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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忠:游戏的筹码——张大千与毕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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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图:1956年7月28日,毕加索与张大千夫妇合影于他古堡的花园里。

游戏的筹码
——张大千与毕加索

李兆忠

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常有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发生,错位、误读乃至歪打正着,都不可避免,给后人带来许多迷惑和悬疑。张大千会见毕加索,便是其中之一。

关于张大千与毕加索的这次会见,目前惟一可资证明的史料,就是张大千晚年以“摆龙门阵”方式自述的《张大千的世界》(台湾记者谢家孝笔录,《征信新闻报》1968年出版),而在毕加索那一方,迄今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张大千讲述当时的情形,已是古稀之年,距那次会见已过了十二年。事实证明,老人的回忆最不可靠,其误差不仅是记忆上的,更有心理上的,甚至人格上的,历史因此而显得扑朔迷离。张大千的自述表明,会见毕加索之前,他对这位举世闻名的现代艺术大师素味平生,会见之后,也没有增加对毕加索的兴趣和探究的欲望。这并不奇怪,众所周知,张大千艺术上一辈子固守中国传统,对西方现代艺术素无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甚了了”。

据张大千自己交代,他会见毕加索,起因是《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代表毕加索致东方某画家》,因为该文章以毕加索的口气,骂他是“资本主义的装饰品”,而他的习惯是“凡对我捧场奖饰的文章我可以不看,凡对我批评、挖苦我、骂我的文章我倒要仔细看,看人家骂得对不对”,看了这篇文章,他不仅不生气,反而产生了“见见毕加索”的念头。也许是张大千记忆上有误,笔者认真查阅了当时的《大公报》,并没有发现这篇文章。这无关宏旨,张大千是一个喜好结名流达官、善于经营的画家,何况此时已积累了足够的艺术资本,尤其那次史无前例的的敦煌之旅,使他名声远扬,在某些西方人的眼中,张大千俨然就是东方画坛的代表,因为他最符合西方人心目中东方艺术家的形象。一九五六年夏,张大千应邀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法国卢浮宫艺术博物馆举办《张大千近作展》,特别是后一个展览,为吸引观众眼球,主办方特意将张大千的展览放在卢浮宫东画廊,同时在西画廊举办“野兽派”艺术大师马蒂斯的遗作展,这样做的结果,客观上将张大千与马蒂斯置于东西绘画双星并列的位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大千自信堂堂地走进毕加索的别墅。

此举确实显示了张大千的气度与胸怀,不像徐悲鸿将西方现代绘画视若洪水猛兽,不遗余力地抨击,张大千则是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心态对待西方现代艺术,一切复杂的问题由此迎刃而解。张大千有一段著名的画论:“在我想象中,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虽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那是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工具的不同,在画面上才起了分别。”(见《张大千年谱》,李永翘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以下引张大千语均出此书)然而,在这种通达公正的背后,却是当仁不让的“大中华主义”。在卢浮宫西画廊参观马蒂斯的作品时,张大千就认定,“马蒂斯是学敦煌的,尤其是人物素描的线条。”耐人寻味的是,这套“西学中源”的逻辑,同样也在毕加索那儿得到了套现。

让张大千颇为得意的是,他是在没有任何人引荐的情况下,自报家门会见毕加索的。当时的毕加索,声誉之隆,脾气之怪,架子之大,人尽皆知。难怪当张大千表示要“会会毕加索”时,周围的朋友面露难色。赵无极,那位在法国画坛已有点名气的中国画家不赞同,他这样对张大千说:“万一你去拜访他,他不见你,碰了钉子,结果又被新闻记者知道了,报上一登,岂不是自讨没趣,丢人的不只是你张大千。岂不令所有来自东方的艺术家都没有面子?”卢浮宫艺术博物馆馆长萨尔也不敢受这个托,怕吃力不讨好。对此,张大千很不以为然,理由很充分:“艺术家只要互相尊重,有什么不能见面的?毕加索架子大,我张大千去拜访他,他就有面子了,万一他谢绝我的约会,他总要说个理由。”既然如此,张大千决定自己行动,他找了一个姓赵的中国翻译,看准时机,电话直接打到毕加索府上,事情出人意料的顺利,毕加索约他第二天上午就见面,地点在法国南部一个小镇的陶器开幕式会场上。然而好事多磨,由于会场上过于拥挤,根本无法会见,张大千与毕加索差一点失之交臂。幸亏赵翻译身高力大,冲上去拉住毕加索责问,毕加索作了解释后,约他第二天中午到自己的别墅会面。

