲骂“假道学”,但其子孙送进孔庙陪吃冷猪肉的本朝先贤,无一不是“假道学”。马一浮自命“真理学”,而且历仕二朝,无论贵为帝师还是通省三老,都自说自话,虽不如梁漱溟敢于披逆鳞,熊十力敢于质毛公,却不像冯某那样曲学阿世。单看这一点,他趋时而不媚世,当可厕身现代理学家之一格。

问题是马一浮毕生事业以复性书院为顶点,而复性书院乃是蒋介石独裁权力干预教育的直接产物。马一浮的《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濠上杂著》等,均为他毕生最见造诣的著述,而他公开宣称,“儒术”乃其独尊,“儒学”摒斥不讲,就是说要以术代学,也即鄙弃程朱陆王仍以学贵自得掩饰中世纪“学随术变”的理学传统。不消说,只要权力干预学术的中世纪体制不变,或者说名异实同,那么产生马一浮式理学家的历史仍将继续,无论其人的理学是真是假。

我于半世纪前由周予同师谈论而初知马一浮,以为其人古怪,生丁此世仍志在复古,而且尊朱胜过尊孔,追步王阳明却宣称直接孔孟,分明“援禅入儒”却宣称排斥夷狄之学等,都属于清末之倭仁、徐桐等八旗大吏谬说的民国版。及至“文革”后转治清末民初学术史,偶及马一浮,觅读其文,也觉不堪卒读。不料后见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盛赞马一浮“学养之深和悟慧之高,在二十世纪百年中国学苑里难得有与之相匹敌之人”,“而其人格之特点,则超凡脱俗,高蹈独善,可谓神仙一流人物,是二十世纪师儒的一个真正的隐者。” 不禁吃惊,感到我讲晚清到民国的学术史,竟不知马一浮有引领二十世纪三朝学苑的莫大神通,可谓孤陋。

不过也有疑问。当年我初读这段宏论,感到完全不像我一九六〇年代开端留校任教的所闻。那时复旦多浙大旧人,周予同师早为叶圣陶老人的开明同事和挚友,且为马一浮同乡,怎么他们说及马一浮,均谓此人好自命“大师”,尤热衷充当蒋介石的“帝师”呢?“文革”后我接着周先生讲授中国经学史,常被学人误指为“经学家”,于是常有邀评“新儒学”诸老者,在我岂敢?我当然读过梁漱溟、熊十力的著作,却敬其人而远其学。于马一浮虽曾一瞥叶圣陶的通信,仅因关注周予同师在“孤岛”上海的往事而连带及之,日久淡忘。及至见到《马一浮卷》,略翻便以为其论多曾相识,点校讹误尤令人气闷,对其人其学都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很合孔子遗训和卷前“总序”所示的。不料去冬为回应咨询,重阅《马一浮卷》(因浙版《马一浮集》未见),草一复函,略陈拙见。得黄裳先生指点,顿忆曾读而淡忘的《嘉沪通信》,检出再读,以为前揭拙文大体不属纰缪。

七  补说黄裳论叶、贺、马

一九八〇年代初,黄裳先生发表《珠还记幸》(北京三联书店)一书,凭藉“文革”后失而复得的藏函等珍贵材料,对现代学界文界秘辛作了回忆和评论。他与叶圣陶为挚友,与贺昌群也有交往,并由叶圣翁代为求得马一浮所书诗笺。因而其书所收《贺昌群》、《润例及其他》二文,是我所见关于马一浮和复性书院创业史实相的最早评介。

《贺昌群》一文,讲了作者初知贺昌群到深知其人的过程,特别说到贺昌群与马一浮在一九三九年始合终离的故事,令我印象很深。我做大学生时,已常读贺昌群的历史论文。以后忝居教师,对他主张中国有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论断不敢苟同,却对他论述历史上中国与世界“交通”史的文章深感兴趣。但读到黄文,我才知道他能诗善书,有诗人气质,难怪他会出人意料地辞去浙大教职,去帮马一浮办复性书院,不过两个月便因宗旨不合,拂袖离去。诗人看历史,往往见微知著,于历史全局未必顾及,却或者应验于多年之后。由此我再读《贺昌群文集》,便有深一度的感受,以为他当年弃复性书院要职若敝屣,的确表征了崇尚学术言论自由的正直学者的真信念。

《润例及其他》一文,尤其有趣。作者通过叶圣老转请马一浮写字,并由丰子恺垫付法币两万元做润笔费。黄裳说,寄回诗笺不题上款,却附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一日改订的“蠲戏斋鬻字润例”和“后启”各一份。他于是分析马一浮办复性书院失败后的心态。其中引用了“蠲戏斋鬻字润例后启”全文,指出“润例收件处是杭州里西湖葛荫山庄复性书院,可见一九四七年顷这书院还没有消灭”。这使我终于得到实证,庆幸前揭拙文单凭《马一浮卷》述史的矛盾,推断马一浮主持复性书院,不止其卷所说的一年零八个月,判断“直到抗战结束,书院迁回杭州,马一浮仍属书院的山长”,是不错的,没犯臆度说史的大忌。

