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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诗刊》毛边本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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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刊》毛边本始末

--陈子善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在北京创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出版的第一种诗歌月刊,创刊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关于诗的一封信》(信的手迹用上等道林纸套色影印同期刊出),因此,“得到了热烈的反应”。据主编臧克家在《我与<诗刊>》中回忆,“《诗刊》创刊时,正在春节前夕,大街上排了长队,不是买年货而是买《诗刊》,这件盛事,成为文坛佳话”。副主编徐迟在《庆祝〈诗刊〉二十五周年》中说得更为具体生动:“新华社发消息;《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都转载《诗刊》上的诗词;王府井大街上的杂志门市部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买一本刊物而排起了这样长的长队,编辑部收到的来信堆如山积,都是各地买不到刊物的读者写来的信和汇来的款。”当时读者对诗歌的迷恋,对毛泽东诗词的敬爱,对《诗刊》的热情,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有意思的是,自创刊号起,《诗刊》有两种装帧样式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切边的报纸本,简称光边本,价三角;另一种是不切边的道林纸本,又称毛边本,价四角,内容则完全一致。《诗刊》创刊号首印五万零七百六十册,后来供不应求,又加印了五千册。现在还不知道光边本和毛边本各自印行了多少,只是可以肯定,毛边本的印数是可观的,因为它在读者中产生了不同的反响,引起了争议。
《诗刊》为什么要印行毛边本?创刊号“编后记”已作了明确的交代。“编后记”写得颇有气势,在强调“读者要求读到好诗,读到歌唱和反映生活的诗,精练的诗。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团结,鼓舞全国的诗人们来创作出优美的作品,以满足读者的渴望”之后,就提出了制作毛边本的理由:

《诗刊》的毛边装帧,也许需要稍作解释。抗战之前,流行过毛边的出版物。鲁迅主编的《莽原》、《奔流》,他著作的《呐喊》、《彷徨》初版,都是毛边的。我们觉得这种装帧是美观的。
这个解释真是言简意赅。既回顾了新文学毛边本的历史,又点出了鲁迅对毛边本的大力提倡。潜台词无非是要告诉读者,毛边本大有来历,是“五四”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新文学作品一种独特而又流行的装帧形式。我怀疑这段话乃至整个“编后记”都是出自徐迟之手,依据是《诗刊》毛边本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徐迟。

这有《诗刊》主编臧克家一九八四年六月在《我与<诗刊>》中的回忆为证:“《诗刊》创刊时,是道林纸印的,两种订装,其中一种是毛边的,这是徐迟同志出的主意,倒也别致。”《诗刊》编辑吴家瑾二○○五年五月接受关于《诗刊》创刊经过的访谈时的一段话也可作证:“刚创刊有毛边和切边的,毛边不切齐,倡议人是徐迟,他有很浪漫的个性。有人喜欢毛边,同时,这样装合订本方便。”
徐迟别出心裁地把《诗刊》印成毛边本是并不奇怪的。虽然他在新文坛崭露头角时已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毛边本的全盛期已过,他的著译也没有以毛边本的形式印行的。但他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五四”以后新文学出版物中,诗集的装帧最为丰富多样,争奇斗艳,不能说与诗人的主动追求无关)和对“美观”的高度自觉,因而对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毛边本装帧心向往之。

其实,在新文学作家中,徐迟是少数几位关注书籍装帧的名家之一。我们在茅盾、夏衍等新文学巨子的回忆录中是看不到对书籍装帧的探讨的,也许与他们所要回忆的文坛金戈铁马相比,这种形式主义的问题根本微不足道。但我在徐迟的《江南小镇》(新版改题《我的文学生涯》)中读到了。不但读到了,而且还发现徐迟讲究书籍装帧,有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他对廖冰兄为他的《美文集》设计的少女形象封面赞不绝口,认为他所有的著译中“没有其他任何一本书的封面,能赶得上这一本之美的。”

可惜的是,徐迟本人没有留下关于《诗刊》毛边本哪怕是片言只语的回忆。《诗刊》创刊二十五周年时,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纪念文,津津乐道于创刊号“幸福”地约到了毛泽东的诗词,这确是徐迟和臧克家们的了不起的功劳。但他对毛边本却只字不提,这可也是了不起的创意呢。至少,新中国的文学杂志以毛边本的形式出现,《诗刊》是第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

