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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禾:忆吕同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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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同六先生

忆吕同六先生

---梁  禾


吕同六先生走了,没有喧响,没有哀怨,带着尊严,悄悄地永别了我们。他如此离去,是他一生治学为人的最终体现:默默耕耘,从善如流;虽成就显赫,对名誉功利,则淡而视之,清廉高洁。

深秋,柏林。噩耗传来,惊愕万分,悲痛之余,随之在内心泛起巨大的空洞感——心突然被抽去了底,自己的学术路途中突然失去了一位可敬的恩师。当时,正值我欲从柏林去意大利作短期学术访问,内心的悲哀和空洞因此而更加强烈。这因为:虽多年来我遥居美国,屡访欧洲,但每逢这类访学,在我的下意识里,总有吕先生的身影相佐;在意大利,我会见的学术界朋友同事,大都认识吕同六先生,所以一般我们会谈起他的近况,会互相转托向他问候。吕先生去世的消息,在我心里弥漫起一股阴霾,使我久久无法提笔与他道别。

我与吕同六先生并无太深的个人交往,我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围绕学术来延伸展开的。然而,在我们长达近四分之一世纪淡泊隽永的相处中,彼此间却得以建立起一份难得的信任与互敬。
八十年初,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读意大利语专业。那时我对文学,对意大利文学已经有了很深的爱好,在课余也看了当时的校园图书馆里能够借到的这方面的书,并很想继续专研下去。于是在沈萼梅教授的引荐下,我去拜见社科院外文所的吕同六教授。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烈日炎炎。我从魏公村坐汽车,穿越了大半个北京城,来到了建国门内大街上新盖的社科院大楼,吕先生的办公室在十一层一一七三室。楼里静悄悄的,大概人们都还在午休,吕先生等在那里。他身穿一件整洁的白衬衫,配浅色长西裤,戴一副细边金属框眼镜,整个形象清瘦而文质彬彬,是知识气很重的学者。他和蔼地招呼我坐下,给我倒水,然后开始问我的学习情况和专业兴趣等。我很快放松下来,搜肠刮肚地把自己读过的有分量的作家和著作倒出来,从诗到小说、散文,从但丁、彼特拉克,到列奥帕蒂、蒙塔来、萨巴,最后谈到了巴萨尼的《费拉拉的故事》,对巴萨尼叙述的伤感性和悲剧性,我更是发挥了一阵。吕先生坐在那里静静地听,很有耐心,仅偶尔插话,让我随便讲。他的普通话里带点南方口音,脸上老挂着和蔼的笑容。记得那天我还问了:“吕老师,您的名字是不是同于‘六君子’的意思?”开始他笑而不语,然后给我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和学术背景。他说自己原来学俄语,后来到列宁格勒大学学意大利文。说到夫人蔡蓉和小女时,他满脸温馨甜蜜,流露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幸福。那天我们聊得很热诚。之后,他从外文所的图书馆借了些意文著作让我带回去读,还约我替他正在主编的意大利文学选集翻译两个短篇小说。那便是我们师生关系的开始,我文学道路的初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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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3日意大利大使Bruni代表意大利总统授予吕同六教授“意大利共和国爵士勋章和证书”

从社科院大楼出来,在傍晚的炎热中,我背着一包沉重的书,融入熙攘喧闹的街市。外文所那一个个小隔间的办公室,里面修道院般的清苦气,吕先生的博学谦和,竟在我心里生出一片象牙塔里的清凉来。

不久,我翻译的那两篇小说就放在文集里出版了。我毕业了,从事跟意大利文学并不直接关联的工作。但这以后,吕先生继续让我翻译一些短作品,继续借给我专业书看,与我聊读后感,还经常邀请我参加他们外文所的有关活动。那段日子里,正是这样松散而不断的联系,维持了我与意大利文学的联系,支撑了我和文学的缘分。那时,我这样做并无什么具体的目的或目标,甚至连从事这个专业的设想也很少有。研读、翻译、评论、参加有关活动等,都是出于爱好,用的是自己的业余时间。回想起来,那就是真正的热诚,真正的投入,不期具体所获,而吕先生是点燃我这份热诚的灯烛。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吕先生郑重其事地约我去见他。见面后,他拿出一本很旧的意文书,是从外文所图书馆借来的。他把书放在我面前,说:他想约请我翻译皮兰德娄的著作《论幽默》。我受宠若惊,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但还是接下了。因为那时的我,除了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锐气,还因为对吕先生的敬重,有一种要报答他对我信任的愿望。

《论幽默》拿回家来,放在书桌上。这本边角破损、发黄的书,要把它转成中文版,需要无数个埋头伏案的日日夜夜。当时的条件,除了北外出的汉意词典外,基本上没有别的工具书或参考书,而原著中却充满了古今经典的旁征博引,所以那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凭着热情与虔诚,借着偶尔能够得到的意大利学者们帮助,我竟密密麻麻地,在纸上,一笔一字地译出了大半本书。可惜,那年我得到纽约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以及一份可观的奖学金,我要走了。然而,在“必须完成自己诺言”的冲动下,我决定带着译稿入学,一边学习一边译完它。我真的这么做了,把厚厚的译稿带到了纽约,而且还从校图书馆借来了《论幽默》的几个不同版本,试图继续译完。但现实很快向我指出这种冲动的不实际:在各种压力下,是不可能有时间做完这件事的。但怎么向吕先生交待?如何向他解释?我觉得理由再多,都无法替自己的半途而废开脱。最终,我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这项艰难任务,我请一位亲友代劳。据说,当时吕先生脸上出现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我从此对吕先生有了一份很重的内疚感,觉得欠着他一笔“学债”。但就我自己而言,这份未完成的作业,却引发了我研究皮兰德娄的浓厚兴趣,这以后,我对“皮学”的研读,使我认识了皮兰德娄对当代整个西方文学的深远影响,对此有了更深的领悟与理解。

显然,吕先生并不记我这一笔。我们的友谊与互敬一如既往。我每次回北京,只要有可能,都会与他见面或通电话。有一次,他听我在电话里讲是住在燕京饭店,马上说:“我来看你!”那时他的家已经搬到很远的东郊,让他从大老远赶来西区,有点不安。但我没说什么,因为与他谈话,对我总是受益匪浅。放下电话不久,我下楼,到大厅的酒吧座等着。等啊等,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都过了,等得连饭店的保安都开始对我警觉了,他还是没来。我连连去电话他家,他当然不在。终于,我突然意识到:他一定是把“燕京”听成“燕翔”了!果真如此,好个大书生!