然而,张大千能够如此顺利地会见毕加索,实在是齐白石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就在一个月前,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先行访问过毕加索,画家张仃是团里成员之一,他将一套荣宝斋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册》送给了毕加索,使毕加索对中国画产生浓厚的兴趣,之后一直都在临摹。因此,正如张大千回忆的那样,落座甫定,毕加索就捧出五大本学习中国画的习作,全是学齐白石的,请他指正。张大千没想到,这位名扬世界的西画大师竟是中国画的爱好者,于是就向他讲了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用笔技巧,毛笔的工具性能,不求形似重写意等等,毕加索听得频频点头。接下来,轮到毕加索发话了,就是那段后来在中国艺术界广为流传、让中国画家振奋不已的话——毕加索开门见山问张大千:“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见张大千惊讶的样子,他解释道:“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只好说你太客气了,毕加索进一步强调:“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这番话仔细琢磨,颇有令人生疑的地方,毕加索尽可以赞美中国的艺术、日本的艺术、黑人的艺术,也不见得非要妄自菲薄,宣布“白种人根本无艺术”呀,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毕加索显然不是那种人。毕加索的原话果真是这么说的吗?人们很容易发出这样的疑问。遗憾的是这一切现在已无从证实,我们只能作这样合理的推想:作为一个个性强烈、对西方现代文明充满批判精神的艺术家,毕加索发出偏激之论并不奇怪,但说“白种人根本无艺术”这种话则不大可能,问题也许出在赵翻译,出于中国人的立场,赵翻译很可能无意中将毕加索的话作了曲译,张大千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引伸,于是毕加索对西方艺术的批判性话语,就变成了“白种人根本无艺术”。因为在张大千的意识中,他是很愿意听到这种话的,这正好符合他“万物皆备于我”的文化心态,因此而“感奋不已”。

张大千的回忆中,有一个花絮也值得一提:毕加索陪同张大千夫妇参观自己的古堡庄园时,一位画商在一旁恭候,带着几幅要求鉴别真伪的毕加索作品,毕加索随手递给张大千,请他代为鉴定,张大千看了几眼即分出真伪,令毕加索大为高兴,在一旁的画商更是惊得目瞪口呆。这个讲述同样令人生疑,张大千对毕加索的创作素无研究,对他的立体主义和魔术般的变形也不得要领,这从毕加索赠他们《西班牙牧神像》的过程上就可证实,此画变形剧烈,方形人头,大嘴嘻开,眼睛一大一小,鼻子歪在一边,满头蝌蚪似的须发。张大千这样讲述赠画的经过:“我们看毕加索的画册这段时间里,……翻到这幅画时,我当时无以名之,只觉得是鬼脸壳子,足见画得很怪,我太太忍不住要问:‘这张画是啥子哟?’毕加索说:‘画的是西班牙牧神。’否则我也不知道是西班牙牧神。外国人总是比较尊重女士们,他见我太太发问,总以为她对这幅画感兴趣罗,毕加索反问了一句,‘画得好不好?’我太太当然只有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结果嘛,他认为我们最欣赏这幅画,就把这幅画送给我们了。我太太还懊悔呢,她说早知道这样,我该挑一看来顺眼的再表示兴趣……”这证明,张大千对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确实不得要领,既然不懂,何以鉴定真伪?

从张大千的自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四太太徐雯波在这次会见起了重要的润滑作用。不妨设想:当身穿长衫、美髯飘胸的画家偕一位年轻貌美的东方佳人出现在毕加索眼前,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刺激和兴奋。西方本来有“女士优先”的风气,何况毕加索更是一个浪漫成性的人,一生绯闻无数。也许是这个原因,平时不轻易赠人作品的毕加索那天才一反常态,慷慨赠画给这对素味平生的中国夫妇。留客人共进午餐后,毕加索还亲自带领他们参观他的古堡庄园,那天张夫人带着照相机,一向不喜欢别人给自己拍照的毕加索,这次应张夫人的请求,爽快地答应了。他让张大千戴上一个马戏团小丑用的大鼻子,让张夫人斜戴一顶船形小帽,自己则拿一张报纸剪了三个孔蒙在脸上作面具,在众人的大笑声中,由赵翻译为他们合拍了一张“化妆照”。其时,花园中有一位等待毕加索接见的意大利画家,见此情景,凑上来想与毕加索合影,却遭毕加索拒绝,这位画家转而请求张夫人,终于如愿以偿,看在这位东方佳人的面上,毕加索同意与他合影,当然是由张夫人代劳。