从创刊号起到一九五七年六月,《诗刊》还接连发表了艾青、冯至、萧三、甘永柏、南星、巴波、蔡其矫、吕亮耕、汪曾祺、孙大雨、郭小川、田间、汪静之、袁水拍、穆旦、杜运燮、陈梦家、闻捷等诗人的新作(译),又发表了张光年论郭沫若早期的诗、艾青评戴望舒的诗、陈梦家谈徐志摩的诗、沙鸥说艾青近年的诗,老舍《谈诗》等论文,活跃得很,丰富得很,大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正如徐迟后来所指出的:这一时期的《诗刊》“确实是六十年来所有的新诗刊物的传统的继承者和创新的集大成者”。

GetAttachment2.jpg与之相适应,《诗刊》毛边本也从创刊号起延续到了第六期。然而,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诗刊》第六期“编后记”再次谈到了毛边本,其时《诗刊》的印数已高达七万七千五百三十册:
形式方面,许多读者对毛边提了不同的意见,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现在,《诗刊》有两种版本。道林纸本是毛边的,不切,报纸本切边,任读者选购。毛边是便于在订合订本时,切一道边的。

显而易见,《诗刊》毛边本遭到了批评。事实上《诗刊》毛边本和光边本一直并行不悖,读者尽可各取所需。但毛边本还是不被理解,不受欢迎,必须再次作出解释。吴家瑾在回忆《诗刊》时也谈到了毛边本的尴尬处境:“但毛边维持不到半年,就有年轻人写信反映刊物内容好,但装订质量太差,不认可,于是统一为切边,切边是手工的,不像现在机械化。”

《诗刊》毛边本是维持了半年之久的。第六期仍有毛边本,而且从第六期的“编后记”可以看出,尽管有人反对,徐迟们仍在努力,企图延续毛边本的生命。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第六期是《诗刊》毛边本的最后一期,之后毛边本就无以为继了。一九五七年六月以后,“反右”进入了高潮,政治环境越来越严峻,《诗刊》前六期的作者中将近一半被打成了“大右派”,徐迟等已“泥菩萨过河”,再印行毛边本显然已完全不合时宜,鲁迅倡导的此时也已不再管用,不给你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趣味”的大帽子已是相当客气的了。

徐迟在《江南小镇》中回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参与编辑的《新诗》的“很强的阵容”、“蓬勃的气势”时,曾顺带提到了五十年代的《诗刊》:“半个世纪后,我协助编辑的《诗刊》,编辑的路子太狭窄,不尴不尬,根本不能比,关于这些,只好到了适当的时候再说了。”这“适当的时候”终于没有出现,徐迟至死都没把这“不尴不尬”和盘托出。但我相信,这“不尴不尬”应该包括《诗刊》毛边本的半途而废在内,这对认为毛边本装帧是“美观”的徐迟来说,一定是又一件莫大的遗憾。
《诗刊》毛边本的诞生和消失,在《诗刊》演变史上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按照法国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文学书刊的装帧与标题、副标题、扉页引言题词、序跋、插图等一起组成“副文本”,为“文本”(正文)提供一种氛围或视域,也为文本阅读提供一种导引。换言之,“副文本”参与了“文本”意义的构成。如果我们认同热奈特,那么追述《诗刊》毛边本的始末,探寻这种装帧样式与《诗刊》文本之间可能的紧张关系,就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别有意味了。

最后,需加说明的是,我收藏的《诗刊》第一至六期毛边本是今年刚刚举行了百岁诞辰纪念的戏剧家于伶的旧藏,除了第五、六期未裁外,前四期都已裁开,也就是说都被于伶翻阅过。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诗刊》第三期臧克家《在一九五六年诗歌战线上——序一九五六年〈诗选〉》一文首页有红笔眉批:“新诗,永远是一条歧途。怎样才能把新诗写好呢?我看,像这本所谓一九五六年诗选和这本三月号诗刊内的诗,只好做未来大诗人的垫脚石了。这里面是没有一首诗够得上称为诗的。可怜啊,这些‘时代之风’,只能让这些‘老爷’们自己去欣赏、去陶醉吧。这种梦呓般的诗和序,到底能够骗多少人呢?什么时候能出现这(一)首真正‘新诗’呢?我期待着。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一家之言,倒也干脆利落。是否出自于伶手笔,待考。

二○○七年七月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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