吕先生也是诗人,他不仅对诗有着异常的敏感性与亲和力,他本人也有一颗诗样的灵魂。意大利灿烂的文化于是能够流入他的血管,充溢他的心灵,饱蘸他的笔墨。他为我翻译的《举烛人》作序,他写道:

走过鲜花广场,我耳边仿佛萦绕着布鲁诺那荡气回肠的诗句:我充满信心,向上翱翔,/ 晶莹的天穹再也不能把我阻拦。/  我冲破天穹,飞向无垠,/ 我穿越太以,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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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先生与意大利剧作家导演、演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在一起 1998年7月

我可以看到,吕先生在鲜花广场漫步,身处悠闲多彩的游人之中,四周是翩翩鸽群,地中海的温和,南欧的奔放,吕先生则沉浸在历史和文化的凝思之中,他说:“望着那平静的、如今似乎已不怎么起眼的广场,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我亦有过类似的经历。一九九六年秋,我读沙巴的诗来了灵感,就从佛罗伦萨坐火车去了沙巴的故乡地里亚斯特游访。从视觉上绚烂多姿的文艺复兴摇篮城,到这个边远的、位于欧洲三角区(意大利、奥地利、克罗地亚)中心的静默山城,从地中海沿岸,到亚得里亚海边,无论在地理风貌还是在传统习俗上,或是在政治文化上,差别都非常巨大。这些差别给我的印象之强烈,至今记忆犹新。于是写了诗文体游记《地里亚斯特之行》。强烈感受,是需要与他人交流的。在我心目中,当时最能理解我这些感受的,大概只有吕先生,我就把文字寄给他了。他不但欣赏我的散文,而且马上推荐在新华社的《环球》杂志上发表了,还要我继续多寄给他这类篇章。可以说,我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也是吕先生为我开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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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灵魂——意大利文学透视》

至于那笔学债,我终于有机会得以偿还。一九九六年底,我收到吕先生约请我翻译布鲁诺的剧作《举烛人》的来信,信中还有一份社科院文献出版社陆社长正式约请我翻译的公函。布鲁诺的著作自然比皮兰德娄的要晦涩艰难得多,但那时我已读完了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正在佛罗伦萨任美国的一个教学基地顾问,工作条件是好的。于是,义不容辞。一九九九年《举烛人》出版,九月里我应邀来北京参加意大利文学年会,那个初秋北京格外闷热,开会的第一天,他提一个大方口袋,里面装满了书,包底都快着地了。他在会场里进进出出,在外边大太阳底下,都提着那个大方口袋,那天直到会议结束,晚上散宴后,大家分手时,他才把那个包交给我,说:“里面的书《举烛人》,都是出版社赠送你的样本。”天哪,要早知道,岂能让您替我扛一整天的书!

吕先生埋头耕耘一辈子,著译作品卷轶浩瀚,成就显著,不愧是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的开路先锋。他却从来也没有陶醉在这些成就里。同行们更多了解的是:他如何吃力地组稿,不辞劳苦地在全国全世界物色人选译书写稿,增强业务阵容。他当社科院外文所业务所长后,更是如此。在他,这份官职只不过意味着要向他索取更多的付出罢了。他深深意识到国内这个专业研究实力的薄弱现状。那次他让我替他的译著《论家庭》写序,催得很紧。说起他的工作,电话里一再流露自己内心的压力与遗憾。那时我经常感慨:吕先生真是一头孜孜不倦的拓荒牛!幸而,在他去世的前,意大利总统特授予他荣誉勋章。当天我在美国得到消息,立刻给世界各地相关的朋友和同事们打电话通报,并用传真给他本人发去了贺词。然而,他在电话里面对我的兴奋,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一如既往的谦和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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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同六先生的著作:《寂寞是一座桥》

 二〇〇〇年,吕先生病后,我曾专门问过他的病状与治疗情况,也在国外留心这方面的资料。我对化疗是非常有想法的,也怕吕先生太吃苦。我反复对他说:化疗杀伤力太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手段。可是他,又显出那种平静和坦然:“没关系,我受得了。别人都觉得反应大,但我好像还可以。”他还尽量说得轻松。我知道,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住院接受这个痛苦疗程。在文质彬彬的清瘦外表下,他有一股超常的耐力与毅力,更有一份始终如一的尊严。

无疑,吕先生的去世,是中国意大利学术界和整个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大损失,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缺。在我,除了心里因此而产生的那个巨大空洞外,还因未能在吕先生离去之前,去最后探望他一次,遗憾万分。略可自慰的是:吕先生在离别之前,许是看到了编辑林敏女士给他寄去的,我译的《飞马的占卜》和它的阐释论著《驴的占卜》的中文版。愿这匹布鲁诺的“飞马”,驮载着吕先生的英魂,在我们理想的自由净界里,驰骋壮阔,翱翔无垠,奔向天国。

                       二○○六年六月,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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