拜访过毕加索之后,张大千回到巴黎,作一幅《双竹图》作为回礼寄给毕加索,在画上张大千这样题到:“毕加索老法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他这样解释送这幅画的原因:“因为我们在阅画谈画的时候,毕加索特别提出来问我,中国画的竹子怎么画法?我想他对我国画竹的笔法一定很有兴趣,所以我画了一幅竹子送他。”而“外国人学我们中国画不易学的,就是在下笔后墨分五色,互见层次的功夫。我绘赠毕加索的双竹图,右方一株竹,浓墨凸现,竹叶都是向上伸张的姿态,左方一竿竹,则是淡墨衬影,竹叶都是向下垂布的姿态,双竹之间不仅显出了距离,也更见了浓淡的层次。”与这幅画一起,张大千还送给毕加索一套汉代画像石拓片和几支精制的毛笔。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交往就此划上句号。此后毕加索的艺术动向与生活情况,都不在张大千的关注中,以至于十二年后张大千向记者讲述时,并不知道毕加索当年的情人杰克琳已成为毕加索夫人(杰克琳是毕加索的最后一位夫人,他们一九六一年正式结婚)。可见他对毕加索的了解,始终停留在那次拜访所获得的印象上。

尽管如此,张大千从不怀疑毕加索的艺术才能与艺术功力。六年以后,张大千重游巴黎,在义妹费曼尔经营的“大观园”餐馆里,见到了毕加索画的中国画《草上刀螂》。他后来这样写道:“这次我看到这幅画,我不敢说,比起六年前在毕加索家里看到他学的中国画进步,我却感觉到已经更加有中国画的神韵。我一向说我不懂西画,但我认为画无论中西,都是点、线构成的,不要说毕加索乱画,我们学画的人,由他几笔线条,就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功力。尽管有人批评毕加索标新立异,但艺术贵创造,他要有了深厚的造诣与功力之后,才能创新!”这是比较中肯的评判,符合张大千的胸怀。

张大千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数一数二的玩世大家,一方印章“游戏人生”,一副对联“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概括了他的一生。张大千游戏人生,游戏艺术,游戏爱情,达到纵心所欲挥洒自如的地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张大千将三幅中国古代名画(其中有顾闳中的《韩煕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低价卖给大陆,以此表明自己爱国。而据确凿的证据,张大千是在美国卖画到处碰壁之后,才将这几幅画卖给大陆的,那时朝鲜战争刚结束,美国政府禁止国内博物馆收购中国文物,而日本和港、台收藏家由于各自的原因,都不可能出高价收购名画。在这种情况下,张大千因急需用钱才委托香港中间人将画卖给大陆。而令人寒心的是,其中的《潇湘图》竟是假画,张大千临死前两个月在给友人谢稚柳的信中承认是膺品,明知其假还卖,这跟“爱国”二字就扯不上了。据陈传席《张大千卖画报国内幕》,后来美国政府的限制政策松动,张大千收藏的中国名画就不断地卖给美国各大博物馆,此后再也没见他将收藏品低价卖给过大陆。另据张仃先生回忆,一九五六年夏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时,见过张大千,张大千手里有一批中国古代名画,想卖给中国大陆,由于漫天要价未被接受。指出这些并非为了揭短,而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张大千这个人。确实,像张大千这样的玩世者是不可能将全部生命交付艺术的,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巨擘,这一点上他与毕加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目光如炬的傅雷,当年一眼就看穿张大千的伪,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大千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那却是顶级的第一流高手。他自己创作充基量只能窃取道济的一鳞半爪,或者从陈白阳、徐青藤、八大(尤其八大)那儿搬一些花卉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与他同辈的溥心畬,山水画虽然单薄,松散,荒率,花鸟的taste(趣味)却高出大千多多!一般修养亦非大千可比……”(《傅雷书简》,三联书店出版)联系这一切,考量张大千有关毕加索的“龙门阵”,事情就更清楚了。对于张大千来说,毕加索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个游戏的筹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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