更其是马一浮那篇“后启”,取消了原定“润例”中“若欲题上款者,须照润加倍”的规定,怎么回事?黄文说:“在旧社会卖字也有许多麻烦。既已订出润例,照习惯只要收钱就有义务为别人写字。不论是反动的贪官污吏,市井‘闻人’,刽子手,特务,以及他们的令尊令堂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上门交易,那可不得了。一般的市招不打紧,如果花柳病医生来请写招牌,可怎么办呢?诸如此类的麻烦是不得不一一堵死的,因而有了那一连串的‘但书’。这样一来,事实上也就把卖字的大门几乎完全堵死,只留下一条细缝让还可以勉强应酬一下的人挨进来。不必说,这办法与生财之道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看来,知识分子做生意是不行的,注定要失败。要想成功,首先就得来一番彻底的改造,先要把那些洁癖、骨鲠脾气……通通改掉才多少有点希望。”

这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民国初年,失意的政客文人,纷纷卖字为生,包括都倡导改革而政见对立的大文豪康有为和章太炎。马一浮的字,确实写得不差,堪称书法家。但他为防贪官污吏、流氓妓女利用,鬻字都不题上款,仅这一点,就表明他深明凡界的市场交易弊病,可谓“地仙”,决非天神。那么他有没有将生财大门关死?未必。至少据今所见,他的书法作品,为附庸风雅的冒牌学人购来补壁的,还真不少。作者是否真马浮?未闻有专家鉴定。但至少他的自我约束,一是给他有钱便作书提供了借口,二是给伪造者提供了方便,由其真假书法作品泛滥可知。

用不着说马一浮“做生意”引发的相反效应。既然他讲道学失败,被迫卖字,以书法闻名,那么某些名人,为何不能借名题字发财呢?前清连汉字也写不来的康熙帝,写汉字俗不可耐的乾隆帝,到处题字刻石,至今仍在污染名胜,早有先例。于是附庸风雅的政客大吏,即使连大字也不识一筐,却到处题字,借以造势,岂非受马一浮者流的先例启迪?看来黄裳先生过虑了,未及预见政商政学合流的未来态势。

然而《润例及其他》一文结语说:“其实我的辗转求书,只是由于几年前从叶圣陶先生的‘乐山通信’中,看到了许多马一浮的故事,说得非常有趣。如贺昌群因钦佩马的学问道德,与之合作;后终因思想不一致而分手。始末经过,圣老都有分析评论,和平中正,今天看来,也还不失为知言。”

赘语

从来没想过写马一浮,不料自去冬至今秋,未及一年,竟写了两篇。当然,这还是因为读马一浮及相关史料,虽非主动,却发现其人其学其史,还值得花点时间一究的缘故。

结果呢?较诸马一浮自命“大师”并成为帝师的年纪,我早已超龄,但仍以为他堪充学界先辈。第一以为其人深明世故,“通达”可敬。第二以为其学顽强固执,“一贯”可叹。第三以为其史兔起鹘落,“曲程”可悯。看来他决非什么思想家,甚至称不上有思想的学问家,至多示人以一个迂执己见的道学信徒,一个与时俱变的政治庸人,一个倐起倐落的文庙“刍狗”(说见《庄子》)。他的遭际令人同情。他的信仰令人起敬。他的迂执令人憎恶。他的语录令人气闷。但他生前死后的知名度的巨大反差,尤其是在他死后三十年,竟升格为二十世纪百年学苑难得有与之相匹敌的学术伟人,则令从业史学又只认无征不信准则者如我辈,为之瞠目。

我从业中国经学史学研究已半世纪,虽不成材,却恪守自汉至清的经史学者认同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实事求是”,首见于《汉书》的河间献王刘德传。至清代已成为经史考证学家的共识,可参看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序》)。我只通读过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讲录、答问、杂著和有关书信,对其人其学的认知或有偏颇,但我同意一九五八年马一浮《自题墓辞》的自我估计,即其学非纯儒,其道仅幻想,其生不为人知,可谓未盖棺而论定。

因此,我以为马一浮可以研究,应该研究,但研究应将他从天上请回地下,还其作为人间学者的本色,而且没有必要动用国帑将他树立为乡邦圣贤。大众将记得马一浮,却绝不会将他供入神坛。对马一浮的造神运动,似可休矣。

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草,十月十九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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